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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這一本的編輯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著寫作的時候。凡在刊物上發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經過官廳的檢查,大約總不免有些刪削,不過我懶于一一校對,加上黑點為記了。只要看過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話。

  被全篇禁止的有兩篇:一篇是《什么是諷刺》,為文學社的《文學百題》〔1〕而作,印出來時,變了一個“缺”字;一篇是《從幫忙到扯淡》,為《文學論壇》而作,至今無蹤無影,連“缺”字也沒有了。

  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系,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么儿童年,婦女年〔2〕,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只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确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別人大約也和我一樣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學家做了檢查官的風傳,致使蘇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報》上發表了這樣的公開信:

  “《火炬》編輯先生大鑒:頃讀本月四日貴刊‘文學評論’專號,載署名聞問君的《文學雜談》一文,中有——‘据道路傳聞蘇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彈冠入××(照錄原文)會消息,可知文藝雖不受時空限制,卻頗受“大洋”限制了。’等語,聞之不胜憤慨。汶于近數年來,絕未加入任何會工作,并除以編輯《現代雜志》及賣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組織之分文薪金。所謂入××會云云,雖經×報謠傳,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態度公允見稱之貴刊,亦复信此讕言,披諸報端,則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為愛護貴刊起見,用特申函奉達,尚祈將原書賜登最近貴刊,以明真相是幸。專此敬頌

  編安。

  蘇汶(杜衡)謹上。十二月五日。”

  一來就說作者得了不正當的錢是近來文壇上的老例,我被人傳說拿著盧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這才將盧布說取消,換上了“親日”的更加新鮮的罪狀。我是一向不“為愛護貴刊起見”的,所以從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來越濫,竟謠到蘇汶先生頭上去了,可見謠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經驗說起來,檢查官之“愛護”“第三种人”,卻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寫的文章,有兩篇冒犯了他們,一篇被刪掉(《病后雜談之余》),一篇被禁止(《臉譜臆測》)了。也許還有類于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為“入××(照錄原文)會”〔3〕了罷。這真應該“不胜憤慨”,沒有受慣奚落的作家,是無怪其然的。

  然而在對于真的造謠,毫不為怪的社會里,對于真的收賄,也就毫不為怪。如果收賄會受制裁的社會,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賄的謠言的人們。所以用造謠來傷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報銷,在實際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寫的,現在自己譯出,并且對于中國的讀者,還有應該說明的地方——一,《活中國的姿態》的序文里,我在對于“支那通”加以譏刺,且說明日本人的喜歡結論,語意之間好像笑著他們的粗疏。然而這脾气是也有長處的,他們的急于尋求結論,是因為急于實行的緣故,我們不應該笑一笑就完。

  二,《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是在六月號的《改造》雜志上發表的,這時我們的“圣裔”,正在東京拜他們的祖宗,興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譯出,載于《雜文》〔4〕雜志第二號(七月),現在略加改定,轉錄在這里。

  三,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种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复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5〕。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

  四,《關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應三笠書房之托而作的,是寫給讀者看的紹介文,但我在這里,說明著被壓迫者對于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臨末我還要記念鎌田誠一君,他是內山書店的店員,很愛繪畫,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覽會,都是他獨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時候,則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屬,以及別的一批婦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鄉去世〔6〕,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寫的碑銘。雖在現在,一想到那時只是當作有趣的記載著我的被打被殺的新聞,以及為了八十塊錢,令我往返數次,終于不給的書店,我對于他,還是十分感愧的。

  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學,并聲明他們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無可置辯的,但也有一點誤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這些前進的青年,似乎誰都沒有注意到現在的對于言論的迫壓,也很是令人覺得詫异的。我以為要論作家的作品,必須兼想到周圍的情形。

  自然,這情形是极不容易明了的,因為倘一公開,作家要怕受難,書店就要防封門,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關,便可以感覺到這里面的一部份消息。現在我們先來回憶一下已往的公開的事情。也許還有讀者記得,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上,曾經登有一則這樣的新聞——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藝作品滬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電令、派員挨戶至各新書店、查禁書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牽涉書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經市党部審查准予發行、或內政部登記取得著作權、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業之恐慌、由新書業組織之中國著作人出版人聯合會集議,于二月二十五日推舉代表向市党部請愿結果、蒙市党部俯允轉呈中央、將各書重行審查、從輕發落、同日接中央复電、允予照准、惟各書店于复審期內、須將被禁各書、一律自動封存、不再發賣、茲將各書店被禁書目、分錄如次、店名書名譯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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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的誕生丁玲

