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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一九三二年的《魯迅譯著書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后的雜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确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据。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凶，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１〕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２〕這一個惡謚。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３〕，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并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极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离開廣東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５〕，太陽社〔６〕，“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說我不好，連并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余孽”或“沒落者”，后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８〕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９〕，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１０〕，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里。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１１〕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１２〕說，就是老譜里面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并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１３〕的痕跡，也沒有怀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胜于過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几聲，不過也沒有什么大幫助。 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几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几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里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１４〕，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惊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几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几种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１５〕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閒”，而且“有閒”還至于有三個，〔１６〕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１７〕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１８〕。編成而名之曰《三閒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 BB 〔１〕一二八戰爭時，作者住在臨近戰區的北四川路底，戰事發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三月十九日遷回原寓。〔２〕“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表《“不滿于現狀”，便怎樣呢？》一文，其中說：“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滿于現狀’，今天說這里有毛病，明天說那里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無窮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可作的樣子。” 〔３〕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從廣州到上海后，曾先后應邀在一些學校講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勞動大學作題為《關于智識階級》的講演，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十月二十八日在立達學園作題為《偉人的化石》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學作題為《革命文學》的講演，有蕭立記錄稿，發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聞報·學海》。十六日在光華大學講演，有洪紹統、郭子雄記錄稿，發表于《光華》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編者加題為《文學与社會》。十七日在大夏大學講演，題目和講稿未詳。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文藝与政治的歧途》的講演，后收入《集外集》。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灣复旦實驗中學作題為《老而不死論》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十日在大陸大學講演，題目、講稿未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离騷与反离騷》的講演，有郭博如記錄稿，發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親，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作題為《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的講演，后收入本書。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師范學院、同日晚間在第一師范學院講演，題目、講稿均未詳。 〔４〕廣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發生時，作者在中山大學擔任教職，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忿而辭去一切職務，于九月間离廣州去上海。 〔５〕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党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后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關于革命文學論爭，參看本卷第６６頁注〔１〕。 〔６〕太陽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學團体，主要成員有蔣光慈、錢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陽月刊》，提倡革命文學。一九三○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后，該社自行解散。關于太陽社和魯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論爭，參看本卷第６６頁注〔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体，約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胡适、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曾以詩社名義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綜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員曾因辦《現代評論》雜志而又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先是依附北洋軍閥，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轉而投靠國民党，同時鼓吹“英國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在文學上竭力攻擊革命文學運動。“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事件時，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稱現代評論派（后為新月派）的陳源等人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閒即是有錢”見《文化批判》第二號（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該文引用成仿吾說魯迅等是“有閒階級”的話之后說：“我們知道，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閒階級，就是有錢階級。”“沒落者”，見《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傳聞他（按指魯迅）近來頗購讀社會科學書籍，‘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問題’：他是真要做一個社會科學的忠實的學徒嗎？還是只涂抹彩色，粉飾自己的沒落呢？這后一條路是掩耳盜鈴式的行為，是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義者，見《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諦）！”按法西斯蒂，當時有人譯為棒喝主義。 〔９〕廖君即廖立峨，廣東興宁人。原為廈門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隨魯迅轉學中山大學。 〔１０〕《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后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該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擔任編輯。 〔１１〕《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均為李何林編輯，上海北新書局分別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間關于魯迅及其作品的評論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運動中各派的論爭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這是當時反動派對進步作家的誣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刊載的《解放中國文壇》中說，進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國主義的收買，受了蘇俄盧布的津貼”；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報《金鋼鑽報》刊載的《魯迅加盟左聯的動机》中說，“共產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盧布，在滬充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等等。 〔１３〕“殺，殺，殺”這是杜荃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說的話：“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這是這位‘老頭子’（按指魯迅）的哲學，于是乎而‘老頭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調子已經唱完》曾發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國民新聞·新時代》，后由許廣平編入《集外集拾遺》；又据《魯迅日記》，這篇講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講演是《無聲的中國》。〔１５〕蒲力汗諾夫（CAD艷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瀉號搗穎歡砉竃縉詰穆□慫賈饕謇礪奐遙*后來成為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的机會主義首領之一。《藝術論》，參看《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及其注〔１〕。 〔１６〕成仿吾筆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學評論家，創造社主要成員。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种“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并說：“這种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 〔１７〕鍛煉周納意思是羅織罪名，陷人于法。語出《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１８〕“刀筆”這里指刀筆吏（訟師）羅織人罪的手法。《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興的《駁甘人的“拉雜一篇”》中說魯迅“拿出他本來的刀筆，尖酸刻薄的冷誚熱罵”。作者在這里引用是給以反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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