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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三百頁上下的書，來描寫一百五十個真正的大眾，本來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滸》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將一百零八條好漢寫盡。本書作者的簡煉的方法，是從中選出代表來。 三個小隊長。農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礦工的代表是圖皤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點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張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師之后，十字架的銀鏈子會在他的腰帶上，臨行喝得爛醉，對隊員自謙為“豬一般的東西”。農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敵地，只坐在叢莽里吸煙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時候的到來。礦工木羅式加給以批評道—— “我和他們合不來，那些農人們，和他們合不來。…… 小气，陰气，沒有膽——毫無例外……都這樣！自己是什么也沒有。簡直像掃過的一樣！……”（第二部之第五章） 圖皤夫們可是大不相同了，規律既嚴，逃兵极少，因為他們不像農民，生根在土地上。雖然曾經散宿各處，召集時到得最晚，但后來卻“只有圖皤夫的小隊，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傷者弗洛羅夫臨死時，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類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礦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農民的木羅式加，缺點卻正屬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悶懊惱的時候，則又頗近于美諦克了。然而并不自覺。工兵剛卡連珂說—— “從我們的無論誰，人如果掘下去，在各人里，都會發見農民的，在各人里。總之，屬于這邊的什么，至多也不過沒有穿草鞋……”（二之五） 就將他所鄙薄的別人的坏處，指給他就是自己的坏處，以人為鑒，明白非常，是使人能夠反省的妙法，至少在農工相輕的時候，是极有意義的。然而木羅式加后來去作斥候，終于与美諦克不同，殉了他的職守了。 關于牧人美迭里札寫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斷，馬術，以及臨死的英雄底的行為。牧人出身的隊員，也沒有寫。另有一個寬袍大袖的細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時代和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對于外來的知識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學生美諦克了。他反對毒死病人，而并無更好的計謀，反對劫糧；而仍吃劫來的豬肉（因為肚子餓）。他以為別人都辦得不對，但自己也無辦法，也覺得自己不行，而別人卻更不行。于是這不行的他，也就成為高尚，成為孤獨了。那論法是這樣的—— “……我相信，我是一個不夠格的，不中用的隊員……我實在是什么也不會做，什么也不知道的……我在這里，和誰也合不來，誰也不幫助我，但這是我的錯處么？我用了直心腸對人，但我所遇見的卻是粗暴，對于我的玩笑，揶揄……現在我已經不相信人了，我知道，如果我再強些，人們就會听我，怕我的，因為在這里，誰也只向著這件事，誰也只想著這件事，就是裝滿自己的大肚子……我常常竟至于這樣地感到，假使他們万一在明天為科爾卻克〔3〕所帶領，他們便會和現在一樣地服侍他，和現在一樣地法外的凶殘地對人，然而我不能這樣，簡直不能這樣……”（二之五） 這其實就是美諦克入隊和逃走之際，都曾說過的“無論在那里做事，全都一樣”論，這時卻以為大惡，歸之別人了。 此外解剖，深切者尚多，從開始以至終篇，隨時可見。然而美諦克卻有時也自覺著這缺點的，當他和巴克拉諾夫同去偵察日本軍，在路上扳談了一些話之后—— “美諦克用了突然的熱心，開始來說明巴克拉諾夫的不進高中學校，并不算坏事情，倒是好。他在無意中，想使巴克拉諾夫相信自己雖然無教育，卻是怎樣一個善良，能干的人。但巴克拉諾夫卻不能在自己的無教育之中，看見這樣的价值，美諦克的更加复雜的判斷，也就全然不能為他所領0會了。他們之間，于是并不發生心心相印的交談。兩人策了馬，在長久的沉默中開快步前進。” （二之二） 但還有一個專門學校學生企什，他的自己不行，別人更不行的論法，是和美諦克一樣的—— “自然，我是生病，負傷的人，我是不耐煩做那樣麻煩的工作的，然而無論如何，我總該不會比小子還要坏——這無須夸口來說……”（二之一） 然而比美諦克更善于避免勞作，更善于追逐女人，也更苛于衡量人物了—— “唔，然而他（萊奮生）也是沒有什么了不得的學問的人呵，單是狡猾罷了。