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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人性"


  ——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
  青年們時時提出一個問題:讀什么書?如果是對于文藝有興趣有志向的,往往問:如何研究文學?刊物上因此亦有特設"讀書顧問"一欄,隨時解答。魯迅先生的遺著便是時常被提起的。事實上,魯迅先生的遺著,也是被廣泛地讀著的。研究"魯迅思想"的書,似乎也出了几本了。這都是可喜的現象。魯迅先生的著作,博大精深,不但青年們不可不讀,就是研究中國文化,探討中國問題的人士,也應當讀。這大概不是我一人的偏見而是凡有理性愛真理的人們的公論;問題在"如何"讀。
  讀書,本來要有方法。不得其法,譬如兩手掬錢,而沒有繩子串聯起來,終究不受用。讀魯迅著作,尤其要有方法。理由很明顯,因為他的著作大部分是隨時隨地為了反抗惡勢力、為了闡揚真理而寫成的,他沒有時間關起門來寫一部有頭有尾有間架,如古所謂"一家言"的著作。然則,魯迅著作就不成為"一家言"么?他的思想就沒有体系么?此又大大不然。淺識妄人曾以此譏魯迅為"雜感專家",但這适足以表見他們的無知与成見,不足以損魯迅的毫末。現在凡是有識見、愛真理的人士,都承認魯迅著作自成一家言,自有其思想体系,——盡管在形式上,是隨時隨地寫下來的作品和雜文。正因如此,讀他的著作,必須要有方法。
  有一种讀書方法我以為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見木不見林"的讀法。犯這毛病的人,譬如貧子驟入寶山,回黃轉綠,目眩神搖,恣意掇拾,皆以章身。但亦止于章身而已,雖足炫人,自己未有受用。嘗見有些文章,頗多引用魯迅先生的文句,但細繹全篇的意義,殊嫌蕪沓,因而魯迅文句之被引用在內,正似丑婦戴了滿頭珠翠。也許他并不是存心這樣做,——而且我覺得即使是存心這樣做,亦未可厚非,因為至少他對于"珠翠"之可寶貴是明白的,而且也信服的。但是,我不能不說:所以致此的原因,恐怕還是為的犯了"見木不見林"之故。我們讀一個思想家的著作,主要是為攝取精華,化為自己的血肉,以增長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力、觀察力,以及分析批評的能力,倘若這一點辦不到,則記誦雖多,亦只能流于捋摘章句,為行文之裝飾而已。但是為什么這一點辦不到呢?恐怕還是因為未讀之前,沒有先立一個計划,換言之,沒有先扼要地提出几個問題,作為研讀的范圍,作為攻鑽的標的。
  魯迅先生的著作,是博大精深的;如果要提問題以作攻究之范圍,那就可以提許多問題。例如,在一般文化方面,就可有中國傳統文化問題,西洋文化問題,中國吸收外來文化問題等等;在文藝方面,可有文學与革命,大眾化,創作方法,文藝修養,等等問題;在思想方面,在社會問題方面,也同樣可以舉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一种方法。但也有毛病,即太具体時,未免瑣碎,而事實上仍不能包舉無遺。而且這樣极細地分類來研讀魯迅著作,恐怕倒反有礙于全盤的了解,結果亦會不自覺地陷于"見木不見林"的錯誤。
  于是有人從大處來提問題了:從最近几十年社會的思想的運動底几個階段,來研讀魯迅著作;例如初期的啟蒙運動,“五四"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卅"以后的社會的思想的運動,來研究魯迅的思想在各時期的貢獻和影響。或者,換一方式,從民主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等,來研究魯迅。這是比較好的方法。好處是:可以對魯迅思想得一全盤的了解,可以使魯迅的文化功業和當前的現實聯系起來,因而他的全部著作成為活的指針而不至被當作死的教條,并且,由于不把魯迅思想孤立起來研究,可以使我們明白"現在"如何從
  “過去"發展而來,而"未來"又怎樣孕育于"現在"之中。雖然迄今為止,尚未見有十分完滿的運用這一方法的研究的成果,但這一方法之正确,應該是無疑的了。
  然而這應當不是說,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也是正确的)提問題來研究的方法。
  許季弗先生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一九○一——○三年),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見《魯迅先生紀念集》第一輯許著《怀亡友魯迅》)試懸此相聯的三問題于座前,而讀魯迅著作,我們將得怎樣的答案呢?請一述我自己的感想:我看到了古往今來若干偉大的HuGmanist中間的一個,——魯迅!
