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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沛 而且梅蘭芳還要到蘇聯去。 議論紛紛。我們的大畫家徐悲鴻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畫過松樹——也許是馬，〔２〕我記不真切了——國內就沒有談得這么起勁。這就可見梅蘭芳博士之在藝術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現代》的編輯室里也緊張起來。首座編輯施蟄存先生曰：“而且還要梅蘭芳去演《貴妃醉酒》呢！”（《現代》五卷五期。）要這么大叫，可見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別，是會令人疑心生了髒躁症的。次座編輯杜衡先生曰：“劇本鑒定的工作完畢，則不妨選几個最前進的戲先到莫斯科去宣傳為梅蘭芳先生‘轉變’后的個人的創作。……因為照例，到蘇聯去的藝術家，是無論如何應該事先表示一點‘轉變’的。”（《文藝畫報》創刊號。）這可冷靜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齊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緊來請幫忙——幫忙的幫忙。 但梅蘭芳先生卻正在說中國戲是象征主義，〔４〕劇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實倒是為藝術而藝術，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會“表示一點‘轉變’的”，目前還太早一點。他也許用別一個筆名，做一篇劇本，描寫一個知識階級，總是專為藝術，總是不問俗事，但到末了，他卻究竟還在革命這一方面。這就活動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這篇東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這一方面了嗎？ 但我不知道梅蘭芳博士可會自己做了文章，卻用別一個筆名，來稱贊自己的做戲；或者虛設一社，出些什么“戲劇年鑒”，親自作序，說自己是劇界的名人？〔５〕倘使沒有，那可是也不會玩這一手的。 倘不會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還是帶住罷，倘再“略論”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會說因為被批評家亂罵，害得他演不出好戲來。〔７〕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華日報·動向》。 〔２〕徐悲鴻于一九三四年五月應蘇聯對外文化事業委員會邀請，去蘇聯參加中國畫展覽會，曾在莫斯科中國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即席作畫。 〔３〕齊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陽人。當時北平國劇學會會長，曾為梅蘭芳編過劇本。杜衡在《文藝畫刊》創刊號（一九三四年十月）發表的《梅蘭芳到蘇聯去》一文中說：“我以為他（按指梅蘭芳）最先的急務，是應當找几位戲劇意識檢討專家來幫忙，或竟成立一個腳本改編委員會。這些工作，恐怕像齊如山先生他們未必能夠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報·剪影》載犁然的《在梅蘭芳馬連良程繼先葉盛蘭的歡宴席上》一文中，記錄梅蘭芳談話說：“中國舊戲原純是象征派的，跟寫實的話劇不同”。 〔５〕這些都是對杜衡等人的諷刺，參看本書《化名新法》。“戲劇年鑒”是影射杜衡、施蟄存合編的一九三二年《中國文藝年鑒》。〔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長篇小說《再亮些》，載一九三四年《現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單行本時改題為《叛徒》）。篇首《題解》引用歌德臨終時的話：“再亮些，再亮些！” 〔７〕這里也是對杜衡的諷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說左翼批評家“蠻橫”，使他們不得不“永遠地沉默，長期地擱筆”。參看《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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