  圣徒胡也頻

  新中國水丁玲

  華通別人的幸福胡也頻樂華黎明之前龔冰廬

  中學生中學生文藝辭典顧鳳城出版界不過是借書籍以貿利的人們,只問銷路,不管內容,存心“反動”的是很少的,所以這請愿頗有了好結果,為“体恤商艱”起見,竟解禁了三十七种,應加刪改,才准發行的是二十二种,其余的還是“禁止”和“暫緩發售”。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書目,見于《出版消息》〔8〕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國國民党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批答執字第一五九二號

  (呈為奉令禁毀大宗刊物附奉說明書懇請轉函中宣會重行審核從輕處置以恤商艱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業准

  中央宣傳委員會公函并決定辦法五項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种早經分別查禁有案應切實執行前令嚴予禁毀以絕流傳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三十种內容宣傳普羅文藝或挑撥階級斗爭或詆毀党國當局應予禁止發售三、浮士德与城等三十一种或系介紹普羅文學理論或系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确意識者頗有宣傳反動嫌疑在剿匪嚴重時期內應暫禁發售四、創造十年等二十二种內容間有詞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應刪改或抽去后方准發售五、圣徒等三十七种或系戀愛小說或系革命以前作品內容均尚無礙對于此三十七种書籍之禁令准予暫緩執行用特分別開列各項書名單函達查照轉飭遵照等由合仰該書店等遵照中央決定各點并單開各种刊物分別繳毀停售具報毋再延誤是為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發各項書名單一份”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常務委員吳醒亞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后查禁有案之書目(略)

  這樣子,大批禁毀書籍的案件總算告一段落,書店也不再開口了。

  然而還剩著困難的問題:書店是不能不陸續印行新書和雜志的,所以還是永遠有陸續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門的危險。這危險,首先于店主有虧,那就當然要有補救的辦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种風聞——真只是一种隱約的風聞——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編輯,開了一個會議,討論善后的方法。著重的是在新的書籍雜志出版,要怎樣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說這時就有一位雜志編輯先生某甲〔9〕,獻議先將原稿送給官廳,待到經過檢查,得了許可,這才付印。文字固然決不會“反動”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謂公私兼利。別的編輯們好像也無人反對,這提議完全通過了。散出的時候,某甲之友也是編輯先生的某乙,很感動的向或一書店代表道:“他犧牲了個人,總算保全了一种雜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約是以為這种獻策,頗于名譽有些損害的。其實這不過是神經衰弱的憂慮。即使沒有某甲先生的獻策,檢查書報是總要實行的,不過用了別一种緣由來開始,況且這獻策在當時,人們不敢縱談,報章不敢記載,大家都認某甲先生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須,誰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過交頭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譽無關。

  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志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著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并且保證著發賣的安全——不過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刪剩的東西,書店改名《拾零集》〔10〕,是經過檢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沒收。這种亂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現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許是還帶著一點私仇,因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學畢業生許紹棣〔11〕老爺之流,而當《語絲》登載攻擊复旦大學的來函時,我正是編輯,開罪不少。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也是浙江省党部發起的,但至今還沒有呈請發掘祖墳,總算党恩高厚。

  至于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時也刪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体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爭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刪,禁,刪,第三個禁,刪。我初到上海的時候,曾經看見一個西洋人從旅館里出來,几輛洋車便向他飛奔而去,他坐了一輛,走了。這時忽然來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車夫的頭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車上的照會。我知道這是車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為西洋人只有一個,當然只能坐一輛,他也并沒有爭。后來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訴我,說巡捕是每月總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懶惰,于飯碗頗有礙。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這么創作了。我以為審查官的有時審得古里古怪,總要在稿子上打几條紅杠子,恐怕也是這緣故。倘使真的這樣,那么,他們雖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訶夫選集”〔12〕做成“殘山剩水”,我也還是諒解的。

