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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們游玩九龍，好像有一個公式：九龍城，宋皇台，這是最先去的地方。倒不是因為這兩處是古跡，而是因為最近中國已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游這兩處，表示游玩之中不忘愛國。所謂九龍城，其實是小山頂上的一個寨，周圍不過三四里，城內除了几排破房子便是一片荒地，除了住在破房子里的一兩戶窮人，根本無所謂居民，可是這一個荒涼的去處卻是九龍租界地中間一塊中國的國土。整個九龍半島都租借去了，為什么還保留這几畝的地皮？据說也是有理由的，可是想想總覺得近乎開玩笑。九龍城的城牆倒很整齊，不用說，這已不是原物，香港政府特地花錢修葺過了。有四個城門，其中的一個（大概是東門），還有一條廣闊整齊的石路，對著城門，有兩尊舊式的廢炮。這么一個小城，——不，一個城殼子，比上海租界內的天后宮小得多了，而且根本沒有居民，當然也無從派用場。不過抗戰以后，在香港拍的一部抗戰影片到底將這九龍城用了一次。 至于宋皇台，以前香港政府也把它列為名胜之區。這里并沒有台，只是一個近海的高起上有兩塊光禿禿的大岩石。原也有點奇怪，這兩塊大岩石一上一下，好像是人工疊起來似的，上面那一塊大些，因而石檐之下可容一二人蜷伏。据說南宋的末代皇帝，就在這石檐下住過几宿。但我覺得這一個傳說，未必可靠。帝昺當初逃到九龍，似乎還不至于窘迫到栖身在岩石罅中，如果為了躲避蒙古的追兵，則如此光禿禿的石縫，也不是個躲藏的好地方；除非那時這里的地形還不是現在那樣一無遮蓋，連大樹也沒有一株。 除這兩處以外，沙田是"九龍游玩公式"的第二節目了。沙田山上有一座大廟，也算得名胜之區，也有點儿古朴。第三個節目便是坐了汽車跨山沿海直到元朗，這一帶路上，因為常常一邊是峭壁，一邊是海，風景也還不差，這一條翻過几個山頭常常傍海而行的公路就是有名的青山道。 日本鬼子占領了香港以后約一星期，就開始"疏散"九龍的居民。這一條青山道上，每天拂曉解嚴以后就擠滿了扶老攜幼背著小包袱提著藤筐或洋鐵罐等等物件的難民。這是一條人的洪流，從早上解嚴以后直至日暮戒嚴為止，這一條洪流滾滾不息，一天之內，總有十來万人這樣急急忙忙脫离了這魔窟。 但是這樣擠滿了人之洪流的青山道上，也還有搶匪：日本兵和臨時產生的土強盜。英軍撤退九龍的時候，丟失的槍枝為數不少，隔海炮戰的十多天內，九龍和新界陷于十足的無政府狀態，“爛仔"們將英軍遺棄的槍枝武裝了自己，占領了大路以外的偏僻角落，公然分段而"治"。香港陷落以后，一九四二年正月元旦，“皇軍"在德輔道舉行所謂"戰胜入城典禮"，同時島上的武裝了的"爛仔"們卻也在西環占領了一個未完工的防空洞，作為他們的大本營，那時候，島上的居民頭上壓著兩個主子：白天是日寇，夜間是"爛仔"。可是在九龍和新界，“爛仔"們竟和日寇分"治"了白晝，青山道上，日本哨兵在前一段"檢查"潮涌似的難民，“爛仔"們就在后一段施行同樣的"檢查"。這真是一個拳頭大臂膊粗的世界。 荃灣是青山道上一個美麗的小地方，照大路走，這里离元朗約有十多公里。倘走小路，翻過兩座相當高的山，穿過無數隱伏在叢莽中的山坳子里的羊腸小道，便抄出了元朗市外，路是近不了多少，而且要翻過那簡直不生樹木的石山也實在辛苦，但有一利，這里只有一個主子；不是日寇，也不是那些臨時烏合的"爛仔"，卻是一些略有組織，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大哥"。港九戰爭給他們補充了人員，也補充了武器；自動步槍和手提机關槍增添了他們的威武。這一帶的"大哥"們有多少，誰也不能說一個确數。