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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后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网，純洁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于三百多人〔2〕。這羅网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里大抵含著殺机，對于异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党”〔3〕，宣統年間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亂党”〔5〕，現在自然要用“共產党”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机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6〕。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7〕計，又大傳播共產党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將請愿者作共產党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党的首領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愿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党了罷。据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愿也還是暴動，做證据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怜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8〕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范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范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儿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后委員會〔9〕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10〕委員：一共空出九個“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于《京報》。〔12〕這种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里，是确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 ※ ※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報副刊》。 〔2〕應為二百多人。參看本卷第265頁注〔6〕。 〔3〕“康党” 指清末參加和贊同康有為等變法維新的人。 〔4〕“革党” 指參加和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人。 〔5〕“亂党” 一九一三年，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就把國民党作為“亂党”取締。 〔6〕深文周納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條文，陷人于罪。 〔7〕“整頓學風”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執政段祺瑞和總理賈德耀，侈談“整頓學風”。他胡說當時“學風日窳，士習日偷……現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竊以為中國之可慮者，不在內憂，不在外患，惟此邪說詖行，甚于洪水猛獸。” 請段祺瑞“設法抑制”。段祺瑞接到電報后，除令秘書長章士釗复電“嘉許”外，并將原電通知國務院，責成教育部會同軍警机關，切實整頓學風。去年的“整頓學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8〕通緝令 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徐謙等五人，胡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以共產党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徐謙等并著京內外一体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徐謙（1871—1940），字季龍，安徽歙縣人。李大釗（1889—1927），參看本卷第66頁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陽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長沙人。顧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員會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馮玉祥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后，北洋政府為辦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宮文物而設的机构。 〔10〕俄款委員會 即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蘇俄政府宣布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為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余數全用于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這里所說的三個委員，即李煜瀛、徐謙、顧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這是引用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里說：“在北京學界一年來的几次風潮中，一部分強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見，常常不為另一部分人所贊同，這一部分強有力者就加不贊成他們的人們一個‘捧章’的頭銜。然而這成了問題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許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個副刊小報的擁戴，為什么還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報》登載消息說：“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原注：即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均包括在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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