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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气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采菊東篱下”，心境必須清幽閒适，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２〕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３〕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閒，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么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回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里有一段炯之〔４〕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种爭斗，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几年來的爭斗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与被罵的一古腦儿變成丑角，等于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种‘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气，‘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斗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种‘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這种斗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瑣碎方法，加以無怜憫，不節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斗爭’。）”云。 于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丑角，覺文壇之可怜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几年來”，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么“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只“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只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于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干之感。到這里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于相打〔５〕，他們并不都成為丑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６〕，終于不成為丑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７〕，現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怜”得很，誠然，但這不只是文壇可怜，也是時代可怜，而且這可怜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８〕；——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与被罵的一古腦儿變成丑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會有生人气？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這种‘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于“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于“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于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异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９〕抗戰。在現在這“可怜”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与愛，才能文。彼兌飛〔１０〕說得好： 我的愛并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著；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學》月刊第五卷第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隼。 〔２〕“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圣佩韋批評同時代消极浪漫主義詩人維尼的用語，后來用以比喻脫离現實生活的文藝家的小天地。 〔３〕“不隔”見王國維《人間詞話》：“間隔与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又：“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４〕炯之即沈從文。 〔５〕關于古典主義者与羅曼主義者相罵，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義劇作《歐那尼》在巴黎法蘭西劇院上演，觀眾中支持古典主義的頓足、起哄，擁護浪漫主義的則狂熱喝采，雙方的喧嚷聲混成一片，甚至引起斗毆。羅漫主義，今譯浪漫主義。〔６〕左拉（m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國作家。一八九四年，*太血統的法國軍官德萊孚斯被誣泄露軍事机密罪判處終身苦役。左拉于一八九七年對此案材料作了研究后，給法國總統佛爾寫了一封《我控訴》的公開信，為德萊孚斯辯護，控訴法國政府、法庭和總參謀部違反法律和侵犯人權，以致被控誹謗罪而逃亡倫敦。在這一事件中，法國報刊不斷刊載攻擊他的文字和漫畫。直至左拉死后四年（１９０６），該案終于真相大白，撤銷原判，德萊孚斯恢复軍職。〔７〕一八九五年馬奎斯指摘王爾德与其子艾爾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戀，道德敗坏。王爾德在道格拉斯的慫恿下，控告馬奎斯誹謗自己。因證据對王爾德不利，結果他被判兩年苦役，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入獄。出獄后流寓國外，死于巴黎。 〔８〕指新月社的人們。參看《三閒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９〕“死的說教者”參看本卷第５頁注〔６〕。〔１０〕彼兌飛即裴多菲，匈牙利詩人。這里所引是《我的愛——并不是……》一詩的最后兩節。魯迅曾譯有全文，發表于《語絲》周刊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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