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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后，即努力于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3〕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4〕。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厂”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后，誤以為革命近于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几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云：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5〕說： “對于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愿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6〕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7〕的編輯室里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8〕，“鍛冶厂”和“青年衛軍”的團員，离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厂”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准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9〕。”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与“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后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几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占。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現實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体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10〕，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獲，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与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收獲。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几多的變遷，各團体間有過爭斗，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后，則是戰斗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体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复興一种超階級的，自足的，价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系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擴張，以及從直接斗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占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价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于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著無關于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 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于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里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于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14〕。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几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里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后八篇中的兩篇〔15〕，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极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于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据的本子，也都寫在《后記》里，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并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 ※ ※ ※ 〔1〕 《一天的工作》 魯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列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內收畢力涅克的《苦蓬》、綏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鐵的靜寂》、聶維洛夫的《我要活》、瑪拉式庚的《工人》、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爾瑪諾夫的《革命的英雄們》、唆羅訶夫的《父親》、班菲洛夫和伊連珂夫合寫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等作品十篇。其中綏拉菲摩維支的兩篇為文尹（楊之華）譯。《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單行本前，曾分別發表于《東方雜志》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學月報》。 〔2〕 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3〕 無產者教化團 即“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蘇聯早期文化組織，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后，全國各大城市都設有分部，并出版定期刊物《無產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論和實踐上，他們都犯有錯誤，一九二○年列宁曾給予批評。一九三二年解散。 〔4〕 作家的大會 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在莫斯科舉行的作家大會，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個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 英古羅夫（C．cFb UTJ） 《在崗位上》派的文藝評論家。 這里引用的他的話，見于他作的《論損失》一文，載《在崗位上》雜志創刊號（一九二三年）上。 〔6〕 阿靈比亞 即奧林匹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話中諸神的住所，古希腊人視為神山。 〔7〕 《青年衛軍》 即《青年近衛軍》，文學藝術和通俗科學雜志，俄共青年團中央的机關刊物，一九二二年創刊于莫斯科，与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學團体“青年近衛軍”社有密切關系。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衛軍”社与“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參加“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協會”。 〔8〕 “十月團” 即“十月”社，蘇聯早期的文學團体，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屬“鍛冶場”社的馬雷希金，“青年近衛軍”社的培賽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參加團体的里別進斯基等。 