就在想將我們當作踏腳，來掙自己的地位。自然，您總以為他是很有勇气，很有才能的隊長罷。哼，豈有此理！——都是我們自己幻想的！ ……”（同上） 這兩人一相比較，便覺得美諦克還有純厚的地方。弗理契〔4〕《代序》中謂作者連寫美諦克，也令人感到有些愛護之處者，大約就為此。 萊奮生對于美諦克一流人物的感想，是這樣的—— “只在我們這里，在我們的地面上，几万万人從太古以來，活在寬緩的怠惰的太陽下，住在污穢和窮困中，用著洪水以前的木犁耕田，信著惡意而昏愚的上帝，只在這樣的地面上，這窮愚的部分中，才也能生長這种懶惰的，沒志气的人物，這不結子的空花……”（二之五） 但萊奮生本人，也正是一個知識分子——襲擊隊中的最有教養的人。本書里面只說起他先前是一個瘦弱的猶太小孩，曾經幫了他那終生夢想發財的父親賣舊貨，幼年時候，因為照相，要他凝視照相鏡，人們曾誆騙他說將有小鳥從中飛出，然而終于沒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這一類的欺人之談，也支付了許多經驗的代价。但大抵已經不能回憶，因為個人的私事，已為被稱為“先驅者萊奮生的萊奮生”的歷年積下的層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為“先驅者”的由來，卻可以确切地指出—— “在克服這些一切的缺陷的困窮中，就有著他自己的生活的根本底意義，倘若他那里沒有強大的，別的什么希望也不能比擬的，那對于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萊奮生便是一個別的人了。但當几万万人被逼得只好過著這樣原始的，可怜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同上） 這就使萊奮生必然底地和窮困的大眾聯結，而成為他們的先驅。人們也以為他除了來做隊長之外，更無适宜的位置了。但萊奮生深信著—— “驅使著這些人們者，決非單是自己保存的感情，乃是另外的，不下于此的重要的本能，借了這個，他們才將所忍耐著的一切，連死，都售給最后的目的……然而這本能之生活于人們中，是藏在他們的細小，平常的要求和顧慮下面的，這因為各人是要吃，要睡，而各人是孱弱的緣故。看起來，這些人們就好像擔任些平常的，細小的雜務，感覺自己的弱小，而將自己的最大的顧慮，則委之較強的人們似的。”（二之三） 萊奮生以“較強”者和這些大眾前行，他就于審慎周詳之外，還必須自專謀畫，藏匿感情，獲得信仰，甚至于當危急之際，還要施行權力了。為什么呢，因為其時是—— “大家都在怀著尊敬和恐怖對他看，——卻沒有同情。在這瞬間，他覺得自己是居部隊之上的敵對底的力，但他已經覺悟，竟要向那邊去，——他确信他的力是正當的。”（同上） 然而萊奮生不但有時動搖，有時失措，部隊也終于受日本軍和科爾卻克軍的圍擊，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說，是全部毀滅了。突圍之際，他還是因為受了巴克拉諾夫的暗示。這和現在世間通行的主角無不超絕，事業無不圓滿的小說一比較，實在是一部令人掃興的書。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靜待神人一般的先驅，君子一般的大眾者，其實就為了懲于世間有這樣的事實。美諦克初到農民隊的夏勒圖巴部下去的時候，也曾感到這一种幻滅的—— “周圍的人們，和從他奔放的想像所造成的，是全不相同的人物……”（一之二） 但作者即刻給以說明道—— “因此他們就并非書本上的人物，卻是真的活的人。” （同上） 然而雖然同是人們，同無神力，卻又非美諦克之所謂“都一樣”的。例如美諦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轉變，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頹唐，終至于無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賞鑒自己的孤獨了。萊奮生卻不這樣，他恐怕偶然也有這樣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萊奮生自己和美諦克相比較之際，曾漏出他极有意義的消息來—— “但是，我有時也曾是這樣，或者相像么？ “不，我是一個堅實的青年，比他堅實得多。我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到了許多事——這是全部的不同。”（二之五） 以上是譯完复看之后，留存下來的印象。遺漏的可說之點，自然還很不少的。因為文藝上和實踐上的寶玉，其中隨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襲的情形，非身歷者不能描寫，即開槍和調馬之術，書中但以烘托美諦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實際的經驗，決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筆的。更舉其較大者，則有以寥寥數語，評論日本軍的戰術云—— “他們從這田庄進向那田庄，一步一步都安排穩妥，側面布置著綿密的警備，伴著長久的停止，慢慢地進行。 在他們的動作的鐵一般固執之中，雖然慢，卻可以感到有自信的，有計算的，然而同時是盲目底的力量。”