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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构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里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2〕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3〕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蜡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么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扑落〔4〕,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后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5〕,講到鐵厂,后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厂里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机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么的。嗚呼,——這里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异時,還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庄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么,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于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确不過平舖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里面确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伙。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干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志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么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确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擠出來的〔6〕。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么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里,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7〕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傳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于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异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气。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8〕。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志,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种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采用,并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并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里只有几個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机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几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家伙,專用于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里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几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9〕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并非標新立异,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余閒,拉皮胡,唱《探母》〔10〕;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游,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并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厂或華資工厂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里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种“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种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11〕,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12〕,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胜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儿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今文八弊》中)〔13〕

  但是,這种“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后來上海的《小說月報》〔14〕,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种風气,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余波。但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几處有駐軍,几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15〕,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并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腊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16〕,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于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里來的——

  “此种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過后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确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17〕,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后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于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于民國的“勤工儉學”〔18〕。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19〕,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几篇劇本的,也有待于并不專攻英文的田漢〔20〕。這緣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琱腄A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豈是人哉!〔21〕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六月十日。

  CC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學》月刊第五卷第一號。

  〔2〕嚴又陵(1853—1921)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閩侯(今福州)人,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說及“定名之難”:“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3〕《世界文庫》鄭振鐸編輯,一九三五年五月創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每月發行一冊,內容分中國古典文學及外國名著翻譯兩部分。該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冊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庫》的總名改出單行本。魯迅所譯的《死魂靈》第一部在印單行本前曾連載于該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冊。

  〔4〕沙袋舊式電燈為調節燈頭懸挂高低而裝置的瓷瓶,內貯沙子,故俗稱沙袋。扑落,英語Plug的音譯,今稱插頭或插銷。〔5〕指略悉珂所作的《鐵的靜寂》。《一天的工作》,魯迅翻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內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譯,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6〕關于文章是擠出來的,作者曾在《華蓋集·并非閒話(三)》中說:“至于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并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里,送進什么‘藝術之宮’。”〔7〕上田進(1907—1947)日本翻譯家。曾將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多种譯成日文。

  〔8〕西崽舊時對西洋人雇用的中國男仆的蔑稱。林語堂在《人間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說:“(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時髦,生怕落伍,于是標新立异,競角摩登。……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与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說法雖乖,功效實同。……一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難言,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下面就緊接著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9〕“那摩溫”即英語Numberone的音譯,意為第一號,當時上海用以稱工頭。“土司”,即英語Toast的音譯,意為烤面包片。〔10〕《探母》即京劇《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楊家將故事。〔11〕“事大”服事大國的意思。語出《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12〕文素臣小說《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這里說他“崇華,抑夷”,是因為書中有關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寫。這書寫的是明代中葉的事,說他是“滿崽”,似有誤。

  〔13〕這一段引文見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隨行隨失,狗逐尾巴”一節中。

  〔14〕《小說月報》一九一○年創刊于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是刊載文言小說和舊詩詞筆記等,為“鴛鴦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號起,先后由沈雁冰、鄭振鐸主編,經過改革,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號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該刊第十二卷第十號曾出版“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增刊,刊有魯迅、沈雁冰等譯的波蘭、捷克等國的文學作品和介紹這些國家的文學情況的文章。〔15〕“花旗”舊時我國一些地方對美國的俗稱;“茄門”,英語German的音譯,通譯日耳曼,指德國。

  〔16〕《天方夜談》現譯《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間故事集。《堂·吉訶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長篇小說。〔17〕清同治元年(1862)在北京設立了培養譯員的學校,稱“京師同文館”,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設英文館,次年添設法文、俄文館,后又設德文、日文館。

  〔18〕“勤工儉學”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儉學會,號召青年到法國“勤勞作工,節儉求學”;當時赴法求學的人不少。該會于一九二一年停辦。

  〔19〕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他曾据別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譯歐美文學作品一百多种,英國的如司各德(WScott,1771—1832)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今譯《艾凡赫》),迭更斯(CDickens,1812—1870)的《塊肉余生述》(今譯《大衛·科波菲爾》),狄福(DDefoe,約1660—1731)的《魯濱孫飄流記》,斯惠夫特(JSwift,1667—1745)的《海外軒渠錄》(今譯《格列佛游記》)等。

  〔20〕田漢參看本卷第214頁注〔9〕。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羅蜜歐与朱麗葉》和《哈孟雷特》,由中華書局印行。〔21〕這則笑話見于清初石成金所著《傳家寶》的《笑得好》初集,題為《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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