〔9〕 柏拉圖一流的歡喜 指幻想或理想的快樂。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學家，著有《理想國》、《饗宴篇》等。 〔10〕 里培進斯基（1898—1959） 通譯里別進斯基，蘇聯作家。《一周間》，描寫內戰時期斗爭的小說，有蔣光慈譯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1〕 綏拉菲摩維支（1863—1949） 蘇聯作家。早期作品描寫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后，轉而以工人革命斗爭為主題。《鐵流》，描寫紅軍游擊隊与敵人斗爭的長篇小說，發表于一九二四年，有曹靖華譯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閒書屋出版，魯迅寫有《編校后記》，現收入《集外集拾遺》。 〔12〕 革拉特珂夫（1883—1958） 蘇聯作家，早年參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后參加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士敏土》（現譯《水泥》），描寫國內戰爭結束后工人階級為恢复生產而斗爭的長篇小說，發表于一九二五年，有董紹明、蔡詠裳合譯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13〕 《哈蒲》 伊凡諾夫發表于一九二五年的小說，描寫在西伯利亞獵狐的故事。 〔14〕 蘇聯作家的聯盟 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于改組文學藝術團体的決議》，后解散，成立“蘇聯作家協會”。 〔15〕 這里所說“首先的兩篇”，指《苦蓬》和《肥料》；“后八篇中的兩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后，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丑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并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于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計划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里海》發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2〕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后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于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于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于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后，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党，但至一九年這党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党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于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3〕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斗爭，而前者終于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于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听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于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于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后，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里的鄉下去，在農民里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后，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于是只得也求教于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4〕，勉強譯出，而于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于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于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后來當了皮革制造厂，机器制造厂，造船厂的工人，一面听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体，因此轉輾于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后，為無產者文學團体“鍛冶厂”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坏，死滅的工厂，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复興，格局与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后的情形，工人的對于复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系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与“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于農民的憎惡，也常見于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6〕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師范學校第二級卒業后，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7〕，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机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厂”，二二年冬，就以心髒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五年發表，此后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丰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8〕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說集里重譯出來的。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斗，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并不足令人詫异。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里說： “出于‘鍛冶厂’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坏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杰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著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于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著人生。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愿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著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洼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里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著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著，并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里，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只准他讀《圣經》和《使徒行傳》〔10〕等類的書： 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于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种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气，到處搗亂。 