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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邊文學 五十三歲壽辰全家合影（１９３３） 与蕭伯納等合影（１９３３） 書贈瞿秋白聯語 《自由談》、《動向》發表的部分文章書影Ⅹ魯迅全集·第五卷 偽自由書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間所作雜文四十三篇，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 前記 這一本小書里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１〕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后，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并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么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郁達夫〔２〕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３〕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于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向很回避創造社〔４〕里的人物。這也不只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后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奸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气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創造气，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于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于“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听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于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里，她獨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談》里看見一篇文章〔５〕，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儿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向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挂礙的男儿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里的第一篇《崇實》〔６〕；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干”，有時也用“干”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触，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后者尤与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于坏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儿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儿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制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种戰術，是陳源〔７〕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家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８〕先生告發于前，周木齋〔９〕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著關于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于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關系。但另有几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里，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几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于上海寓廬，魯迅記。 〔１〕《申報》舊中國出版時間最久的日報。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創辦，一九○九年為買辦席裕福所收買，一九一二年轉讓給史量才，次年由史接辦。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后，曾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才遭國民党暗殺后，該報重趨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時停刊。《自由談》是該報副刊之一，始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內容，常刊載進步作家寫的雜文、短評。〔２〕郁達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陽人，作家。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魯迅合編《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游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３〕黎烈文（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湖南湘潭人，翻譯家。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報·自由談》編輯，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職。〔４〕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向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產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党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后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５〕指黎烈文的《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緬怀亡妻的文章，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談》，后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６〕作者第一篇刊于《自由談》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書時改題《逃的辯護》。 〔７〕陳源（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曾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是陳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說的話。 〔８〕王平陵（１８９８—１９６４）江蘇溧陽人，國民党御用文人。這里說的“告發”，見本書《不通兩种》附錄《“最通的”文藝》。〔９〕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這里說的“揭露”，見本書《文人無文》附錄《第四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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