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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國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么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學〔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于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么，社會不是改進了么？并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并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這兩种魂：官魂和匪魂。這也并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里去，貪圖与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7〕，也愛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羡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万世一系的國度里，那時听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听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于舊歷正月間，當能与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卷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种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后，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11〕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后，學界里就官气彌漫，順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气，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13〕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說些什么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發表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今天到東城去教書，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學門口看見《現代評論》，那《閒話》里正議論著章士釗的《甲寅》，說‘也漸漸的有了生气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這么一來，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現在特地聲明：我原先是不過就一般而言，如果陳教授覺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彈。要我在‘至今還沒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陳源等輩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順我者“通”’的通字，卻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釗之曾稱陳源為‘通品’。別人的褒獎，本不應拿來譏笑本人，然而陳源現就用著‘土匪’的字樣。有一回的《閒話》（《現代評論》五十）道：‘我們中國的批評家實在太宏博了。他們……在地上找尋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据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于《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從此，我就以別人所說的‘東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樣，加于陳源之上了，這回是用了一個‘通’字；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于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并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于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但對于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先動手；而且也以文字為限，‘捏造事實’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長技，自信至今還不屑為。在馬弁們的眼里雖然是‘土匪’，然而‘盜亦有道’的。記起一件別的事來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時候，我也當作一個代表，因此很會見了几個前‘公理維持會’即‘女大后援會’中人。幸而他們倒并不將我捆送三貝子花園或運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沒有實行‘割席’，將板凳鋸開。終于‘學官’‘學匪’，都化為‘學丐’，同聚一堂，大討其欠賬，—— 自然是討不來。記得有一個洋鬼子說過：中國先是官國，后來是土匪國，將來是乞丐國。單就學界而論，似乎很有點上這軌道了。想來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義，來反對章士釗的罷。 一月二十五日東壁燈下寫。” 〔2〕《國魂》 國家主義派所辦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創刊，次年一月改為周刊。該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載有姜華的《學匪与學閥》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動北京的學生起來打倒馬裕藻一派的所謂“學匪”（按馬裕藻是當時反對章士釗、楊蔭榆的女師大教員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罵了章士釗几句。這里說到《京報副刊》，是因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該刊載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駁斥姜華的《國魂之學匪觀》一文。 〔3〕漢朝選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舉“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項辦法，因此社會上就產生了許多虛偽矯情的事情。《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圖》記郭巨埋儿的事說：“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万為兩，分与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遂得兼養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寶《搜神記》記丁蘭刻木的事說：“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与，不和不与。后鄰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學 亦稱道學，即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体系。當時那些理學家在服裝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書》記程頤的服裝說：“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絛。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 科舉考試文体之名。唐代考試制度，明經科以“帖經”試士。《文獻通考·選舉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后考生因帖經難記，就總括經文編成歌訣，叫帖括。后世因稱科舉應試的文章為帖括；這里是指清代的制義，即八股文。“且夫”、“然則”，是這一類文字中的濫調。 〔6〕源增 姓谷，山東文登人，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國民新報副刊》載有他翻譯的《帝國主義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文，這里的引文即見于該文的譯后記中。 〔7〕《雙官誥》 戲曲名。明代楊善之著有傳奇《雙官誥》。后來京劇中也有此劇，內容是：薛廣出外經商，訛傳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節撫養儿子薛倚。后來薛廣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還鄉，由此王春娥便得了雙重的官誥。 〔8〕《四杰村》 京劇名。故事出自清代無名氏著《綠牡丹》。 內容是：駱宏勳被歷城縣知縣賀世賴誣為強盜，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惡霸朱氏兄弟將囚車奪去，欲加殺害，幸為几個綠林好漢將他救出，并放火燒了四杰村。 〔9〕劉玄德 劉備（161—223），字玄德，涿郡涿縣（今屬河北）人，三國時在西蜀稱帝。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以他作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長篇小說《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東一帶農民起義的領袖。 〔10〕李景林 字芳岑，河北棗強人，奉系軍閥，曾任直隸督軍。 一九二五年冬，奉軍郭松齡倒戈与張作霖作戰，馮玉祥國民軍也乘机對李景林發動攻擊，占領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濟南收拾殘部，与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准備反攻。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就是這時發表的。 〔11〕“整頓學風”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通過了章士釗草擬的“整頓學風令”，并由執政府明令發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12〕順我者“通” 這是作者對章士釗、陳西瀅等人的諷刺。 參看本卷第5頁注〔4〕。 〔13〕“減膳”執政 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學生因章士釗禁止紀念“五七”國恥，于九日向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罷免章士釗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為進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辭職，并在辭呈中向段獻媚說：“釗誠舉措失當。眾怒齊攖。一人之禍福安危。自不足計。万一鈞座因而減膳。時局為之不宁。……釗有百身。亦何能贖。”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眾為反對關稅會議要求關稅自主舉行游行示威，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 〔15〕《甲寅》 指《甲寅》周刊。參看本卷第113頁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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