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里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 在這富農家里，做了四個月。后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舖子里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著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里找著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党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里有四十個憲兵駐扎著：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党，一直到現在。從一九○九年之后，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厂里的工頭。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斗。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宁。研究著他們的創作，我時常覺著一种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寫的東西——簡直一無价值……就不知道怎么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著，轉動著偉大的時代，我的同階級的人，在過去的几百年里是沉默著的，是受盡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卻已經在建設著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聲的表演自己的階級，干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藝術家之中，誰能夠廣泛的深刻的能干的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這個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暫時沒有這种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難受。” （瑪拉式庚自傳） 他在文學團体里，先是屬于“鍛冶厂”的，后即脫离，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寫一個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滅的經過的小說，曰《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异乎尋常的戀愛》，就卷起了一個大風暴，惹出种种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寫的是真實，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并無這樣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對于青年的中傷；還有折中論者，以為這些現象是實在的，然而不過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學校還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學生的絕對多數，都是愿意繼續的共同生活，“永續的戀愛關系”的。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對于這一類的文學，很說了許多不滿的話。 但這本書，日本卻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為《右側之月》，末后附著短篇四五篇。這里的《工人》，就從日本譯本中譯出，并非關于性的作品，也不是什么杰作，不過描寫列宁的几處，是仿佛妙手的速寫畫一樣，頗有神采的。還有一個不大會說俄國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為他原是生于喬具亞〔12〕（Georgia）——也即《鐵流》里所說起的克魯怎的。 綏拉菲摩維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鐵流》發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為偉大的無產文學的作者了。靖華所譯的《鐵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傳，為省紙墨汁，這里不多說罷。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從《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來的，都還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說得寫分明，現在就完全抄錄在下面：—— 綏拉菲摩維支是《鐵流》的作家，這是用不著介紹的了。可是，《鐵流》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十月之后；《鐵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后的題材了。中國的讀者，尤其是中國的作家，也許很愿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么樣寫的。是的！他們應當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于那些以為不必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作家，那我們本來沒有這种閒功夫來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會找著李完用〔15〕文集或者吉百林〔14〕小說集……去學習，學習那种特別的巧妙的修辭和布局。騙人，尤其是騙群眾，的确要有點儿本事！至于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群眾說話，他并且能夠說出群眾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當時——十月之前，應當有騙狗的本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么殘酷，當時的書報檢查是多么嚴厲，而他還能夠寫，自然并不能夠“暢所欲言”，然而寫始終能夠寫的，而且能夠寫出暴露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作品，能夠不斷的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 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這种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時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亞佐夫海邊報》〔15〕上。這個日報不過是頓河邊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的日報。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么呢？難道不是那种舊制度各方面的罪惡的一幅畫像！這里沒有“英雄”，沒有標語，沒有鼓動，沒有“文明戲”〔16〕里的演說草稿。 但是，…… 這篇小說的題材是真實的事實，是諾沃赤爾卡斯克城里的藥房學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爾蓋，在一千八百九十几年的時候，正在這地方當藥房的學徒，他親身受到一切种种的剝削。謝爾蓋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親死了之后，他就不能夠再讀書，中學都沒有畢業，就到處找事做，換過好几种職業，當過水手；后來還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幫助，方才考進了藥房，要想熬到制藥師副手的資格。