港九戰爭的大風暴帶來了一層容易滋生“大哥"們的沃土。十來個人得到了武器的補充，有一個領袖，他就可以成為新的一股。但盡管變化是那樣快而且多，不成文法的紀律還是相當嚴明，“大哥"們分段而治，在他們各自的疆界內保守著一种秩序。山坳子里的小路上他們安置了步哨，“保護"來往的老百姓，并且也征收"通行費"，每人四角港幣。 扯旗山頭飄著太陽旗以后，這些"大哥"們曾經幫助大批“漏网之魚"逃回祖國的怀抱，他們不但不收"通行費"，還白賠了茶水，白賠了飯食，白賠了挑行李的洑子們的挑費。他們肯這么干，因為他們不愿意不買東江游擊隊曾大隊長１的帳，因為他們知道大隊長是一個打日本仔的好男儿，因為他們自己也是要打日本仔的好男儿！一九四二年正月九日，天气非常暖和，荃灣躺在青山碧波之間安靜得像個太平世界，一群"漏网之魚"，代表著五六個省，有"肥佬"，有高度的近視眼，有大病后還在拉痢的，有中年婦人，有妙齡女郎，一個個都是青布或藍布的"唐裝"，翻過了荃灣左近的一座高山，投進了山坳子里一個小小的村庄，這是他們第一次進入了一位"大哥"的疆界，可是他們那時都不知道，還以為這是游擊隊的一個前哨站呢。說是一個小小的村庄，實在只有五六份人家，背了長槍腰間兩顆手榴彈的人們，在打谷場上來回踱著，在几株尤加列樹下蹲著談話，大肚的母豬在垃圾堆里找尋食物，一邊唔唔地叫，一邊用它那長嘴拱著，雞儿谷谷地呼著同伴，用爪子爬土。小狗們走到生客們腳邊嗅了又嗅，然后又沒精打采走開了。一切都太像一個游擊隊所在的地方，而且茶水也准備好，破板凳也拿出來，客人們都坐下來休息，心里想想一天的行程大概到這里就是終點了。 １曾大隊長指曾生。 然而即便是休息片刻又走，那种猜想還是照舊。在路上又遇見了武裝的人，還以為這是來"接應"的，卻不知道這是又一位"大哥"的部屬。小路旁草地上，兩個老百姓打扮的盤腿坐在那里，他們面前橫放著一枝長槍，其中一位手拿著一枝盒子炮，距三四丈的高坡上又站著一位，肩著自動步槍，——他是在警戒的，他們大概早已接到"招呼"，并沒對那一群不倫不類，南腔北調的"唐裝"難民問一句，也沒有開口要"通行費"。 從荃灣到元朗這一條荒棄的山路，据說就是日寇偷襲英軍后路所經過的捷徑。"十二·八"戰事爆發后，英軍最前線１在元朗，可是這最前線戰事并不怎么猛烈，雙方在工事背后以机槍遙射而已。經過了三十多小時，突然荃灣發現了日軍，于是元朗一線只好后撤，英軍改守沙田作為最前線了。人們傳言，這是三井洋行大班（日本人）做了他本國軍隊的向導。其實這還是一些老實人的想法。日寇在香港九龍那些小商店就全是間諜机關，而且它的"第五縱隊"在戰爭的前夕還公然招搖過市，帶引軍隊過這么一條山路何必什么三井大班親自出馬！又据說，在日寇偷渡這"陰平"而扑到荃灣前一二日，英軍在這個可慮的去處，确曾安置下一輛輕坦克（或裝甲車），不知怎的，后來又調開了，而且就此一直不再設防。這一說，也只能姑妄听之，然而由此可見新界的老百姓對于九龍之輕易失陷終覺得可惜而又太可怪，他們創造出來的故事都從一個中心觀念出發：日本仔不是打的好，卻是善于行詐取巧。 １"十二·八"戰事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的戰爭。 當時日寇在香港九龍新界實在也只能作點線的占領。元朗市有偽維持會，有偽軍，也有日軍，然而元朗市區之外不過三里的一所大房子里就是又一位"大哥"的大本營。元朗偽維持會每天得向這位"大哥"納貢，据說是白米十擔，豬几口，雞鴨若干挑。這一位"大哥"的大本營离一個十多二十來戶人家的小村落不過一箭之路，這些老百姓都受他保護，他是新界一帶最大的一股，擁有一二百武裝。他的大本營是一座簇新的大院落，矮矮的白粉牆，大門里面有很大的天井，正中是軒敞的偏廳，兩旁各有一排三間的邊房，都是朝著天井開著洋式的窗，遠遠看去，總以為這是一個學校的校舍，可是進門以后又覺得這是一個祠堂。