  這審查辦得很起勁,据報上說,官民一致滿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云——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會工作緊張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自在滬成立以來、迄今四閱月、審查各种雜志書籍、共計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員審查字、在十万以上、審查手續、异常迅速、雖洋洋巨著、至多不過二天、故出版界咸認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該會審查標准、如非對党對政府絕對顯明不利之文字、請其刪改外、余均一秉大公、無私毫偏袒、故數月來相安無事、過去出版界、因無審查机關、往往出書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審查會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發生矣、聞中央方面、以該會工作成績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組織、有增加內部工作人員計划、以便利審查工作云、如此善政,行了還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閒話皇帝》事件。大約是受了日本領事的警告罷,那雷厲風行的辦法,比對于“反動文字”還要嚴:立刻該報禁售,該社封門,編輯者杜重遠〔13〕已經自認該稿未經審查,判處徒刑,不准上訴的了,卻又革掉了七位審查官,一面又往書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舊書,牆壁上貼滿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顯出孤苦零丁模樣,据說: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傳部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不見了,拿了稿子,竟走投無路。

  那么,不是還我自由,飄飄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會以前,出版家倒還有一點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會而不見之后,卻真覺得有些搖搖擺擺。大抵的農民,都能夠自己過活,然而奧國和俄國解放農奴時,他們中的有些人,卻哭起來了,因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過活。況且我們的出版家并非單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獻策以前的狀態,又會扣留,查禁,封門,危險得很。而且除怕被指為“反動文字”以外,又得怕違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訓”成軟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擔,當局對于內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禮讓為國”,也急于“体恤商艱”,所以我想,自有“審查會”而又不見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現在的書報,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無過,除此之外,是依然會有先前一樣的危險,挨到木棍,撕去照會的。

  評論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評近三年來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我在這一年中,日報上并沒有投稿。凡是發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這是帶著枷鎖的跳舞,當然只足發笑的。但在我自己,卻是一個紀念,一年完了,過而存之,長長短短,共四十七篇〔1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寫訖。CC

  〔1〕《文學百題》參看本卷第324頁注〔1〕。該書原為百題,經國民党審查机關刪去二十六題;出版時被刪各題仍列入目錄,下注“闕”字。

  〔2〕婦女年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會和一些婦女團体為提倡國貨,定一九三四年為婦女國貨年,簡稱婦女年。〔3〕××會指國民党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4〕《雜文》文學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東京創刊。先后由杜宣、勃生編輯。國內由上海群眾雜志公司發行。至第三號被國民党政府查禁,第四號起改名《質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5〕陳源(1895—1973)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主要成員之一。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誣蔑魯迅說:“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据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又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閒話》中影射魯迅“整大本的剽竊”。參看《華蓋集續編·不是信》。

  〔6〕鎌田誠一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同年五月十七日魯迅日記:“午后聞鎌田政一(誠一)君于昨日病故,憶前年相助之誼,為之黯然。”〔7〕《暗云》一書已列入本書目的“光華”部分(見第455頁)。据《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所載,在“亞東”部分應補入“《愛的分野》蔣光慈”一种。

  〔8〕《出版消息》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創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上海樂華圖書公司編輯發行。〔9〕某甲指《現代》雜志編者施蟄存。參看魯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的信。

  〔10〕《拾零集》共收雜文十六篇,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該書封底印有“本書審查證審字五百五十九號”字樣。〔11〕許紹棣浙江臨海人。曾任國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務指導委員、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一九二八年八月,《語絲》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刊出馮珧(徐詩荃)的《談談复旦大學》一文,揭露該校內部的一些腐敗情形,出身該校的許紹棣于同年九月以國民党浙江省党務指導委員會名義禁止《語絲》在浙江發行。

  〔12〕“契訶夫選集”指魯迅翻譯的《坏孩子和別的奇聞》,一九三六年上海聯華書局出版。內收契訶夫早期的短篇小說八篇,其中七篇的譯文曾先在《譯文》月刊發表,但《波斯勳章》一篇,被國民党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禁止刊登。〔13〕杜重遠(1899—1943)遼宁開原人。曾任遼宁商務總會會長。“九一八”事變后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五年主編《新生》周刊,因《閒話皇帝》事件被判處徒刑一年又兩個月。〔14〕按本書除有題無文的《“題未定”草(四)》以外,共收雜文四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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