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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异,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夸大狂外,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2〕等說,也可說就是几分狂气,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3〕。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气!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于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种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极多,只須用mob〔4〕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种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于所生結果,則复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种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种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張之洞〔5〕的格言,以“中學為体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么?”〔6〕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惡驕人;至于口气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7〕。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胜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夸示于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坏,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LeBon〔8〕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万不能敵了。”我們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9〕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10〕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11〕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机,Le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于“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于“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12〕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于實際上發生出什么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气。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么? 〔1〕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署名迅。 〔2〕Nordau諾爾道(1849—1923),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國醫生,政論家、作家。著有政論《退化》、小說《感情的喜劇》等。 〔3〕“國民之敵”指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劇本《國民之敵》的主人公斯鐸曼一類人。斯鐸曼是一個熱心于公共衛生工作的溫泉浴場醫官。有一次他發現浴場礦泉里含有大量傳染病菌,建議把這個浴場加以改建。但市政當局和市民因怕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极力加以反對,最后把他革職,宣布他為“國民公敵”。 〔4〕mob英語:烏合之眾。 〔5〕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直隸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末大官僚,洋務派首領之一。“中學為体西學為用”,見他所著《勸學篇·設學》:“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体,西學為用,不使偏廢。”又在該書《會通》中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于經文,而必無悖于經義。” 〔6〕這里的“思想昏亂”“是我們民族所造成的”等話,是針對《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欄任鴻雋(即任叔永)致胡适信中的議論而發的,該信中有“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种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种昏亂种子,不但存在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所以我敢大膽宣言,若要中國好,除非人(疑“使”字之誤)中國人种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于极端,尚是未達一間呢!”等語。按任鴻雋,四川巴縣人,科學家。這里所引的話,是他為了反對當時錢玄同等關于要廢孔學、滅道教,驅除一般人幼稚、野蠻、頑固思想,必先廢滅漢字的論點而發的。 〔7〕牛二小說《水滸》中的人物。他以蠻橫無理的態度強迫揚志賣刀給他的故事,見該書第十二回《汴京城楊志賣刀》。 〔8〕G.LeBon勒朋(1841—1931),法國醫生和社會心理學家。他在所著《民族進化的心理定律》(即本文所說的《民族進化的心理》)一書的第一部第一章中說:“吾人應該視种族為一超越時間之永久物,此永久物之組成不單為基一時期內之构成他的活的個体,而也為其長期連續不斷的死者,即其祖先是也。欲了解种族之真義必將之同時伸長于過去与將來,死者較之生者是無限的更眾多,也是較之他們更強有力。他們統治著無意之巨大范圍,此無形的勢力啟示出智慧上与品性上之一切表現,乃是為其死者,較之為其生者更甚。在指導一民族,只有在他們身上才建筑起一個种族,一世紀過了又一世紀,他們造成了吾人之觀念与情感,所以也造成了吾人行為之一切動机。過去的人們不單將他們生理上之組織加于吾人,他們也將其思想加諸吾人;死者乃是生者惟一無辯論余地之主宰,吾人負擔著他們的過失之重擔,吾人接受著他們的德行之報酬。”(据張公表譯文,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版) 〔9〕道學又稱理學,是宋代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体系。它認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以維護腐朽的封建統治。 〔10〕陰陽五行原是我國古代一种具有朴素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自然觀。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質和“陰陽”的概念來解釋自然界的起源、發展和變化。后來儒家和道家將陰陽五行學說加以歪曲和神秘化,用來附會解釋王朝興替和社會變動以至人的命運,宣揚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 〔11〕打臉傳統戲曲演員按照“臉譜”勾畫花臉。“打把子”,傳統戲曲中的武打。當時《新青年》上曾對“打臉”、“打把子”的存廢問題,進行過討論。 〔12〕張獻忠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參看本卷第196頁注〔10〕。【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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