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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戲劇，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國戲劇的文章，有時也看一看。近來的中國戲是否象征主義，或中國戲里有無象征手法的問題，我是覺得很有趣味的。 伯鴻先生在《戲》周刊十一期（《中華日報》副刊）上，說起臉譜，承認了中國戲有時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黑表‘威猛’，藍表‘妖异’，金表‘神靈’之類，實与西洋的白表‘純洁清淨’，黑表‘悲哀’，紅表‘熱烈’，黃金色表‘光榮’和‘努力’”并無不同，這就是“色的象征”，雖然比較的單純，低級。〔２〕這似乎也很不錯，但再一想，卻又生了疑問，因為白表奸詐，紅表忠勇之類，是只以在臉上為限，一到別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詐，紅也不表示忠勇了。 對于中國戲劇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時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帶假面的，〔３〕這假面上，大約一定得表示出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這角色的臉相的規定。古代的假面和現在的打臉的關系，好像還沒有人研究過，假使有些關系，那么，“白表奸詐”之類，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類，卻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國古來就喜歡講“相人術”〔４〕，但自然和現在的“相面”不同，并非從气色上看出禍福來，而是所謂“誠于中，必形于外”〔５〕，要從臉相上辨別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們，也有這一种意見的，我們在現在，還常听到“看他樣子就不是好人”這一類話。這“樣子”的具体的表現，就是戲劇上的“臉譜”。富貴人全無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詐。紅表忠勇，是從關云長的“面如重棗”來的。“重棗”是怎樣的棗子，我不知道，要之，總是紅色的罷。在實際上，忠勇的人思想較為簡單，不會神經衰弱，面皮也容易發紅，倘使他要永遠中立，自稱“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時時痛苦，臉上一塊青，一塊白，終于顯出白鼻子來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戰場上馳驅，臉孔怎會不黑，擦著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戰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門一門的將人們分類，平民也在分類，我想，這“臉譜”，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漸議定的分類圖。不過平民的辨別，感受的力量，是沒有士君子那么細膩的。況且我們古時候戲台的搭法，又和羅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現倘不加重，他們就覺不到，看不清。這么一來，各類人物的臉譜，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畫化，甚而至于到得后來，弄得希奇古怪，和實際离得很遠，好像象征手法了。臉譜，當然自有它本身的意義的，但我總覺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時候，它更不過是一种贅疣，無須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別一种有意義的玩藝上，在現在，我卻以為還是很有興趣的。十月三十一日。 CC 〔１〕本篇在印入本書前未能發表，參看本書《附記》。〔２〕《戲》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發表伯鴻的《蘇聯為什么邀梅蘭芳去演戲（上）》一文，該文先引《申報》“讀書問答”欄《梅蘭芳与中國舊劇的前途（三）》文中的話說：“中國舊劇其取材大半是歷史上的傳說，其立論大体是‘勸善罰惡’的老套，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著以觀感的具体的符號來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認為最含有象征主義意味的臉譜，和那以馬鞭代馬的玩意儿，也只能說借以幫助觀眾對于劇情的理解，不能認為即是象征主義。”于是接著說：“這個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國舊戲是象征主義，同時否定了中國舊劇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詐’，紅表‘忠勇’……因為‘色的象征’，還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經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著……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過多是比較單純的低級的。” 〔３〕指南北朝時的歌舞戲《大面》。据《舊唐書·音樂志》載：“《大面》出于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４〕“相人術”《左傳》文公元年：“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又《漢書·藝文志》“形法”類著錄有《相人》一書。 〔５〕“誠于中，必形于外”語出《大學》：“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６〕古代羅馬劇場，中間為圓形表演場地，周圍環繞著台階式的觀眾席，近似現代的体育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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