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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ＮAＧｏｇｏｌ）和波蘭的顯克沃□□華Ｓｉｅ*睿耄椋澹鰨椋簦棊鍨玻病場Ｈ氈鏡模𡟜竅哪渴𨫢𣙙蛻栾竿狻玻場場回國以后，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４〕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准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５〕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閒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几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几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宁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Ｓｔｙｌｉｓｔ〔６〕。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听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几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种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气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构的宏大毀坏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极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８〕我以為這話是极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种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种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坏處說坏，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 〔２〕顯克微支（１８４６—１９１６）波蘭作家。作品主要反映波蘭農民的痛苦生活和波蘭人民反對异族侵略的斗爭。著有歷史小說三部曲《火与劍》、《洪流》、《伏洛竇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說《炭畫》等。〔３〕夏目漱石（１８６７—１９１６）日本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我是貓》、中篇小說《哥儿》等。森鷗外（１８６２—１９２２），日本小說家、文學評論家，著有小說《舞姬》等。 〔４〕會館指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５〕陳獨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為北京大學教授，《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中國共產党成立后任党的總書記，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推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革命遭到失敗；以后他成為取消主義者，并与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結，成立反党小組織，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党。“五四”時期，他在致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魯迅從事小說寫作，如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又八月二十二日信：“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６〕Ｓｔｙｌｉｓｔ英語：文体家。作者這里所指似為黎錦明。黎在《論体裁描寫与中國新文藝》（見《文學周報》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訂本）一文中說：“西歐的作家對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門徑，還竟有所謂体裁家（Ｓｔｙｌｉｓｔ）者。……我們的新文藝，除開魯迅葉紹鈞二三人的作品還可見到有体裁的修養外，其余大都似乎隨意的把它挂在筆頭上。” 〔７〕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指胡夢華。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攻擊汪靜之作的詩集《蕙的風》，認為其中某些情詩是“墮落輕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參看《熱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８〕這是東晉畫家顧愷之的話，見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巧藝》：“顧長康（按即顧愷之）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体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當時俗語：這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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