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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1〕




  “公理戰胜”的牌坊〔2〕,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里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里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游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胜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夸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胜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3〕。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胜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制造的,然而敗于金,敗于元,敗于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里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岳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么?
  卻答道,“有天靈蓋”!〔4〕自宋以來,我們終于只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气,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胜。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5〕,怕中國更要复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气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并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為我相信,鴉片和扑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复了仇么?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夸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确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6〕現在就只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于“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于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党如蛇蝎,南京政府〔7〕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党的人,便親密的說道:
  “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8〕,一路的呵。”
  徐錫麟〔9〕刺殺恩銘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10〕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于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11〕之后,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于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并非將自己變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12〕的机運就成熟了。听說現在悟善社〔13〕里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14〕。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跡,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只一面對著太陽,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
  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15〕呀,……
  至于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16〕里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諡,現在鈔一點在這里,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歷朝大抵“以孝治天下”〔17〕。
  這一种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18〕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于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党頭上去了。那怎么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谷子》〔19〕,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么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复,不失其度”這一段里的一句“雖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种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谷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20〕的老師所作;
  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21〕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于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詐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里當寶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并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种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22〕就都是這“覆’“复”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儿。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23〕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24〕


  离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鐘熱度”〔25〕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26〕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鐘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种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于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么木蘭從軍,緹縈救父〔27〕,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气的瘟虫。對于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里,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种類。雖是特別种類,卻究竟是“束發小生”〔28〕,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游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机。倘若民眾并沒有可燃性,則火花只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几個人閒看,而終于毫不相干,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机,活擒番將,平定番邦么?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气的國度里,現象該不至于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于事后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体就難于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异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种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与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后”〔29〕。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后,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        ※         ※

