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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還是筆名？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論的腔調，就明白是屬于“官方”的。一提起筆，就向上司下屬，控告了兩個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勢。 說話彎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話。植物被壓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這時儼然自傲的是石頭。什么“听說”，什么“如果”，說得好不自在。听了誰說？如果不“如果”呢？“對蘇聯當局搖尾求媚的獻詞”是那些篇，“倦舞意懶，乘著雪亮的汽車，奔赴預定的香巢”的“所謂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是的，曾經有人〔７〕當開學之際，命大學生全体起立，向著鮑羅廷〔８〕一鞠躬，拜得他莫名其妙；也曾經有人〔９〕做過《孫中山与列宁》，說得他們倆真好像沒有什么兩樣；至于聚斂享樂的人們之多，更是社會上大家周知的事實，但可惜那都并不是我們。平陵先生的“听說”和“如果”，都成了無的放矢，含血噴人了。 于是乎還要說到“文化的本身”上。試想就是几個弄弄筆墨的青年，就要遇到監禁，槍斃，失蹤的災殃，我做了六篇“不到五百字”的短評，便立刻招來了“听說”和“如果”的官話，叫作“先生們”，大有一网打盡之概。則做“基本的工夫”者，現在舍官許的“第三种人”〔１０〕和“民族主義文藝者”之外還能靠誰呢？“唉！”然而他們是做不出來的。現在只有我的“裝腔作勢，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這社會的產物。而平陵先生又責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話也正是這樣的。七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干。 〔２〕《中學生》以中學生為對象的綜合性刊物，夏丐尊、葉圣陶等編輯，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創刊，開明書店出版。一九三二年二月起，該刊辟有“文章病院”一欄，從當時書籍報刊中選取有文法錯誤或文義不合邏輯的文章，加以批改。 〔３〕司馬遷（約前１４５—約前８６）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記》是我國著名的紀傳体史書。 〔４〕《大晚報》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創刊。創辦人張竹平，后為國民党財閥孔祥熙收買。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５〕“為藝術的藝術”最早由法國作家戈蒂葉（１８１１—１８７２）提出的一种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應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在于藝術本身，与社會政治無關。三十年代初，新月派的梁實秋、自稱“第三种人”的蘇汶等，都曾宣揚這种觀點。 〔６〕“民族主義文學”一九三○年六月由國民党當局策划的文學運動，發起人是潘公展、范爭波、朱應鵬、傅彥長、王平陵等國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鋒周報》、《前鋒月刊》等，假借“民族主義”的名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學。九一八事變后，又為蔣介石的投降賣國政策效勞。 〔７〕指國民党政客戴季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出任廣州中山大學委員會委員長的就職典禮上，曾發表贊成國共合作的演說，并引導与會學生向參加典禮的鮑羅廷行一鞠躬禮，以示“敬意”。〔８〕鮑羅廷（Ｍ．Ｍ．FGHGIJ，１８８４—１９５１）蘇聯政治活動家。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在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來中國，受孫中山聘為國民党特別顧問，在國民党改組工作中起過積极的作用。 〔９〕指國民党政客甘乃光。《孫中山与列宁》是他的講演稿，一九二六年由廣州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出版。當時甘任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副主任。 〔１０〕“第三种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胡秋原、蘇汶（杜衡）自稱是居于反動文藝和左翼文藝兩個陣營之外的“自由人”、“第三种人”。他們宣傳“文藝自由”論，鼓吹文藝脫离政治，攻擊左翼文藝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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