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桃椎 五四運動以后,好像中國人就發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國的名人或闊人新到,就喜歡打听他對于中國的印象。羅素〔2〕到中國講學,急進的青年們開會歡宴,打听印象。羅素道:“你們待我這么好,就是要說坏話,也不好說了。”急進的青年憤憤然,以為他滑頭。 蕭伯納周游過中國,上海的記者群集訪問,又打听印象。蕭道:“我有什么意見,与你們都不相干。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万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3〕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憤憤然,以為他刻薄。 這回是瑞典的卡爾親王〔4〕到上海了,記者先生也發表了他的印象:“……足跡所經,均蒙當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覽觀感所得,對于貴國政府及國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遠不能磨滅者也。”這最穩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來的。 其實是,羅蕭兩位,也還不算滑頭和刻薄的,假如有這么一個外國人,遇見有人問他印象時,他先反問道:“你先生對于自己中國的印象怎么樣?”那可真是一篇難以下筆的文章。 我們是生長在中國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見也好;而意見又怎么說呢?說我們像渾水里的魚,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罷,不像意見。說中國好得很罷,恐怕也難。這就是愛國者所悲痛的所謂“失掉了國民的自信”,然而實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簽問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著了的緣故。 我們里面,發表意見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見的是無拳無勇,未曾“殺死十万條人命”,倒是自稱“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見也無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勢的大人物,則在野時候,也許是很急進的罷,但現在呢,一聲不響,中國“待我這么好,就是要說坏話,也不好說了”。看當時歡宴羅素,而憤憤于他那答話的由新潮社〔5〕而發跡的諸公的現在,實在令人覺得羅素并非滑頭,倒是一個先知的諷刺家,將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說去了。 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擬答案,是從外國人的嘴上抄來的。 九月二十日。 〔1〕 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報·自由談》。 〔2〕 羅素(B.Russell,1872—1970) 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中國,在北京大學講過學。 〔3〕 蕭伯納的話,見《論語》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載鏡涵的《蕭伯納過滬談話記》:“問我這句話有什么用——到處人家問我對于中國的印象,對于寺塔的印象。老實說——我有什么意見与你們都不相干——你們不會听我的指揮。假如我是個武人,殺死個十万條人命,你們才會尊重我的意見。” 〔4〕 卡爾親王(Carl Gustav Oskar Fredrik Christian) 當時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來中國。下引他對記者的談話,見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報》。〔5〕 新潮社 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和教員組織的一個具有進步傾向的社團。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創刊)和《新潮叢書》。后來由于主要成員的變化,該社逐漸趨向右傾,無形解体;傅斯年、羅家倫等成為國民党政權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