（二之二） 而和他們對抗的萊奮生的戰術，則在他訓練部隊時敘述出來—— “他總是不多說話的，但他恰如敲那又鈍又強的釘，以作永久之用的人一般，就只執拗地敲著一個處所。” （一之九） 于是他在部隊毀滅之后，一出森林，便看見打麥場上的遠人，要使他們很快地和他變成一气了。 作者法捷耶夫（Alexandr Alexandrovitch Fadeev）的事跡，除《自傳》中所有的之外，我一無所知。僅由英文譯文《毀滅》的小序中，知道他現在是無產者作家聯盟的裁決團体〔5〕的一員。 又，他的羅曼小說《烏兌格之最后》〔6〕，已經完成，日本將有譯本。 這一本書，原名《Razgrom》，義云“破滅”，或“潰散”，藏原惟人譯成日文，題為《坏滅》，我在春初譯載《萌芽》上面，改稱《潰滅》的，所据就是這一本；后來得到R．D．Char^ques的英文譯本和Verlag fur Literatur und Politik〔7〕出版的德文譯本，又參校了一遍，并將因為《萌芽》停版，放下未譯的第三部補完。后二种都已改名《十九人》，但其內容，則德日兩譯，几乎相同，而英譯本卻多獨异之處，三占從二，所以就很少采用了。 前面的三篇文章，《自傳》原是《文學的俄羅斯》所載，亦還君〔8〕從一九二八年印本譯出；藏原惟人的一篇〔9〕，原名《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登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前衛》〔10〕上，洛揚君〔11〕譯成華文的。這都從《萌芽》轉錄。弗理契（V．Fri－tche）的序文，則三种譯本上都沒有，朱杜二君特為從《羅曼雜志》所載的原文譯來。但音譯字在這里都已改為一律，引用的文章，也照我所譯的本文換過了。特此聲明，并表謝意。 卷頭的作者肖像，是拉迪諾夫（I．Radinov）畫的，已有佳作的定評。威綏斯拉夫崔夫（N．N．Vuysheslavtsev）〔12〕的插畫六幅，取自《羅曼雜志》中，和中國的“繡像”〔13〕頗相近，不算什么精采。但究竟總可以裨助一點閱者的興趣，所以也就印進去了。在這里還要感謝靖華君遠道見寄這些圖畫的盛意。 上海，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譯者。 ※ ※ ※ 〔1〕 《毀滅》 以蘇聯國內戰爭為題材的長篇小說。作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譯本于一九三一年譯畢。有兩种版本：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大江書舖版和同年十月上海三閒書屋版。在印行單行本之前，其第一部及第二部曾以《潰滅》為題，分期發表于《萌芽》月刊第一期至第五期及《新地》月刊第一本。 法捷耶夫，參看本卷第322頁注〔18〕。他曾長期擔任蘇聯作家協會的領導工作。除《毀滅》外，尚著有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最后一個烏兌格人》，文學論文集《三十年間》等。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一年，他曾對《毀滅》進行修改多次。 〔2〕 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一年上海三閒書屋出版的《毀滅》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3〕 科爾卻克（E．K．gTUhN]，1873—1920） 通譯高爾察克，蘇聯國內戰爭時期反革命頭目之一。十月革命后，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發動武裝叛亂，紅軍擊潰其所部后被捕處死。 〔4〕 弗理契（K．L．[HPhI，1870—1927） 蘇聯文藝評論家、文學史家。著作有《藝術社會學》、《二十世紀歐洲文學》等。 〔5〕 無產者作家聯盟的裁決團体 即無產階級作家協會評議委員會。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法捷耶夫是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6〕 《烏兌格之最后》 即《最后一個烏兌格人》，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未寫完。這里說“已經完成”，當指一九二九年在《十月》雜志上刊載的第一部分。 〔7〕 R．D．Charques 拉·德·加爾格，《毀滅》的英譯者。Verlag fur Literatur und Politik，德語：文學与政治出版社。 〔8〕 亦還君 未詳。 〔9〕 藏原惟人的一篇 指載于《毀滅》譯本卷首的《關于〈毀滅〉》。 〔10〕 《前衛》 日本發行的雜志，一九二二年一月創刊于東京。 〔11〕 洛揚 即馮雪峰。 〔12〕 拉迪諾夫（C．_NGPFTJ，1887—1967） 通譯拉季諾夫，蘇聯美術家、詩人。威綏斯拉夫崔夫（H．KRAIXUNJhIJ），蘇聯美術家。 〔13〕 繡像 舊時通俗小說書中人物的白描畫像。 關于這一本小說，本刊第二本上所譯載的藏原惟人的說明，〔2〕已經頗為清楚了。但當我譯完這第二部的上半時，還想寫几句在翻譯的進行中隨時發生的感想。 這几章是很緊要的，可以寶貴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換來的東西，非身經戰斗的戰士，不能寫出。 