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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源（筆名西瀅）：“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載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報副刊》〕 ●長虹（即高長虹）：“我是主張批評的……魯迅卻是主張罵，不相信道理。”“魯迅……不能持論。……那是被感情、地位、虛榮等所搖動了。”〔載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飆》第五期〕 ●陳源（筆名西瀅）：“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瀅閒話》〕 ●馮乃超：“魯迅這位老生……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只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怀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几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載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創刊號〕 ●錢杏 （筆名阿英）：“魯迅的創作，我們老實的說，沒有現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現代的，他的大部分創作的時代是早已過去了，而且遙遠了。”“魯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開《野草》一書便覺冷气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悶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運；不是殘忍的殺戮，就是社會的敵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毀滅；不是精神的殺戮，就是夢的崇拜；不是咒詛人類應該同歸于盡，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与野獸化……一切一切，都是引著青年走向死滅的道上，為跟著他走的青年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載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陽月刊》三月號〕“魯迅以革命自負，而竟仇視革命作家，純用冷譏熱嘲的口語來逞著豪興，沒有理論的根据，我們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條路。魯迅的這种思想不但錯誤，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難以猜測。”“魯迅……一种含血噴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載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們月刊》創刊號〕“我們真想不到被讀者稱為大作家的魯迅的政治思想是這樣的駭人！他完全變成個落伍者，沒有階級的認識也沒有革命的情緒。 ”〔錢杏 著《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一卷，（上海）泰東圖書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筆名）：“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們中國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訶德）————堂魯迅！”“我們中國的堂·吉訶德，不僅害了神經錯亂与夸大妄想諸症，而且同時還在‘醉眼陶然’；不僅見了風車要疑為神鬼，而且同時自己跌坐在虛构的神殿之上，在裝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載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創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實秋（即梁實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點恩惠。《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几份雜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几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錢我是想要的，因為沒有錢便無法維持生計。可是錢怎樣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 ×党去領盧布，這一套的本領，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許事實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經有可能領金鎊或盧布的資格了，但是我實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領去。關于這一點，真希望有經驗的人能啟發我的愚蒙。”〔載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華：“魯迅先生是文壇上的‘斗口’健將。”“不顧事理，來勢凶猛，那個便是魯迅先生的‘戰術’。”“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說他是在狂吠！”〔載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時代》〕 ●少离：“魯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魯迅翁加入托派的動机，主要的卻是被火一般的領袖欲所驅使著的。”〔載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會新聞》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机關，而每個內山書店的顧客，客觀上都成了內山的探伙，而我們的魯迅翁，當然是探伙的頭子了。”〔載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會新聞》七卷１６期〕 ●蘇雪林：“魯迅這個人在世的時候，便將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裝金，恨不得教全國人民都香花供養。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并非出于誠意，無非借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么‘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左派之企圖將魯迅造成教主，將魯迅印象打入全國青年腦筋，無非借此宣傳共產主義，醞釀將來反動勢力。”“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魯迅平生主張打落水狗，這是他极端褊狹心理的表現，誰都反對，現在魯迅死了，我來罵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魯党之怒以及整個文壇的攻擊，很想做個堂·吉訶德先生，首加魯迅偶像以一矛。魯迅在世時，盤踞上海文壇，气焰熏天，炙手可熱，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憤憤難平了。”〔載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濤》半月刊（漢口）第一期〕“魯迅的性格是怎樣呢？大家公認是陰賊、刻薄、气量褊狹、多疑善妒、复仇心堅韌強烈，領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載《傳記文學》） 此外，“文革”后直至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神州大地還不時傳來一些“罵魯 ”聲音。如有人說，“魯迅是罵人專家”、魯迅作品是“魯貨”，魯迅會“鬧地震”，是一塊“反動的老石頭”，是“烏煙瘴气鳥導師”，“誤人子弟”。于是，要与魯迅“斷裂”。最近，又從某大報听來另一類聲音：魯迅是學生的“公敵 ”，中學生最討厭最怨恨魯迅云云。 嗚呼，魯迅九泉有知，尚能“寬恕”否？！ （東君輯錄） 摘自：2000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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