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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大晚報》的編輯寄了一張印著表格的郵片來，要我填注兩項：（一）目下在讀什么書，（二）要介紹給青年的書。 在第二項中，我寫著：《庄子》，《文選》，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腳：“為青年文學修養之助。” 今天看見《自由談》上丰之余先生的《感舊》一文，不覺有點神經過敏起來，以為丰先生這篇文章是為我而作的了。 但是現在我并不想對于丰先生有什么辯難，我只想趁此机會替自己作一個解釋。 第一，我應當說明我為什么希望青年人讀《庄子》和《文選》。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從國文教師轉到編雜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會實在太多了。我總感覺到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匯太少，所以在《大晚報》編輯寄來的狹狹的行格里推荐了這兩部書。我以為從這兩部書中可以參悟一點做文章的方法，同時也可以擴大一點字匯（雖然其中有許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當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選》一類的“古文”。 第二，我應當說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能夠讀一讀這兩部書。我以為每一個文學者必須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學，我不懂得“新文學”和“舊文學”這中間究竟是以何者為分界的。在文學上，我以為“舊瓶裝新酒”与“新瓶裝舊酒”這譬喻是不對的。倘若我們把一個人的文學修養比之為酒，那么我們可以這樣說：酒瓶的新舊沒有關系，但這酒必須是釀造出來的。 我勸文學青年讀《庄子》与《文選》，目的在要他們“釀造”，倘若《大晚報》編輯寄來的表格再寬闊一點的話，我是想再多寫几部書進去的。 這里，我們不妨舉魯迅先生來說，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為寫篆字，填詞，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學校，或國學專家們的事情，我以為這也有點武斷。這些其實只是個人的事情，如果寫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寫信，如果填詞的人做了官不以詞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強別人也去刻一個專用信封，那也無須丰先生口誅筆伐地去認為“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學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羅藏書票，以駢体文為白話書信作序，甚至寫字台上陳列了小擺設的，照丰先生的意見說來，難道他們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間”嗎？我想他們也未必有此企圖。 臨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為我而作的。十月八日，《自由談》。 〔１〕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報·自由談》。〔２〕 施蟄存 江蘇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編《現代》雜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見明代馮夢龍輯《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說：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國王孫；成婚時，王孫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說要吃人的腦髓才會好，于是田氏便拿斧頭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腦髓；不料棺蓋剛劈開，庄子便從棺內歎一口气坐了起來。 〔４〕 《烈女傳》 漢代劉向著有《列女傳》，內分“貞順”、“節義”等七類。這里可能即指此書。 〔５〕 “第三种人” 參看本卷第２５頁注〔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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