  古往今來偉大的文化戰士,一定也是偉大的Humanist;換言之,即是"最理想的人性"的追求者、陶冶者、頌揚者。伏爾泰是這樣的,羅曼羅蘭是這樣的,高爾基是這樣的,其他各時代各民族的站在思潮前頭的戰士莫不是這樣的,魯迅也是這樣的。正因為他們所追求而闡揚者,是"最理想的人性",所以他們不得不抨擊一切摧殘、毒害、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發展的人為的枷鎖,——一切不合理的傳統的典章文物。這是各時代各民族的Humanist所相同的,而魯迅先生,則于"同"中更有起特殊者在。這特殊的什么,乃是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而現在則鐐索重重的"東方文明"古國之歷史的与現實的條件所產生而養育的。講到什么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儒家者流,确已說得很多;然而這些美麗動听的詞句,經過現實的天气,就露了馬腳。魯迅先生指出了“吃人的禮教",就是批判數千年最有力的美麗動听的儒家的“最理想的人性"的圖案和規章,而追問著:“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一切偉大的Humanist的事業,一句話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蕭艾,培養"人性"中的芝蘭。然而不是每個從事于這樣事業的人都能明白認出那些"蕭艾"是在什么條件之下被扶植而滋長,又在什么條件之下,那些"芝蘭"方能含葩挺秀。中國古來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認識。"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無時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時間條件之下,會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此即所謂國民性或民族性。中華民族在二千多年的長時間中,在秀麗肥沃的大陸上,而且是在周圍近鄰的异民族的文化水准都遠不及我的优越感的陶醉中,它的國民性將有如何的特點,而此等特點對于民族的生存与發展,其為禍為福又如何?這些都不能不是每一熱愛自己的民族与文化的人士必須嚴肅追問的。然而我們古來的哲人又給了什么解答呢?最近八十年來,我們一點一點知道除我們這民族以外,世界上還有不少同樣优秀而且現今駕乎我們之上的民族了,這些民族的民族性也漸漸從書本上(可怜,還只是從書本上)被知道了一點。然而我們自己的呢?”最缺乏是什么"?"病根何在"?似乎最多的還是空洞抽象,從什么精神,什么本性,甚而至于從人為的畸形的禮俗,去找解答。
  魯迅先生三十年工夫的努力,在我看來,除了其他重大的意義外,尚有一同樣或許更重大的貢獻,就是給這三個相聯的問題開創了光輝的道路。或許我們覺得他的答案還沒達到結論的階段,然而每一個無偏見成見而愛真理的人,一定能承認他的畢生努力已經給這三個相聯的問題以無限寶貴的啟示,而且他是第一個"從舊壘中來",看得格外分明,又能依据進步的科學觀點,從物質基礎上對這相聯的三個問題下解答的。
  在他逝世五周年的今日,我們是不是應該試從這相聯的三個問題上從事于他的著作的研究?我相信是必要的。我以為從這相聯的三問題下手,也許比從其他方面下手,更能把握到魯迅思想的中心罷?
  即以《阿Q正傳》而言,如果這阿Q作為農民的或流浪無產階層的典型來看,也不算刺謬的話,那么,是否我們倘把他代表了國民性的某几方面來看,能夠更引人深思,更加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是不是從"阿Q相"上,我們找出了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一些什么,及其病根來?我想是必然可以的。
  人類創造了文化以征服自然。同時亦要征服人的原始性,以及人類在歷史過程中所自造的阻礙"人性"向真美善發展的种种人為的梏桎。所謂文化是"第二自然",文藝家是人們“靈魂的工程師",都是從這意義而來。"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不能不是我們最大最終极的目標。為求"最理想的",我們不能不抨擊那些非理想且不合理的,魯迅先生一生努力在此,——建設從破坏中來。一切偉大的Humanist莫不皆然。
  九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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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書香門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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