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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后，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晒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于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里“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气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于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里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 “徐丹甫先生在《學燈》里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么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了。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 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 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后來終于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并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于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里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几句話，后來看“現代派”的口風，仿佛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聲明：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后，即對于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于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据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認不辭，倒也有些闊气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几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种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挂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于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后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么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并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儿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几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梁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台，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于它的气味還未明了，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聲明，以免拖累。 至于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种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里面的目的地”〔8〕之類。 据我看來，其實并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么“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于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周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 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 《民報》廣告中稱作者的話。“不准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廣告”（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与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 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載有霉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于“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里面的目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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