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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种“不凡”的議論的要點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難堪，听者痛快”，不過是取得“偉大”的秘訣；（二）這秘訣還在于“借主義，成大名，挂羊頭，賣狗肉的戲法”；（三）照《大晚報》的意見，似乎應當為著自己的“主義”——高唱“神武的大文”，“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雖·在·二·十·歲·就·落·伍，·就·變·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蕭伯納不贊成這种“主義”，就不應當坐安樂椅，不應當有家財，·贊·成·了·那·种·主·義，·當·然·又·當·別·論。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誠懇的贊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 卑劣的資產階級心理，以為給了你“百万家財”，給了你世界的大名，你還要背叛，你還有什么不滿意，“實屬可惡之至”。這自然是“借主義，成大名”了。對于這种卑劣的市儈，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質上的榮華富貴的目的。這是道地的“·唯·物·主·義”——名利主義。蕭伯納不在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惡·之·至。 而《大晚報》還推論到一般的時代風尚，推論到中國也有“坐在安樂椅里發著尖刺的冷箭來宣傳什么什么主義的，不須先生指教”。這當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釋了。可惜的是：獨有那吃人的“主義”，雖然借用了好久，然而還是不能夠“成大名”，嗚呼！ 至于可惡可怪的蕭，——他的偉大，卻沒有因為這些人“受著難堪”，就縮小了些。所以像中國歷代的离經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該被皇帝判決“抄沒家財”。《蕭伯納在上海》。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報·自由談》，原題為《蕭伯納頌》，署名何家干。 〔２〕蕭伯納（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國劇作家、批評家。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早年參加過英國改良主義的政治組織“費邊社”。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他譴責帝國主義戰爭，同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訪問蘇聯。但他始終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主要作品有劇本《華倫夫人的職業》、《巴巴拉少校》、《真相畢露》等，大都揭露和諷刺資本主義社會的偽善和罪惡。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３〕“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報》曾載蕭伯納將到北平的消息，題為《和平老翁蕭伯納，鼙鼓聲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蕭伯納“能于其飛渡長城來游北平時，暫使戰爭停頓”的話。〔４〕“路透電”即路透通訊社的電訊。路透社由猶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創辦于德國亞琛，一八五一年遷英國倫敦，后來成為英國最大的通訊社。它在中國的活動，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這里所說的“路透電”，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該社由香港發的關于蕭伯納發表演說的電訊，曾刊登于十五日《申報》，題為《對香港大學生演說——蕭伯納宣傳共產》。 〔５〕工部局舊時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內設立的統治机關，是帝國主義推行殖民主義政策和奴役中國人民的工具。 〔６〕“特別國情”袁世凱陰謀复辟帝制時散布的一种謬論。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間，袁世凱的憲法顧問、美國人古德諾（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國有“特別國情”，不宜實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的《共和与君主論》一文中，胡說從中國的“歷史習慣社會經濟之狀況”來看，“以君主制行之為易”。當時中國擁袁稱帝的反動勢力如籌安會等，也极力宣傳“共和不适于國情”之類。這种“特別國情”論，成為反動派阻撓在中國實行民主改革和反對進步社會學說、壓制革命的借口。〔７〕“政如飄風，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下句見《庄子·天地》：“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８〕樂雯原是魯迅的筆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養病期間，經魯迅提議和協助，把當時上海出版的中外報刊上圍繞蕭伯納到中國而發表的各种文章，輯成《蕭伯納在上海》一書，署為“樂雯剪貼翻譯并編校”，由魯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書屋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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