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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會給實驗打破。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构想。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著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里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嚴又陵〔２〕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躕”，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世界文庫》〔３〕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蜡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么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扑落〔４〕，開關。但這是上海話，那后三個，在別處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講到鐵厂，后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厂里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机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么的。嗚呼，——這里只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不知是古今异時，還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庄子》和《文選》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來。沒有法子。“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覷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么，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于是“苦”字上頭。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确不過平舖直敘，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隱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里面确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伙。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干的：硬著頭皮譯下去。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志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么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號，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號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确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擠出來的〔６〕。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別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袖手坐著，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么來。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里，是只有這類事情的。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７〕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他以為諷刺傳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于解釋。我的意見卻兩樣的。只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將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异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气。其實世界上也不會有完全歸化的譯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從嚴辨別起來，它算不得翻譯。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力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丰姿，但這保存，卻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慣了。不過它原是洋鬼子，當然誰也看不慣，為比較的順眼起見，只能改換他的衣裳，卻不該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張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譯得不順口。只是文句的組織，無須科學理論似的精密了，就隨隨便便，但副詞的“地”字，卻還是使用的，因為我覺得現在看慣了這字的讀者已經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發見我的新職業了：做西崽〔８〕。 還是當作休息的翻雜志，這回是在《人間世》二十八期上遇見了林語堂先生的大文，摘錄會損精神，還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為‘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种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實是“地”字之類的采用，并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況且看上文的反問語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實際上也并不將“快來”改為“快地的來”，這僅是作者的虛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謂“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之例了。不過不切實，倘是“自稱摩登”的“今人”所說，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還住在故鄉，看了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們那里只有几個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難得遇見。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標本，雖不過“頗”，也夠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來竟到了上海，上海住著許多洋人，因此有著許多西崽，因此也給了我許多相見的机會；不但相見，我還得了和他們中的几位談天的光榮。不錯，他們懂洋話，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這是他們的吃飯家伙，專用于服事洋東家的，他們決不將洋辮子拖進中國話里來，自然更沒有搗亂中國文法的意思，有時也用几個音譯字，如“那摩溫”，“土司”〔９〕之類，但這也是向來用慣的話，并非標新立异，來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們倒是國粹家，一有余閒，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換華裝，間或請假出游，有錢的就是緞鞋綢衫子。不過要戴草帽，眼鏡也不用玳瑁邊的老樣式，倘用華洋的“門戶之見”看起來，這兩樣卻不免是缺點。 又倘使我要另找職業，能說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為我以為用工作換錢，西崽和華仆在人格上也并無高下，正如用勞力在外資工厂或華資工厂換得工資，或用學費在外國大學或中國大學取得資格，都沒有卑賤和清高之分一樣。西崽之可厭不在他的職業，而在他的“西崽相”。這里之所謂“相”，非說相貌，乃是“誠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著“形式”和“內容”而言。這“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于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勢力高于群華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還在洋人之下的群華人。租界上的中國巡捕，也常常有這一种“相”。 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這就是現在洋場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騎牆，因為他是流動的，較為“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三 由前所說，“西崽相”就該和他的職業有關了，但又不全和職業相關，一部份卻來自未有西崽以前的傳統。所以這一种相，有時是連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歷史上有過的，“自大”，事實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雖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卻又為實際上所常見——他足以傲視一切連“事大”也不配的人們。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眾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這標本。他是崇華，抑夷，其實卻是“滿崽”；古之“滿崽”，正猶今之“西崽”也。 所以雖是我們讀書人，自以為胜西崽遠甚，而洗伐未淨，說話一多，也常常會露出尾巴來的。再抄一段名文在這里——“……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歎女儿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學。”（《今文八弊》中）〔１３〕 但是，這种“新裝”的開始，想起來卻長久了，“紹介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宰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獻媚之心。后來上海的《小說月報》〔１４〕，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种風气，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脈的余波。