大廳上朝外就是一個供著歷代祖先神位的神座，幃幔低垂，一副高大的銅燭台，還有香爐，兩邊牆上畫著一副善頌善禱的對聯，牆上近屋頂處又有泥水匠畫的五彩的半部《三國志》，——這一切都不像是住家房子的派頭，然而那位"南洋伯"建造這所房子确是為了住家。不幸新屋落成不久，太平洋風云變色，他這吉宅太近火線，只好放棄，現在這位主人的一家也許還陷在島上，也許犧牲在炮火下，誰也不知道，他這住宅卻成為一位"大哥"的大本營，而且利用這大洋房子，他招待過"境"的特別難民，前后怕有千把人罷？ 東江游擊隊好像是卡在敵人咽喉里的一根骨頭。敵人在華北的"三光政策"，在東江早就實行了。淡水一帶，整個的村庄變成廢墟，單看那些村里的平整的石板路，殘存聳立的磚牆，几乎舖滿了路面的斷磚碎瓦，便可以推想到這一些從前都是怎樣富庶的村庄。可是現在連一條野狗都沒有了。白天經過這些廢墟的時候，已經覺得夠凄涼，但尤其叫人心悸的，是月夜；踏著滿街的瓦礫，通過長長的街道，月光照著那些頹坦斷壁，除了腳下格格的瓦礫碎響，更沒有別的聲音，這時心里的慘痛凄涼非言語所能名狀。舊時成語有"如行墟墓間"，但和這一比，這一句成語便覺得太不夠了。 這一些村庄通常都有防盜的設備。村中有碉樓，四方形，巍然聳峙，俯瞰全村，牆壁很厚，沒有窗子，只有狹長的槍洞，每面上下三層。從這些碉樓牆壁上滿布的槍彈傷痕看來，敵人“掃蕩"這些村庄的時候不是沒有劇烈的戰斗的；有些碉樓還受過炮擊，崩坏了一角。村前村后的路口都有長的石條，一排五六個或三四個，植立土中，露出一尺許，最高至二尺多，這也許在緊急的時候在后面堆上沙包，作為簡單的防御工事的。但是最使人惊异者，一般較好的（大概是富農的）住宅也都是碉堡式，土牆很厚，石腳很高（總有五六尺），只有一個門——大門，木料很結實，除了兩根從牆里抽出來的粗木橫閂，又有直閂四五根，都是碗口來粗可以用作柱子的木頭，套在門上石制的天地檻內，大門兩旁牆上有槍眼，屋內人可以放槍射擊攻門的人，全屋沒有正式的窗，只有方尺大小的洞，這也裝著极厚的石框，和粗的鐵柵。天黑以后，無論牛豬雞鴨都赶進屋內！——不，這小小的碉堡內，甚至木柴農具等等也都收藏起來，于是閉門而臥，可以高枕無憂。強盜土匪要進來，只有攻大門之一法，然而大門是結實的，門破了還有堅牢的木柵（即直閂），而且攻門之時，門內人可以從門旁牆上的槍眼放槍抵御。沒有比步槍更厲害的武器，這种碉堡式的住房當真有點不可奈何的。從寶安到淡水一帶鄉村，以我所見，差不多可以說就只有兩种建筑：一种是這樣的碉堡式，另一种則是僅足避風雨的茅舍，那簡直連門也沒有，用蘆葦編成一張東西擋住了出入口而已，——這是赤貧的人們的居室。他們是除了一條性命更沒有值錢的東西的。 碉堡式房子最小者全体就只一間，真要叫人聯想到這是犯人住的牢房。關上大門就成為黑气一團，人和牲畜共處，大尿桶就放在床頭。大者亦有兩間三間的，但亦僅賴大門放進光線和空气來。更講究的，則有一個小小的天井，于是朝外的正房，——通常是供著列祖列宗的神位的，就比較的敞亮了，然而這敞亮要付代价，因為是平房，里面有了天井，強盜可能自屋面上攻進來，于是天井上不能不張鐵絲网，天井四圍各房的牆上又都得開設槍眼，使得強盜雖到屋面仍然不能下來，而且屋內人又可開槍阻止強盜破坏那鐵絲网。當然這樣的"小碉堡"的主人在戰前若不是小地主也一定是富農了。至于大地主的住房，那簡直是個城，——有的比那九龍城還要大，而且牆垣也高得多，牆上沒有窗已成天經地義，可是大小槍眼之多，層層密布，平常的小城，實望塵莫及。有些這樣的"城"，還在四角建有碉樓，那一定是通宵有人在上邊守望的。這樣的"城"里，自然有天井，不過不張鐵絲网了，這是因為"城"牆既高且多槍眼，來攻者即使有云梯也未必能爬上屋面。這樣的"城"，倘不用炮，好像是很難攻下來的。 