譬如，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美諦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舊；他在戰斗，但想安宁；他無法可想，然而反對無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無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鮮人的豬肉——為什么呢，因為他餓著！他對于巴克拉諾夫的未受教育的好處的見解，我以為是正确的，但這种复雜的意思，非身受了舊式的坏教育便不會知道的經驗，巴克拉諾夫也當然無從領悟。如此等等，他們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讀者倘于讀本書時，覺得美諦克大可同情，大可寬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點，于自己的這缺點不自覺，則對于當來的革命，也不會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關于襲擊團受白軍——日本軍及科爾卻克軍——的迫壓，攻擊，漸瀕危境時候的描寫。這時候，隊員對于隊長，顯些反抗，或冷淡模樣了，這是解体的前征。但當革命進行時，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穩，勢如破竹，便無所謂革命，無所謂戰斗。大眾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眾響應，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揚禮教，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變了“中華文物之邦”的一樣是烏托邦〔3〕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這“潰滅”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實際戰斗者獻給現代人們的大教訓。雖然有冷淡，有動搖，甚至于因為依賴，因為本能，而大家還是向目的前進，即使前途終于是“死亡”，但這“死”究竟已經失了個人底的意義，和大眾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們也因此終于是烏托邦主義者。 又其次，是他們當危急之際，毒死了弗洛羅夫，作者將這寫成了很動人的一幕。歐洲的有一些“文明人”，以為蠻族的殺害嬰孩和老人，是因為殘忍蠻野，沒有人心之故，但現在的實地考察的人類學者已經證明其誤了：他們的殺害，是因為食物所逼，強敵所逼，出于万不得已，兩相比較，与其委給虎狼，委之敵手，倒不如自己殺了去之較為妥當的緣故。 所以這殺害里，仍有“愛”存。本書的這一段，就將這情形描寫得非常顯豁（雖然也含自有自利的自己覺得“輕松”一點的分子在內）。西洋教士，常說中國人的“溺女”“溺嬰”，是由于殘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謬，其實，他們是因為万不得已：窮。前年我在一個學校里講演《老而不死論》〔4〕，所發揮的也是這意思，但一個青年革命文學家〔5〕將這胡亂記出，上加一段嘲笑的冒頭，投給日報登載出來的時候，卻將我的講演全然變了模樣了。 對于本期譯文的我的隨時的感想，大致如此，但說得太簡略，辭不達意之處還很多，只愿于讀者有一點幫助，就好。 倘要十分了解，恐怕就非實際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義，于社會有廣大的了解，更至少，則非研究唯物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不可了。 一九三○年二月八日，L。 ※ ※ ※ 〔1〕 本篇連同《毀滅》第二部第一至第三章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后未印入單行本。 〔2〕 指藏原惟人的《法兌耶夫的小說》（洛揚譯），刊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年二月一日）。后來印入《潰滅》時，改題為《關于〈毀滅〉》。 〔3〕 烏托邦 拉丁文 Utopia的音譯，源出希腊文，意為“無處”。英國湯姆士·莫爾（T．More，1478—1535）在一五一六年所作的小說《烏托邦》中，描述了一种稱作“烏托邦”的社會組織，寄托著作者的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由此“烏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義語。 〔4〕 《老而不死論》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魯迅在上海江灣复旦實驗中學的講演。講稿佚。 〔5〕 一個青年革命文學家 指當時复旦大學中文系學生葛世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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