后來，綏拉菲摩維支幫助他在郭鐵爾尼珂華站上自己開辦了一個農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時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這地方收集了材料，寫了他那第一篇長篇小說：《曠野里的城市》〔17〕。 范易嘉〔18〕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爾瑪諾夫（Dmitriy Furmanov）〔18〕的自傳里沒有說明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歲就開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20〕，萊德，倍恩，陀爾〔21〕等類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進過商業學校，又在吉納史馬畢業了實科學校〔22〕。 后來進了墨斯科大學，一九一五年在文科畢業，可是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在那一年當了軍醫里的看護士，被派到“土耳其戰線”，到了高加索，波斯邊境，又到過西伯利亞，到過“西部戰線”和“西南戰線”……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學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之后，他熱烈的參加。他那時候是社會革命党的极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23〕。 “只有火焰似的熱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后來，又成了無政府派，當時覺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無治主義的炸彈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么都自由！” “而實際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后，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爾塞維克党。孚龍茲（Frunze，〔24〕是托羅茨基免職之后第一任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對于我的這個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几次談話把我的最后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都扑滅了。”（自傳） 不久，他就當了省党部的書記，做當地省政府的委員，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后來，同著孚龍茲的隊伍參加國內戰爭，當了查葩耶夫〔25〕第二十五師的党代表，土耳其斯坦戰線的政治部主任，古班〔26〕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軍區域里去做工作，當了“赤色陸戰隊”的党代表，那所謂“陸戰隊”的司令就是《鐵流》里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這里，他腳上中了槍彈。他因為革命戰爭里的功勞，得了紅旗勳章〔27〕。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開然寫文章，登載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報章雜志上。一九二一年國內戰爭結束之后，他到了墨斯科，就開始寫小說。出版了《赤色陸戰隊》，《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亂》〔28〕出版（中文譯本改做《克服》），這是講一九二○年夏天謝米列赤伊地方的國內戰爭的。謝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國舊書里，有譯做“七河地”的，這是七條河的流域的總名稱。 從一九二一年之后，孚爾瑪諾夫才完全做文學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著一把劍和一本書；銘很簡單，是：特密忒黎·孚爾瑪諾夫，共產主義者，戰士，文人。 孚爾瑪諾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亂》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縮本）一九二六年。 《斗爭的道路》小說集。 《海岸》（關于高加索的“報告”）一九二六年。 《最后几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几天》“報告”和小說集，一九二六年。 《盲詩人》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孚爾瑪諾夫文集》四卷。 《市儈雜記》一九二七年。 《飛行家薩諾夫》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這里的一篇《英雄們》，是從斐檀斯的譯本（D．Fourma－now︰Die roten Helden，deutsch Von A．Videns，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Berlin 1928）〔29〕重譯的，也許就是《赤色陸戰隊》〔30〕。所記的是用一支奇兵，將白軍的大隊打退，其中似乎還有些傳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歷和心得之談，即如由出發以至登陸這一段，就是給高談專門家和嘮叨主義者的一個大教訓。 將“Helden”譯作“英雄們”，是有點流弊的，因為容易和中國舊來的所謂“顯英雄”的“英雄”相混，這里其實不過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意思。譯作“別動隊”的，原文是“Dessert”，源出法文，意云“追加”，也可以引伸為飯后的點心，書籍的附錄，本不是軍用語。這里稱郭甫久鶴的一隊為“rote Dessert”〔31〕，恐怕是一個諢號，應該譯作“紅點心”的，是并非正式軍隊，它的前去攻打敵人，不過給吃一點點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為單是猜想，不能确定，所以這里就姑且譯作中國人所較為听慣的，也非正裝軍隊的“別動隊”了。 唆羅訶夫（Michail Sholochov）〔32〕以一九○五年生于頓州〔33〕。父親是雜貨，家畜和木材商人，后來還做了机器磨坊的經理。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曾孫女，那時她帶了她的六歲的小儿子——就是唆羅訶夫的祖父——作為俘虜，從哥薩克〔34〕移到頓州來的。唆羅訶夫在墨斯科時，進了小學，在伏羅內希時，進了中學，但沒有畢業，因為他們為了侵進來的德國軍隊，避到頓州方面去了。在這地方，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戰，一九二二年，他曾參加了對于那時還使頓州不安的馬賊的戰斗。到十六歲，他便做了統計家，后來是扶養委員。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戰為材料的小說《靜靜的頓河》，到現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國有賀非〔35〕譯本。 《父親》從《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36〕中翻來，原譯者是斯忒拉綏爾（Nadja Strasser）；所描寫的也是內戰時代，一個哥薩克老人的處境非常之難，為了小儿女而殺較長的兩男，但又為小儿女所憎恨的悲劇。和果戈理，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哥薩克，已經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見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時出現的人物。契訶夫寫到農民的短篇，也有近于這一類的東西。 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37〕生于一八九六年，是一個貧農的儿子，九歲時就給人去牧羊，后來做了店舖的伙計。 他是共產党員，十月革命后，大為党和政府而從事于活動，一面創作著出色的小說。最优秀的作品，是描寫貧農們為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的斗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歐美諸國几乎都有譯本了。 關于伊連珂夫（V．Ilienkov）〔38〕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 只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學》（Literatur der Weltrevo－t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說他是全俄無產作家同盟（拉普）〔39〕中的一人，也是一個描寫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好手。