但生長于民國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勢奴才，拜金崽子，當然更不會知道。但即使現在紹介波蘭詩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們就沒有“已經聞名”的文人嗎？況且“已經聞名”，是誰聞其“名”，又何從而“聞”的呢？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几處有駐軍，几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１５〕，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并未“已經聞名”而已。外國的文人，要在中國聞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夠的，他反要得到輕薄。 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腊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１６〕，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 對于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語堂先生的訓詞移到這里來的—— “此种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過后兩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來思去，不過“奴”得巧妙一點而已。中國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將來的文學倒較為有望。 但“已經聞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國卻确是不遇的。中國的立學校來學這四國語，為時已久〔１７〕，開初雖不過意在養成使館的譯員，但后來卻展開，盛大了。學德語盛于清末的改革軍操，學法語盛于民國的“勤工儉學”〔１８〕。學英語最早，一為了商務，二為了海軍，而學英語的人數也最多，為學英語而作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最多，由英語起家的學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軍不過將軍艦送人，紹介“已經聞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漢文的林紓〔１９〕，連紹介最大的“已經聞名”的莎士比亞的几篇劇本的，也有待于并不專攻英文的田漢〔２０〕。這緣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則不可了。 然而現在又到了“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國文人，將聞名于中國，英美法德的文風，竟還不能和他們的財力武力，深入現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沒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動手，但見山林映以電燈，語錄夾些洋話，“對于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時，這才來“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當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則曰不佞望洋而興歎，乙則曰汝輩何不潛心而探求。舊笑話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聞股肉可療，而自怕痛，執刀出門，執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謂曰，割股療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豈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說法雖乖，功效實同”，是好辯解。六月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學》月刊第五卷第一號。 〔２〕嚴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閩侯（今福州）人，清末啟蒙思想家、翻譯家。他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說及“定名之難”：“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３〕《世界文庫》鄭振鐸編輯，一九三五年五月創刊，上海生活書店發行，每月發行一冊，內容分中國古典文學及外國名著翻譯兩部分。該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冊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庫》的總名改出單行本。魯迅所譯的《死魂靈》第一部在印單行本前曾連載于該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冊。 〔４〕沙袋舊式電燈為調節燈頭懸挂高低而裝置的瓷瓶，內貯沙子，故俗稱沙袋。扑落，英語Ｐｌｕｇ的音譯，今稱插頭或插銷。〔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鐵的靜寂》。《一天的工作》，魯迅翻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內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譯，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６〕關于文章是擠出來的，作者曾在《華蓋集·并非閒話（三）》中說：“至于已經印過的那些，那是被擠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并非故意將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里，送進什么‘藝術之宮’。”〔７〕上田進（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譯家。曾將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多种譯成日文。 〔８〕西崽舊時對西洋人雇用的中國男仆的蔑稱。林語堂在《人間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說：“（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時髦，生怕落伍，于是標新立异，競角摩登。……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与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說法雖乖，功效實同。……一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難言，保得自身為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下面就緊接著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９〕“那摩溫”即英語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譯，意為第一號，當時上海用以稱工頭。“土司”，即英語Ｔｏａｓｔ的音譯，意為烤面包片。〔１０〕《探母》即京劇《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楊家將故事。〔１１〕“事大”服事大國的意思。語出《孟子·梁惠王》：“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１２〕文素臣小說《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這里說他“崇華，抑夷”，是因為書中有關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寫。這書寫的是明代中葉的事，說他是“滿崽”，似有誤。 〔１３〕這一段引文見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隨行隨失，狗逐尾巴”一節中。 〔１４〕《小說月報》一九一○年創刊于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內容是刊載文言小說和舊詩詞筆記等，為“鴛鴦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號起，先后由沈雁冰、鄭振鐸主編，經過改革，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陣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號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該刊第十二卷第十號曾出版“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增刊，刊有魯迅、沈雁冰等譯的波蘭、捷克等國的文學作品和介紹這些國家的文學情況的文章。〔１５〕“花旗”舊時我國一些地方對美國的俗稱；“茄門”，英語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譯，通譯日耳曼，指德國。 〔１６〕《天方夜談》現譯《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間故事集。《堂·吉訶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長篇小說。〔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設立了培養譯員的學校，稱“京師同文館”，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初設英文館，次年添設法文、俄文館，后又設德文、日文館。 〔１８〕“勤工儉學”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儉學會，號召青年到法國“勤勞作工，節儉求學”；當時赴法求學的人不少。該會于一九二一年停辦。 〔１９〕林紓（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他曾据別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譯歐美文學作品一百多种，英國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今譯《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塊肉余生述》（今譯《大衛·科波菲爾》），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約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魯濱孫飄流記》，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軒渠錄》（今譯《格列佛游記》）等。 〔２０〕田漢參看本卷第２１４頁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譯莎士比亞的劇本《羅蜜歐与朱麗葉》和《哈孟雷特》，由中華書局印行。〔２１〕這則笑話見于清初石成金所著《傳家寶》的《笑得好》初集，題為《割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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