這樣充滿了大小碉堡的村庄應該是很叫日本仔頭痛的，而且又理應發揮它的自衛能力至于最高度的，然而這樣的充滿了大小碉堡的村庄或僅索取少許的代价或竟索不到什么代价，終极仍不免于一堆瓦礫，這是為什么呢？敵人有炮，敵人有其他的重兵器，這是原因之一，而民眾的組織不夠，各級村民的團結不夠，地主的武裝力量之不能堅決地槍口對外，這又是主要的原因了。 廣九鐵路深圳至平湖段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那時候，經常被游擊隊切斷。這些民眾的武裝力量散布在沿線山村里，距离鐵路線多則十余里，少則五六里。敵人不大敢到這些小村里去找游擊隊廝打，然而也不是絕對不去，有時忽然來了，人數不一定多，可是行動卻很敏捷，气勢也相當剽悍。敵人經常是在白天先把隊伍移動到某一地點，到拂曉即突然襲擊。它的出動的方向雖然不一定能夠准确地估量到，可是它的移動的消息准可以很快地得到，于是有被可能襲擊的小山村里的人民和武裝便要來一次部署，一次准備，力量相差太遠，武裝便須轉移，而人民物資則須疏散，這就要半夜上山。什么都帶了走，食糧，農具，牲口雞鴨，家具，——除掉笨重的家具，實在他們并無所謂家具。山上有密茂的松林，兩株松作柱，加一根橫梁，蓋上稻草，這就成為草寮，在南國的天气，這就過冬也成了。 武裝也常住這些草寮，什么都隨身帶著，所以行動能夠神速飄忽。 山，和它的密茂的樹林，成為敵人的眼中釘。所以敵人時常燒山，還指使漢奸來燒山。天黑以后，遠處山頭會出現一條鮮明的紅線，愈來愈長愈寬，而同時又向旁分支，終于成為縱橫交叉的一個火网，熊熊然照亮了黑夜。有時會四面山頭或遠或近都燒了起來。冷槍的聲音也時時可以听到。回答這樣的暴行，人民的武裝也許來一次突然的出擊。在這些地方，就是這樣時時刻刻斗爭，用各种方式在斗爭的。 敵人攻陷港九后的一月，它的散布在珠江三角洲各据點的兵力便有了移動。它將東面的兵力調到廣九路沿線，放棄了淡水縣城，但是原來放在廣九路沿線的兵力它卻暗中調上了增城前線，舊歷腊月初，它猛扑博羅，博羅旋告失守，敵人即進窺惠陽，同時它的騎兵攻掠東江上游的泰尾。惠陽震動，駐防惠陽城的獨九旅据守外圍山地，阻撓了敵人向惠陽閃擊以掠奪物資的企圖。 這時候，大批剛從虎口逃生出來的港僑，正擠在惠陽城內候船到老隆，驟聞敵兵壓境，那慌張的情形有可想而知的。這時候，正當舊歷年前，商店內百貨充盈，都是准備在年關前后做一番熱鬧買賣的，現在卻得赶緊疏散了。這時候，阻滯在惠淡公路（這是早已破坏了的）一帶鄉村間的商貨何止千百挑，都陷于進退維谷，這時候，一切生命財產損失之多寡都決定于時間的因素。這時候，才顯得飛鵝岭上獨九旅和敵人的捉迷藏的戰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敵人損失了一星期的時間，敵人品近惠陽城的時候，惠陽差不多是一座空城，物資逃光了，壯丁逃光了，敵人的兵力不夠久守惠陽，而且它也不作此想，于是經過一星期的逗留，燒了不少房子，殺了許多逃不動的老弱婦孺，敵人從惠陽撤走，也從博羅撤走了。逃亡在四鄉的人民再回到他們的老家，离舊歷年關只有四五天。茶樓酒館先复了業。几家旅館擠得水都豈不進去。陌生的旅客吃飯可就成了問題。上館子不一定吃到東西。不上館子自己弄飯呢，柴米油鹽都無處去買。大概也是什么冷气團光顧了惠陽罷，那几天委實冷的厲害。然而到舊歷除夕那天，秩序總算恢复了過來，貨物又陸續搬進城來，一些日用品的小店和攤子都開了業，舊府城內賣舊貨的地攤特別多了，拿著一兩件舊衣物沿街兜主顧的几乎比警察的崗位還要密，一問，差不多全說是從香港逃來的。 賣笑生涯的女子也在街上出現了，她們是和各机關同時回來的，幫著在這又一度遭劫的城市恢复頻繁榮來。大褲管，長到腳背的褲子，窄腰身的衫子，紅紅綠綠的絲織品，在這時候，特別打眼。 