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畫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到兩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個工厂已經完成了。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面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獲胜的集團，工厂，以及共同經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太林格拉特〔40〕，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日本的蘇維埃事情研究會所編譯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叢書》第一輯《沖擊隊》（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這一种“報告文學”在里面。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就從那里重譯出來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設者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關系，煉造枯煤和建筑枯煤爐的方法，耐火磚的种類，競賽的情形，監督和指導的要訣。种种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這實在不只是“報告文學”的好標本，而是實際的知識和工作的簡要的教科書了。 但這也許不适宜于中國的若干的讀者，因為倘不知道一點地質，煉煤，開礦的大略，讀起來是很無興味的。但在蘇聯卻又作別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所以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讀物。 由此更可見社會一异，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為什么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么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 《文學月報》〔41〕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應君所譯的同一的文章〔42〕，但比這里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關于稷林的故事。我想，這大約是原本本有兩种，并非原譯者有所增減，而他的譯本，是出于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譯本來，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沖擊隊》里的一本。因為詳的一本，雖然興味較多，而因此又掩蓋了緊要的處所，簡的一本則脈絡分明，但讀起來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層的。有心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國有兩种不同的譯本，決不會是一种多事的徒勞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處。例如這里的“他講話，總仿佛手上有著細索子，將這連結著的一樣。”周譯本作“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像他銜了甚么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它咬著一樣。”這里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周譯本作“他常常惊醒來了，或者更正确地說，從桌上抬起頭來了。”想起情理來，都應該是后一譯不錯的，但為了免得雜亂起見，我都不据以改正。 從描寫內戰時代的《父親》，一跳就到了建設時代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這之間的間隔實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沒有別的好法子。因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補這空虛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雖然還有几篇，卻又是不能紹介，或不宜紹介的。幸而中國已經有了几种長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彌縫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編者。 ※ ※ ※ 〔1〕 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2〕 《海外文學新選》 一种介紹外國文學的叢書，日本東京新潮社出版。 〔3〕 穆木天（1900—1971） 吉林伊通人，詩人、翻譯家。曾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譯的《維里尼亞》，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書上未署作者名。 〔4〕 M君 當指增田涉（1903—1977）。“增田”的拉丁字母拼音是Masuda，他是島根縣八束郡惠曇村人，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家。 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時曾常去魯迅家商談《中國小說史略》翻譯的事。著有《魯迅的印象》、《中國文學史研究》等。 〔5〕 略悉珂（H．H．CBO]T，1884—1953） 通譯里亞希柯，蘇聯作家，“鍛冶場”的領導人之一。著有《熔鐵爐》（即文中所說的《熔爐》）等小說。 〔6〕 聶維洛夫（A．C．DIJIHTJ，1886—1923） 蘇聯作家，曾參加“鍛冶場”社。《丰饒的城塔什干》（一譯《塔什干——糧食之城》）是他的主要作品，中譯本題為《丰饒的城》，一九三○年四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7〕 內戰時候 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間蘇聯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進攻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暴亂，保衛蘇維埃政權而斗爭的這一時期。 〔8〕 愛因斯坦因 德國的翻譯工作者，曾將蘇聯班台萊耶夫的童話《表》譯成德文。《人生的面目》，一九二五年維也納文學与政治出版社出版。 〔9〕 瑪拉式庚（C．c．LNUNO]PF） 一譯馬拉什金，蘇聯作家。 開始時寫詩，一九二六年發表小說《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异乎尋常的戀愛》，日譯名《右側之月》，一九二八年東京世界社出版）。該書曾引起激烈的爭論。此外還寫有小說《少女們》、《一個生活的紀事》等。 〔10〕 《使徒行傳》 《新約全書》的第五卷，計二十八章。 〔11〕 果戈理 參看本卷第412頁注〔1〕。普式庚（A．C．Q O]PF，1799—1837），通譯普希金，俄國詩人。作品多抨擊農奴制度，譴責貴族上流社會，歌頌自由与進步。著有長詩《歐根·奧涅金》、小說《上尉的女儿》等。萊爾孟多夫（M．G．UIHmTFYTJ，1814—1841），通譯萊蒙托夫，俄國詩人。作品充滿對自由的渴望及對沙皇政府黑暗統治的反抗精神。著有長詩《童僧》、《惡魔》和小說《當代英雄》等。 〔12〕 喬具亞 即格魯吉亞。 〔13〕 李完用（1868—1926） 朝鮮李氏王朝末期的親日派首領。 〔14〕 吉百林 即吉卜林，參看本卷第350頁注〔31〕。 〔15〕 《亞佐夫海邊報》 亞佐夫海，即亞速海。 〔16〕 “文明戲” 中國早期話劇（新劇）的別稱。 〔17〕 《曠野里的城市》 一譯《荒漠中的城》，長篇小說，綏拉菲摩維支作于一九○九年。 〔18〕 范易嘉 瞿秋白的筆名之一。 〔19〕 孚爾瑪諾夫（ ．A．[ HmNFTJ，1891—1926） 通譯富曼諾夫，蘇聯作家。內戰期間曾任師政治委員。著有《紅色陸戰隊》、《恰巴耶夫》（舊譯作《夏伯陽》）、《叛亂》等。 〔20〕 司各德（W．Scott，1771—1832） 英國作家。他廣泛采用歷史題材進行創作，對歐洲歷史小說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作品有《艾凡赫》、《十字軍英雄記》等。 〔21〕 萊德 指英國通俗小說家瑪因·里德（Mayne Reid，1818—1883）。倍恩，當指法國科學幻想小說家凡爾納（J．Verne，1828—1905）。