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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几天的報章告訴我們：新任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１〕的專車一到天津，即有十七歲的青年劉庚生擲一炸彈，犯人當場捕獲，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綁赴新站外梟首示眾〔２〕云。 清朝的變成民國，雖然已經二十二年，但憲法草案的民族民權兩篇，日前這才草成，尚未頒布。上月杭州曾將西湖搶犯當眾斬決，据說奔往賞鑒者有“万人空巷”之概〔３〕。可見這雖与“民權篇”第一項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卻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項的“發揚民族精神”。南北統一，業已八年，天津也來挂一顆小小的頭顱，以示全國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國雖說“惟女子与小人為難養也”〔４〕，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電，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題字〔５〕之外，總有許多“童子愛國”，“佳人從軍”的美談，使壯年男儿索然無色。我們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６〕，到得老年，才又脫盡暮气，据訃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則十七歲的少年而來投擲炸彈，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這一節，因為這就是所謂賣國。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大眾公認為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后來依然逍遙自在。至于少年和儿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攜著竹筒或扑滿〔７〕，奔走于風沙泥泞中，想于中國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數了。雖然因為他們無先見之明，這些用汗血求來的金錢，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 不料這一次卻破例了，但我希望我們將加給他的罪名暫時保留，再來看一看事實，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著的頭顱還未爛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誰是賣國者。〔８〕 從我們的儿童和少年的頭顱上，洗去噴來的狗血罷！五月十七日。 這一篇和以后的三篇，都沒有能夠登出。 七月十九日。 〔１〕黃郛（１８８０—１９３６）浙江紹興人。國民党政客，親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國民党政府外交部長，因進行媚外投降活動，遭到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蔣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２〕劉庚生炸黃郛案，發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這年四月，日軍向灤東及長城沿線發動總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繼淪陷，平津形勢危急。國民党政府為了向日本表示更進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黃郛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十五日黃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專車剛進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擲炸彈。据報載，投彈者當即被捕，送第一軍部審訊，名叫劉魁生（劉庚生是“路透電”的音譯），年十七歲，山東曹州人，在陳家溝劉三糞厂作工。當天中午劉被誣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梟首示眾。事實上劉只是當時路過鐵道，審訊時他堅不承認投彈。國民党將他殺害并制造輿論，顯然是借以掩蓋派遣黃郛北上從事賣國勾當的真相。 〔３〕西湖搶案，見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報》載新聞《西湖有盜》：“二十三日下午二時，西湖三潭印月有滬來游客駱王氏遇匪譚景軒，出手槍劫其金鐲，女呼救，匪開槍，將事主擊斃，得贓而逸。旋在蘇堤為警捕獲，訊供不諱，當晚押赴湖濱運動場斬決，觀者万人。匪曾任四四軍連長。” 〔４〕“惟女子与小人為難養也”語見《論語·陽貨》：“子曰：‘惟女子与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５〕三老通電指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國通電，指斥國民党政府對日本侵略“陽示抵抗，陰作妥協”。二老宣言，指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發表的聯合宣言，內容是依据歷史證明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他們兩人還在同年二月十八日發表宣言，駁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熱河不屬中國領土的讕言；四月下旬又聯名通電，勖勉國人堅決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字相伯，江蘇丹徒人。當年虛齡九十四歲，他常自署“九四老人”為各界題字。 〔６〕“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語見《世說新語·言語》，是漢代陳韙戲謔孔融的話。 〔７〕扑滿陶制的儲錢罐。 〔８〕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黃郛就遵照蔣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宁次簽訂了賣國的《塘沽協定》。根据這項協定，國民党政府實際上承認日本侵占長城及山海關以北的地區為合法，并把長城以南的察北、冀東的二十余縣划為不設防地區，以利于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吞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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