  〔1〕本篇最初分三次發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莽原》周刊第十期、七月三日出版的十一期及同月十日出版的第十二期。
  〔2〕“公理戰胜”的牌坊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宣揚他們打敗了德、奧等同盟國是“公理戰胜強權”;那時戰胜國都立碑紀念,中國北洋政府因曾參加協約國一方,所以也在北京中央公園(即今中山公園)建立了“公理戰胜”的牌坊(一九五三年已將“公理戰胜”四字改為“保衛和平”)。
  〔3〕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英、法、美等帝國主義操縱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主權和“戰胜國”地位,非法決定讓日本帝國主義繼承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同年五四運動爆發,迫使當時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實際上是戰敗了”,是就巴黎和會侵犯我國主權這一情況而說的。
  〔4〕關于“天靈蓋”的諧謔,見宋代張知甫的《可書》:“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胜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
  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粘罕,即完顏宗翰,金軍統帥;
  韓少保,即韓世忠,南宋抗金名將。魯迅文中說的“四太子”是金太祖的第四子完顏宗弼,本名兀術;岳少保即岳飛。
  〔5〕“心上有杞天之慮” 楊蔭榆《對于暴烈學生之感言》中的話(參看本書《“碰壁”之后》及其注〔10〕)。這是掉弄成語“杞人憂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原來的故事見《列子·天瑞》:“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6〕秀才 按明、清科舉制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复試,再參加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就是秀才。監生,國子監生員的簡稱,國子監原是封建時代中央最高學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援例捐資取得監生名義,不一定在監讀書。
  〔7〕南京政府 指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8〕“草字頭” 一种隱語;因“革”字与“草”字的起頭相似,所以當時一般人稱革命党為“草字頭”。這里所說的“革命党”系指興中會、光复會、同盟會及其他一些反清革命組織。
  〔9〕徐錫麟(1873—1907) 字伯蓀,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團体光复會的重要成員。一九○七年,与秋瑾准備在浙皖兩省同時起義,七月六日,他以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身份為掩護,乘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之机,刺死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攻占軍械局,彈盡被捕,當日慘遭殺害。
  〔10〕陶成章(1878—1912) 字煥卿,別署會稽山人,浙江紹興人,清末革命家,光复會領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机分子陳英士派蔣介石暗殺于上海廣慈醫院。著有《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浙案紀略》及《催眠術講義》等。
  〔11〕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發動的討伐袁世凱的戰爭,結果失敗。因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稱二次革命。
  〔12〕“三教同源” “三教”指儒、釋、道。自東漢以后,這三家時有對抗和沖突,但往往也互相滲透。到了宋代,由于程顥、程頤、朱熹等理學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調和。這里所說“‘三教同源’的机運就成熟了”即指這种調和現象。
  〔13〕悟善社 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門組織。
  〔14〕孔子(前551—前479) 名丘,字仲尼,儒家創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創始人。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6),佛教創始人。耶穌基督(約前4—30),基督教創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謨哈默德(約570—632),通譯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創始人。
  〔15〕五世同堂 即五代同居。禮門、義宗,即所謂篤守禮義的門庭和宗族。在封建社會里,這些都被認為是可稱頌的事情。
  〔16〕《蕭曹遺筆》 清代竹林浪叟輯,共四卷。一种供訟師寫狀紙用的參考書,假托是漢代蕭何、曹參的著作。
  〔17〕“以孝治天下” 語見《孝經·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18〕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號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學者。他因為鼓吹并實際參加反對清政府的革命活動,曾被反動派毀謗為瘋癲。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對袁世凱等軍閥黑暗統治的言論,因此又曾被反動派毀謗為“章瘋子”。
  〔19〕《鬼谷子》 相傳為戰國時鬼谷子所著,實為后人偽托,共三卷。《飛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后因有所好,牽持緘束,不得轉移。”“雖覆能复”,据陶弘景注:“雖有覆敗,必能复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20〕蘇秦,張儀 戰國時縱橫家。蘇秦曾游說六國聯合抗拒秦國;張儀曾游說六國歸順秦國。据《史記》的《蘇秦列傳》和《張儀列傳》說,他們兩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學術”。
  〔21〕來鵠 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來鵠》條:“鵠,豫章人,咸通(按為唐懿宗年號)舉進士不第。”這里所引的話,見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鬼谷子》條:“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心僉猾之術,悉備于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
  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后,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22〕指當時各地軍閥的內戰。參看本書《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22〕。
  〔23〕“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這是漢代韓信稱頌劉邦的話。
  見《史記·淮陰侯傳》:“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24〕本節發表時沒有注明寫作時間,“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結集時補上的。
  〔25〕“五分鐘熱度” 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報》“勿忘國恥”欄發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說:“我不怕說一句犯眾怒的話:‘國恥紀念’這個名詞,不過靠‘義和團式’的愛國心而存在罷了!義和團式的愛國本質好不好另屬一問題。但他的功用之表現,當然是靠‘五分鐘熱度’,這种無理性的沖動能有持續性,我絕對不敢相信。”
  〔26〕湯爾和(1878—1940) 浙江杭縣(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抗日戰爭期間墮落為漢奸。關于五卅事件,他在《晨報》的“時論”欄發表《不善導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滿誣蔑群眾,取媚于英、日帝國主義的胡說;這里所引的侮辱愛國學生的話也見于該文:“前天某學校以跳舞會的名義來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訴他說是捐的次數太多了,家里沒有錢。來人說你們主人做過什么長,還會沒錢嗎?把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鐘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27〕木蘭從軍 見南北朝時的敘事詩《木蘭詩》。內容是說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出征十二年,立功還鄉。緹縈救父,見《史記·倉公傳》。緹縈是漢代淳于意(即倉公)的幼女,因父親犯罪,上書漢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贖罪。
  〔28〕“束發小生” 一九二五年,章士釗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而遭到反對,他在給段祺瑞的辭呈里說:“夫束發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長官之進退。形諸條件。”束發,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齡;章士釗說的“束發小生”卻含有輕視的意思,近似俗語“毛頭小子”。
  〔29〕韓非子 即韓非(約前280—前233),戰國時韓國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韓非子》二十卷,計五十五篇。《韓非子》中沒有“不恥最后”的話,在《淮南子·詮言訓》中有類似的記載:“馬由者不貧最先,不恐獨后;緩急調平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峞A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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