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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四月十八日的《華北日報》〔２〕，副刊上有鶴西先生的半篇《關于紅笑》的文章〔３〕。《關于紅笑》，我是有些注意的，因為自己曾經譯過几頁，那豫告，就登在初版的《域外小說集》〔４〕上，但后來沒有譯完，所以也沒有出版。不過也許是有些舊相識之故罷，至今有誰講到這本書，大抵總還喜歡看一看。可是看完這《關于紅笑》，卻令我大覺稀奇了，也不能不說几句話。為要頭緒分明，先將原文轉載些在下面——“昨天到蹇君家去，看見第二十卷第一號的《小說月報》，上邊有梅川君譯的《紅笑》，這部書，因為我和駿祥也譯過，所以禁不住要翻開看看，并且還想來說几句關于《紅笑》的話。 “自然，我不是要說梅川君不該譯《紅笑》，沒有這樣的理由也沒有這樣的權力。不過我對于梅川君的譯文有一點怀疑的地方，固然一個人原不該隨便地怀疑別個，但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過也許我底過慮是錯的，而且在梅川君看來也是意想不到的事，那么，這錯處就在我，而這篇文字也就只算辯明我自己沒有抄襲別人。現在我先講講事實的經過。 “《紅笑》，是我和駿祥，在去年暑假中一個多星期內赶完的，……赶完之后就給北新寄去。過了許久才接到小峰君十一月七日的信，說是因系兩人所譯，前后文不連貫，托石民君校閱，又說稿費在月底准可寄來。以后我一連寫了几封信去催問，均未得到回信，……所以年假中就將底稿尋出，又改譯了一遍。文气是重新順了一遍（特別是后半部），錯誤及不妥的地方一共改了几十處，交岐山書局印行。稿子才交出不久，卻接到小峰二月十九日的信，錢是寄來了，雖然被抹去一點零頭，因為稿子并未退回，所以支票我也暫時存著，沒有退去，以后小峰君又來信說，原書，譯稿都可退還，叫我將支票交給袁家驊先生。我回信說已照辦，并請將稿子退了回來。但如今，書和稿子，始終還沒有見面！ “這初次的譯稿，我不敢一定說梅川君曾經見過，雖然我想梅川君有見到的可能。自然梅川君不一定會用我們底譯文作藍本來翻譯，但是第一部的譯文，句法神情都很相似的這一點，不免使我有一點怀疑。因為原來我們底初譯是第一部比第二部流暢得多，同時梅川君的譯文也是第一部比第二部好些，而彼此神似的又就是這九個斷片。在未有更确切的證明時，我也不愿將抄襲這樣的字眼，加于別人底頭上，但我很希望對這點，梅川君能高興給一個答复。假如一切真是我想錯了呢，前邊已經說過，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并非抄襲的證明。” 文詞雖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卻很簡單的，就是：我們的將出版的譯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譯本，很相類似，而我曾將譯稿寄給北新書局過，你有見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襲我們的，假如不然，那么“這些話就作為我們就要出版的單行本并非抄襲的證明”。 其實是，照原文的論法，則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為“我們抄襲”你的了的，然而竟這么一來，化為神妙的“證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這些，僅要聲明几句話，對于兩方面——北新書局，尤其是小說月報社〔５〕——聲明几句話，因為這篇譯稿，是由我送到小說月報社去的。 梅川〔６〕君這部譯稿，也是去年暑假時候交給我的，要我介紹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壓下了。這樣壓著的稿件，現在還不少。直到十月，小說月報社擬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記得起來，据日本二葉亭四迷〔７〕的譯本改了二三十處，和我譯的《豎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紅笑》在北新書局吃苦，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鄉下，那當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鶴西先生的譯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為他和北新中人一個不認識，倘跑進北新編輯部去翻稿件，那罪狀是不止“抄襲”而已的。我卻是“可能”的，不過我從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沒有去過編輯部，這要請北新諸公諒察。 那么，為什么兩本的好處有些相像呢？我雖然沒有見過那一譯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誰的英譯，但想來，大約所据的是同一英譯，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譯，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鶴西先生們的譯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進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處就多起來了。 因為鶴西先生的譯本至今未出，所以也無從知道類似之度，究竟如何。倘僅有彼此神似之處，我以為那是因為同一原書的譯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經過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盡有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發制人，誣別人為“抄襲”，而且還要被誣者“給一個答复”，這真是“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則只要證明了梅川并無看見鶴西先生們的譯稿的“可能”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這點奇怪”的論法，嫌疑也總要在后出這一本了。 北平的日報，我不寄去，梅川是決不會看見的。我就先說几句，俟印出時一并寄去。大約這也就夠了，阿彌陀佛。四月二十日。 寫了上面這些話之后，又陸續看到《華北日報》副刊上《關于紅笑》的文章，其中舉了許多不通和誤譯之后，以這樣的一段作結：“此外或者還有些，但我想我們或許總要比梅川君錯得少點，而且也較為通順，好在是不是，我們底譯稿不久自可以證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話都多說了。因為鶴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實證明了他和梅川的兩本之不同。他的較好，而“抄襲”都成了“不通”和錯誤的較坏，豈非奇談？倘說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襲”了。倘說鶴西譯本原也是這樣地“不通”和錯誤的，那不是許多刻薄話，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總之，一篇《關于紅笑》的大文，只證明了焦躁的自己廣告和參看先出譯本，加以修正，而反誣別人為“抄襲”的苦心。這种手段，是中國翻譯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補記。 這一篇還未在《語絲》登出，就收到小說月報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華北日報》副刊，就是那一篇鶴西先生的《關于紅笑》。据說是北平寄來，給編輯先生的。我想，這大約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戲。倘使真的，蓋未免惡辣一點；同一著作有几种譯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訴。但一面說別人不通，自己卻通，別人錯多，自己錯少。而一面又要證明別人抄襲自己之作，則未免惡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頗歎紹介譯作之難于今為甚也。為刷清和報答起見，我确信我也有將這篇送給《小說月報》編輯先生，要求再在本書上發表的義務和權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譯《紅的笑》一書，最后一節是印入該書時所加。 《紅笑》，即《紅的笑》，俄國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說。梅川的譯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２〕《華北日報》國民党在華北地區的机關報。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創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鶴西即程侃聲，湖北人，當時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一些詩作。他的《關于紅笑》一文連載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華北日報》副刊。 〔４〕《域外小說集》魯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譯的外國短篇小說選集。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兩冊，共收十六篇，由日本東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小說月報》一九一○年（清宣統二年）七月創刊于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最初由惲鐵樵主編，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蘊章（西神）主編，成為禮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編，內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鄭振鐸主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鎮海人。魯迅在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時的學生，“朝花社”成員。 〔７〕二葉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原名長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譯家。著有長篇小說《浮云》、《面影》等。翻譯過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國作家的作品。 〔８〕《豎琴》蘇聯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說。卵傅囊胛目氷賾諞瘓哦�z拍*一月《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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