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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看見守常〔２〕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不知道他其時是否已是共產主義者。總之，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的同人中，雖然也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來，絕對的不是。 他的模樣是頗難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質，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這樣的商人，我在南邊沒有看見過，北京卻有的，是舊書店或箋紙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們槍擊徒手請愿的學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眾中，給一個兵抓住了，問他是何等樣人。答說是“做買賣的”。兵道：“那么，到這里來干什么？滾你的罷！”一推，他總算逃得了性命。 倘說教員，那時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終于被張作霖們害死了。 段將軍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個是我的學生，我實在很覺得一點痛楚；張將軍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頭沒有記錄，說不清楚了，但我所認識的只有一個守常先生。在廈門〔３〕知道了這消息之后，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胡子，藍布袍，黑馬褂，就時時出現在我的眼前，其間還隱約看見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這是我歷來的偏見：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這回听說在北平公然舉行了葬式〔４〕，計算起來，去被害的時候已經七年了。這是极應該的。我不知道他那時被將軍們所編排的罪狀，——大概總不外乎“危害民國”罷。然而僅在這短短的七年中，事實就鐵鑄一般的證明了斷送民國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釗，卻是殺戮了他的將軍！ 那么，公然下葬的寬典，該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報章上，又看見北平當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聞。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但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罷。倘其果然，則鐵鑄一般的反證，實在來得更加神速：看罷，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軍呢還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并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几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后來听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惊，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不幸對于遺文，我卻很難講什么話。因為所執的業，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卻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兵不必注意于造橋，炮兵無須分神于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所以現在所能說的，也不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起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魯迅謹記。 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關系的Ｇ書局出版。我誼不容辭，只得寫了這一點，不久，便在《濤聲》上登出來。但后來，听說那遺集稿子的有權者另托Ｃ書局〔５〕去印了，至今沒有出版，也許是暫時不會出版的罷，我雖然很后悔亂作題記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記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九日《濤聲》第二卷第三十一期。 李大釗的文稿經李樂光收集整理，其中三十篇于一九三三年輾轉交上海群眾圖書公司出版，題名《守常全集》，并約請魯迅作序，但在國民党統治下未能出版。一九三九年四月北新書局以“社會科學研究社”名義印出初版，但當即為租界當局沒收。一九四九年七月仍由北新書局重印出書，改名為《守常文集》上冊。 〔２〕守常李大釗（１８８９—１９２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馬克思列宁主義在中國最初的傳播者，中國共產党創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志編輯等。他積极領導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一直負責北方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他代表中國共產党与孫中山商談國共合作，在幫助孫中山确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改組國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二十八日与范鴻劼、路友于、譚祖堯、張挹蘭（女）等十九人同時遇害。 〔３〕這里應作“在廣州”。作者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离開廈門，十八日到達廣州。 〔４〕一九三三年四月，北平群眾在中國共產党的發動和領導下，為李大釗舉行公葬。四月二十三日由宣武門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途經西四牌樓時，國民党軍警特務即以“妨害治安”為名，禁止群眾送葬，并開槍射擊，送葬者有多人受傷，四十余人當場被捕。〔５〕Ｔ先生指曹聚仁。Ｇ書局，指群眾圖書公司。Ｃ書局，指商務印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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