太平洋戰爭對于物价的影響，在惠陽那時還是由于這一度的失陷而顯出它的刺激力。腦子里還不能忘記國幣六元至起元可換港幣一元的人們听了當時惠陽的物价總覺得太貴，譬如一條中等的毛巾，大洋六元，那他的計算法就是這樣的：“國幣六元就算它港幣八毛罷，然而這樣的毛巾港幣八毛准可以買三條半！"然而老實的惠陽小商人僅僅漲上了一元，而這一元也是為了彌補他的逃難的損失。有人估計：那一次惠陽六天的淪陷，人民損失最大的兩項，一是房子，二就是挑力。大家搶著疏散財產的時候，一塘路的挑力要二十元。這一個數目，曾經使惠陽人吃惊，正像今天給大后方人听了也是准會大吃一惊的。有一件事值得帶便提一提，那時惠陽城里少見百元五十元的大片子，使用大片要打一個八折，原因是大片子不能到淪陷區。在老隆，大片子這才通行無阻。 敵人那次進攻惠陽，目的在掠奪物資。敵人這目的沒有達到，獸性發作，就濫燒房子濫殺人。我們人命的損失比房子的損失大，尸首都被丟在江里，數目不可确計，有的說六七百，有的說千外。除夕，街上冷清清地，元旦，爆竹聲也只寥寥數響。街上冷落是因為逃難出去的人還沒大批回來，少數爆竹倒不是為的劫后的人民存心緊縮到這一項，而是因為買不到爆竹。食物已經漲价，但用品還不能跟著漲。事實上，那時在廣東境內，東江是生活費用比較高的地方，例如半個月后六七人在曲江上館子，有魚有肉有雞鴨，飽吃一頓，不過花了三十元左右，可是十五天以前在惠陽三個人"飲茶"，吃些點心，也要花到十元光景。只有衣料和其他的日用品，那時的惠陽還比曲江便宜些，——至少是差不多，后來如何，那就不知道了。 离目的地愈近，心里愈急，這是旅行者常有的心境，何況在逃難中，更何況敵人雖已退卻，亦不過回复原態勢而已，說不定再來一個突然的進攻，所以雖在廢歷年關，明知木船的老板伙友都要舒舒服服過年，但听說可以雇到木船而且可以即日出發，還是努力要去進行。 那時候，東江的木船，理論上都是在"征發"的狀態中——或者說得更恰當些，實際上都是在"隨時隨地可被征發"的狀態中。為了行動上的自由，木船老板必須找個机關，（只要是机關，大小倒可不論，但自然，机關招牌大的總比小的好，）先把自己"封"起來；這就是說，在船艙篾篷上，貼一張印有某某机關名號的信箋，隨便兩行核桃大的字，無非是此船已為本机關封用，“仰即知照"云云，下面當然還得蓋個關防。這樣經過被“封"的船便算是保了險了，船老板可以放心裝貨載客，否則，不但泊在惠陽的空船，會突然被"拉了去"，甚至客貨滿滿的也會被人當真"封"起來，而且開出惠陽，沿途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在被"拉"的危險中。當然這太不"自由"了，所以，為了求得“自由"，就先找個“封條"來貼上。 這一點儿小小"過門"，在西方人看來也許大為惊奇，但在我們這國度里恐怕只有書呆子這才不懂得。當時惠陽河下的木船因此只只都在"形式上"被封了，摸不到竅脈的人就不大能夠雇到。 大除夕的下午，匆匆的上船，我們是包了整個后艙的。前艙已經滿滿的，男女老小都有，都是逃難人。后艙在"理論上"是不再招呼另外的客人了，后來證明這到底不過是"理論"。后艙較小，可也塞進了男女大小十四人，全盛時代乃至十六人，其中有一位，是替船老板找"封條"來的，又一位是他的朋友，船老板最初對后艙那伙客人說并無外客，其實不算扯謊，因為這兩位當然不作乘客論。 如果是熱天，這小小后艙擠了那么多的人也許還能見得寬舒些，可惜是冬天，這些逃難人雖則身無長物，因為一到惠陽就逢到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冷，不能不臨時買了棉被，這一下，艙里的地位便不經濟了，人們又不能將彼此的被筒打通，于是每人更多占了一英尺的十分之几的地位。記得曾在一本古代歐洲史上看到了一張畫，古羅馬的販奴船的橫斷面圖；那地位之被經濟地使用，實足惊人。