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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首領”〔1〕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晒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于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里“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气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里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后來終于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并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于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几句話,后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后,即對于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于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据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气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几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种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挂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于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后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么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儿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于它的气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种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類。
  据我看來,其實并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么“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于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 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 《民報》廣告中稱作者的話。“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廣告”(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与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 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于“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里面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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