陀爾，指英國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A．Conan Doyle，1859—1930）。二十世紀初期，他們的作品在俄國青年中都流傳很廣。 〔22〕 吉納史馬 通譯基涅什瑪。富曼諾夫于一九○九年入基涅什瑪實科中學，后因抗議教師的蠻橫無理被勒令停學。 〔23〕 社會革命党的极左派 社會革命党，俄國小資產階級党派，一九○二年成立，一九一七年夏分裂，同年十二月組成“左”派獨立政党。最大限度派，俄國的最高（限度）綱領主義派，是一些脫离了社會革命党的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恐怖政治集團，一九○四年成立，十月革命后反對蘇維埃政權，一九二○年自行解散。 〔24〕 孚龍茲（M．B．[H FfI，1885—1925） 通譯伏龍芝，蘇聯建國初期的政治活動家，紅軍統帥。曾任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海軍人民委員。 〔25〕 查葩耶夫（K．c．jNHNIJ，1887—1919） 通譯恰巴耶夫（舊譯夏伯陽），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指揮員，在作戰中犧牲。長篇小說《恰巴耶夫》（富曼諾夫著）是据他的事跡寫成的。 〔26〕 古班 通譯庫班，指庫班河地區。 〔27〕 紅旗勳章 一九一八年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一九二四年由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制定的一种軍功勳章。 〔28〕 《叛亂》 魯迅在《〈鐵流〉編校后記》中說及的《現代文藝叢書》編印計划，原曾列有此書，注明成文英（即馮雪峰）譯，后來或未譯成。改題《克服》的中譯本系瞿然（高明）譯，一九三○年十一月上海心弦書社出版。 〔29〕 德文：“D．富曼諾夫：《紅色的英雄們》，A．斐檀斯譯，一九二八年柏林青年國際出版社出版。” 〔30〕 《赤色陸戰隊》 魯迅的譯文《革命的英雄們》，系据德譯《紅色的英雄們》重譯。富曼諾夫的原作題為《紅色陸戰隊》。 〔31〕 “rote Dessert” 俄語作HTYN IXNFY，意為“陸戰隊”，并非諢號。 〔32〕 唆羅訶夫（M．A．ITUTnTJ） 通譯蕭洛霍夫，蘇聯作家。 著有《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等。 〔33〕 頓州 指頓河地區。 〔34〕 哥薩克 原為突厥語，意思是“自由人”。十五六世紀時，俄羅斯一部分農奴和城市貧民因不堪封建壓迫，流亡至南部草原和頓河流域，自稱哥薩克；沙皇時代，多被用作兵士。 〔35〕 賀非 即趙廣湘（1908—1934），河北武清人，翻譯工作者。他譯的《靜靜的頓河》第一卷，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魯迅曾為之校訂、譯“作者小傳”并寫“后記”（“后記”現收入《集外集拾遺》）。 〔36〕 《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 即《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 〔37〕 班菲洛夫（[．c．QNFoFHTJ，1896—1960） 通譯潘菲洛夫，蘇聯作家。著有《磨刀石農庄》、《親娘般的伏爾加河》等。《勃魯斯基》，即《磨刀石農庄》（俄語勃魯斯基意即磨刀石），林淡秋曾譯有第一部，名《布羅斯基》，一九三二年上海正午書局出版。 〔38〕 伊連珂夫（B．M．cUJPF]TJ） 一譯伊利英科夫，蘇聯作家。著有《主動軸》、《太陽的城市》等。《世界革命的文學》，莫斯科發行的期刊（德語版）。 〔39〕 全俄無產作家同盟 應為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一九二五年成立，至一九三二年解散。 〔40〕 庫茲巴斯 庫茲涅茨克煤礦區的簡稱，在西伯利亞西部托姆河流域。巴庫，在格魯吉亞，位于里海西岸。斯太林格拉特，即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現又改稱伏爾加格勒。 〔41〕 《文學月報》 “左聯”机關刊物之一，一九三二年六月創刊。初由姚蓬子編輯，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九月）起由周起應編輯。上海光華書局出版，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被國民党反動政府查禁。 〔42〕 周起應 即周揚。他譯的這篇小說題作《焦炭，人們和火磚》，載《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二號（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 稷林是小說中的磚石工人。 作者 Boris Pilniak 曾經到過中國，上海的文學家們還曾開筵招待他，知道的人想來至今還不少，可以無須多說了。在這里要畫几筆蛇足的：第一，是他雖然在革命的漩渦中長大，卻并不是無產作家，是以“同路人”的地位而得到很利害的攻擊者之一，看《文藝政策》就可見，連日本人中間，也很有非難他的。第二，是這篇系十年前之作，正值所謂“戰時共產時代”，革命初起，情形很混沌，自然便不免有看不分明之處，這樣的文人，那時也還多——他們以“革命為自然對于文明的反抗，村落對于都會的反抗，惟在俄羅斯的平野和森林深處，過著千年前的生活的農民，乃是革命的成就者”。 然而他的技術，卻非常卓拔的。如這一篇，用考古學，傳說，村落生活，農民談話，加以他所喜歡運用的Erotic〔2〕的故事，編成革命現象的一段，而就在這一段中，活畫出在扰亂和流血的不安的空气里，怎樣在复歸于本能生活，但也有新的生命的躍動來。惟在我自己，于一點卻頗覺有些不滿，即是在敘述和議論上，常常令人覺得冷評气息，——這或許也是他所以得到非難的一個原因罷。 這一篇，是從他的短篇集《他們的生活的一年》里重譯出來的，原是日本平岡雅英的譯本，東京新潮社〔3〕出版的《海外文學新選》的三十六編。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日，譯訖，記。 ※ ※ ※ 〔1〕 本篇連同《苦蓬》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年二月十日《東方雜志》半月刊第二十七卷第三號。后未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 〔2〕 Erotic 英語：色情的。 〔3〕 新潮社 一九○四年日本佐藤義亮創辦。曾大量翻譯介紹西洋文學，發行《新潮》雜志和出版《新潮文學全集》及《新潮文庫》等叢書。 這一篇的作者，是現在很輝煌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國也紹介過不止一兩次，可以無須多說了。但譯者所信為最可靠的，是曹靖華先生譯出的几篇，收在短篇小說集《煙袋》里，并附作者傳略，愛看這一位作家的作品的讀者，可以自去參看的。 上面所譯的，是描寫十多年前，俄邊小村子里的革命，而中途失敗了的故事，內容和技術，都很精湛，是譯者所見這作者的十多篇小說中，信為最好的一篇。可惜譯文頗難自信，因為這是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本中富士辰馬的譯文重譯的，而原譯者已先有一段附記道： “用了真的農民的方言來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實在是難解，听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地方的風俗和土話的人，也是不能看的。因此已有特別的字典，專為了要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但譯者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總是想不明白的處所，便求教于精通農民事情的一個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出于韃靼系的。到得求教的時候，卻愈加知道這一篇之難解了。……倘到坦波夫或什么地方的鄉下去，在農民中間生活三四年，或者可以得到完全的譯本罷。” 但譯文中的農民的土話，卻都又改成了日本鄉村的土話，在普通的字典上，全部沒有的，也未有特別的字典。于是也只得求教于懂得那些土話的M君，全篇不下三十處，并注于此，以表謝忱云。 又，文中所謂“教友”〔2〕，是基督教的一派，而反對戰爭，故當時很受帝制政府壓迫，但到革命時候，也終于顯出本相來了。倘不記住這一點，對于本文就常有難以明白之處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洛文記于西湖之避暑吟詩堂。 ※ ※ ※ 〔1〕 本篇連同《肥料》的譯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二號。譯者署名隋洛文。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相關的“后記”，字句上与本篇有頗多改動。 〔2〕 “教友” 即教友派或公誼會，基督教的一派。十七世紀中葉英國人福克斯（G．Fox，1624—1691）所創立。他們宣揚和平主義，反對一切戰爭和暴力。在俄國曾受沙皇壓制，十月革命后成為革命的反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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