但這販奴船到底還給每個奴隸以仰面平臥的權利！ 船家說翌晨就開船。翌晨者，廢歷大年初一也。連過舊歷年的習慣也在戰時改掉了么？當然叫人高興，為的可以早走。哪里知道大年初一不走還不足奇，竟几乎連初三那天也想留在惠陽。据說船老板确實是作了大年初一就開船的打算的，因為停一天，開銷還是他的；而終于不得不挨到初三者，那位給他找"封條"的先生有些私事還沒料理清楚而已，可是這卻苦了前后艙的"沙丁魚"，活活多受兩天罪。 枯水時期的東江，由惠陽至老隆，木船須走十至十二天，如遇順風，那就不定，五六天也可以。但那時正多北風，人們不存奢望，船家口口聲聲說要十二天，對，十二天，四十多人在船上要過十二天，二百八十八小時。船呢，每天約行三塘路，每小時期均五里，為的要揀平安可靠的地方停泊過夜，所以盡管天一亮就開船，卻不能行到天黑才停止，中間得除去船上伙友吃飯時間的一個鐘頭。 每天負擔過重的，卻是船上那兩只小的行灶。其實只是大些的風爐，其中一只還是效率不高，只能充個副手。從早上起，除了船家不算，那前后艙四十光景的客人就分組來使用這個原始的燒飯工具。一共有七組之多，后艙客人分兩組打伙食，但前艙那十多位卻分了五組，他們原是一起的，搭船的時候他們集体包了那前艙，但輪到吃飯，他們就各自為謀。他們這么一來，船上那兩只行灶是苦了，但他們自然方便了，——各人保有自由，愛吃好些的就好些，愛省儉些的就省些，既無你多我少之爭，亦免除了口是心非之病，而尤其重要的，五個單位各自燒飯，各人自顧自，所以工作的分配的問題就完全不會發生。他們是經驗丰富的聰明人，知道有些事可以搭伙，有些事卻不能。至于時間和人力的不經濟，那算得什么！反正在船上沒有事呀。 然而灶頭以外，后艙那班客人卻也苦了。灶在船尾，因而那五組的燒飯者必須以后艙為走廊，川流不息的人，捧著鍋子、木柴、菜蔬，淋著水，飛散著煤煙的在后艙那班客人的膝上跨過，跳過，腿旁踹過擠過，特別是因為那五組的各個主持者最善于利用童工，所以油湯滴滴搭搭，把一間后艙淋個不亦樂乎。 前艙那几位先生都有老有小，其中一家還是"三代見面"的。雖在船中，而且又是逃難，是在那樣一條統艙風格的船，可是諸位先生的"家庭"之中依然保持傳統的規矩；老爺們還是那种悠閒而尊嚴的風度，他們抱膝清談，或者吆喝他們的小儿女、太太們主持家政——那是縮小到只有燒飯一件事了，但在船上，在起組人合用一具原始工具的船上，在窄狹到擠不下三個人、而同時必然有三個人以上在那里動作的燒飯地方——船尾，這一項家政實在是夠苦的。老爺們只在船靠埠（打尖或過宿）的時候，上岸去買菜蔬，這是他們ae？尊的唯一例，但買菜蔬就含有"對外"的性質，所以也還是無違于"男女分工"的傳統精神的。 然而几位先生可以贊佩之處，尚不止此。他們之占有這前艙，是用集体名義向船上包了下來的，他們中間一共有五個單位，——即五個家庭，各家人口數目不等，各家人口中老小的數目亦不等，因此，在現在這社會中一個最普通的問題，也一定會在他們中間發生，這就是如何分配地位与分攤船錢的問題。究竟他們的問題如何解決——換言之，是以人數來計算金錢的分攤呢，或以地盤的大小來決定分攤數目的多寡呢，局外人未易妄猜，但是看到他們的划地而住，疆界儼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那就不妨斷定他們是把前艙的總面積分為若干方尺甚至方寸，然后按寸計值，各無爭論。這當然是最公平的辦法，同時也是最能尊重各人的自由的辦法，在各人的小天地中，各有絕對的主權，痰盂作為便桶，保存了一整天才倒掉，這是各個小天地中最起碼的一件事，而"家教"之好又表現在孩子們的知禮守法，越界的事情絕無僅有。從這點上看，便可知道諸位先生之間的"君子協定"确是大家能夠在字面上、精神上嚴格遵守的，他們提供了"紳士相處如豪豬，彼此間必保持相當距离"——這一作風的真其實据。 這一种木船是所謂"韓江船"，底平，肚闊，兩頭尖，而船頭尤為特別，尖頭高翹，計其"坡度"，高低相差不下于三公尺。從尖頭到前艙的前端，約長丈許，這都是屬于船頭的區域，這一區域，在前艙交界處最寬，約五尺，由此漸狹，漸翹而高，至尖端，則僅容一人坐，而离尖端四尺處，有一孔，船停時即以竹篙插孔中，像用別針釘蜻蜓似的就將船釘在淺水的東江內了。行船不以櫓，亦不以槳，而用篙子，四人或六人，分兩組在船頭上來來往往的撐，篙長丈余，堅木制成，形狀實如長柄之槳，惟下端扁平部分僅闊三寸許，倘以划水，則嫌無力。撐時，以篙入水中，肩胛頂住了篙上端如把手之工字柄，從船頭高翹之尖端向下行，漸行身漸傴伏，將近前艙處，亦即撐的一個單位動作完了時，那簡直是頂住了那篙子用力在爬，起辛苦可想而知。撐篙者如為四人，則分兩組，左右列，各組之二人一來一往，而与其對組之人相配合，倘為六人，亦分兩組，亦左右列，而左右組各人一來一往之行動亦必与對組相配合。工作緊張的時候，但見那丈把長的高翹的船頭上，船夫們往來上下歷歷落落若甚雜亂，但其實他們各人的動作都有配合，所以船能起穩向前。 這一項工作，一看就知道很辛苦，所以通常撐了一程，就得換班，備有六個船夫的一條船通常只能有四個人在撐，蓋要留二人作為輪流換班時補充之用。如果六人一起上馬，那只好撐一程歇一程了。上水每小時僅能行五里，船夫日須吃四頓飯，船老板倘不帶點貨，兼做生意，除了開銷，就沒有好處了。 東江枯水期行船，掌舵的非內行不可，要能熟識"航線"，方不致擱淺在江中的暗灘上。表面看极其寬闊的江面，往往只有一條狹路可供木船安全通行，如果碰了就會擱淺，船底被沙礫膠住，進退不得，那時惟有減少船的載重量，雇人下水把船抬起，方能出險。用人力撐的時候，掌舵者仍在工作，原因即在船須覓路前進，而此路惟舵工熟識。 東江路上，時有土匪搶劫客商。瘦狗□，离惠陽八十里，曾為那些攔江劫掠者出沒之所，后經獨九旅痛剿，這才好些，然而船家倘非不得已，必不泊瘦狗□宿夜。舊歷大年初四，早起時發水口，十時三十分至橫瀝，水口至橫瀝僅二十里，十二時發橫瀝，北風甚勁，三十里至瘦狗□，天已黑，遂不得不在此地寄泊。時同行者三船，船家請客人們公攤些錢出來，給他們在岸放哨的人作點心錢，于是每客人出一元。那一晚上，平安無事。岸上究竟有沒有人放哨，不得而知，但三條船的船主和大部分伙計那夜确實辛苦了個通宵，卻不是守望，而是賭博，大概是借賭博來防盜，因為惟有賭博能使他們通宵不睡。這一次開了頭，以后就像有癮，晚飯后，既沖了涼，客人們都睡了，三條船的船主伙計們便集中在一條船上賭博起來，這一陣賭風，過了河源以后，方才平息。 從惠陽到觀音閣，約一百三十里，敵人犯惠陽時，橫瀝很是吃緊，逃難的人們以及疏散的貨物都以觀音閣為安全起點，若過觀音閣，便沒有事了。這一理論，不知從何而來，但倘就平時的安全標尺來估計，觀音閣以下，地方荒涼，沿途隔三四十里始有一小村鎮，亦無駐軍，當然安全的程度是有限的。觀音閣以上，步步熱鬧起來，村鎮多了，相距近了，治安狀態自然比較好多了，而且据船家說，此后水路也較平易，不像觀音閣以下那么暗灘多而且水流急。中央賑濟委員會招待歸國僑胞的招待站第一次出現的地方，就是觀音閣。 老隆，十足一個暴發戶。這無名的小鎮，在太平洋戰爭以前，當沙魚涌還是"自由港"的時候，成為走私商人的樂土。而老隆之繁榮，其意義尚不止此。 除了穿心而過的一條汽車路，其余全是湫隘的舊式街道。沒有一家整洁的旅館，也沒有高樓大廈的店舖，全鎮只有三四家理發店，其簡陋也無以复加；然而，不要小看了這外貌不揚的小鎮，它那些矮檐的舖子簡簡單單挂了一塊某某號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進出，十万八万不算多。請注意，這還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時候。如果和湘桂路兩端的衡陽和柳州來比較，那末，老隆自不免如小巫之見大巫，可是，在抗戰以后的若干"暴發"的市鎮中間，老隆總該算是前五名中間的一個。 這里的商業活動范圍，倘要開列清單，可以成為一本小冊子。有人說笑話，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但這里的所有的買賣，其為就地消耗且為當地流動的冒險家而設者，卻只有兩項：酒飯館和暗娼。而這兩者，又都不重形式。在發財狂的"現實主義"的气氛中，食色兩事的追求也是頗為原始性的了。而這，完成了老隆這暴發戶的性格。 离惠陽三十里的一家雜貨店里朝外貼了一副紅紙的對聯，上句是"目下一言為定"，下句是"早晚時价不同"。當時看了，頗為憬然。及至老隆，一打听到曲江的汽車評价，這才知道這兩句話倘以形容老隆的車票行市，實在再确切也沒有了。從老隆到曲江，有沒有公路局的定期客車，我不大明白，但事實上，在老隆打算走曲江，你去打听車子的時候，決不會听到有公路客車（現在如何，我可不知道），因而雖有官定的評价，實際上只足備參考罷了。老隆有不少車票掮客，到處活動，嗅覺特別靈，當你在街上昂首躊躇的當儿，他們就會踅進身來兜搭道：去曲江么？有票，車子頂括括！于是他就會引你去看車子，講价。"早晚時价不同"的意義這時你就真正体味到了。因為今天有多少車開出，有多少客人要走，就決定了評价的上落。掮客們對于今天有多少車開出，自然能知道，而對于客人的數目則因他們自伙中互通情報，所以也能估計得差不了多少。此外，車子的好坏，新舊，也參加著決定評价的高低。但這上頭，掮客們頗能耍花樣。往往你看定了是某車，抄下號碼，而臨時則該車沒有了，或者說是今天不開了，那時候，你對掮客發脾气也不中用，他會勸誘你去坐另一部車，今天仍能動身，或者，你就等待那不可知的明天，客人們往往不愿等待，便只好遷就。 掮客們作成一樁買賣，向客人取佣金十分之一或不到十分之一，這在車票以外，也是臨時講定的。車票呢，掮客不過手，所以客人們即使有損失也不過舒服与時間而已。至于掮客向司机取多少佣金，那就要看司机先生的高興了。 1943年2月。重慶。 〔附記〕這是我在一九四二——四四年間所寫的關于東江游擊隊奉党中央的命令搶救一、二千（有人說二、三千）淪陷于香港的文化人的第一篇雜記。在這以前，即在四二年，我寫過兩個短篇，也是屬于同一題材。后來（大約是一九四五年或更后些），我又把香港戰時及戰后我离開香港以前約十來日的經歷寫成《生活之一頁》（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新群出版社有單行本），而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那時我在香港）方才有時間把在東江游擊隊保護之下如何逃出淪陷區到達惠陽的一段過程比較詳細地寫了出來，發表時也題為《生活之一頁》（這一部分，后來稍有修改，用《脫險雜記》的題目收入一九五二年四月開明書店出版的《茅盾選集》，"新文學選集"第二輯）。《脫險雜記》所記，有极小部分和此篇的第一、二段可以參看。此篇第三段以下，記錄了從惠陽到老隆的見聞，而從香港脫險到當時的后方桂林，這一整段的行程中，此篇所記，實屬于最后一階段，故雖寫作時間最早，現在卻不能不把它編在《脫險雜記》的后邊。特此說明。 1958年11月14日。茅盾記于北京。 ------------------ 轉自書香門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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