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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特寫


  近十余年來,報紙上的特寫欄,已成為讀者注意中心。有些報道文章,比社論或新聞還重要,比副刊雜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讀者,不僅給人印象真實而生動,還將發生直接廣泛教育效果。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來源不遠的風气習慣,可是我們卻不能不承認,在已成風气習慣后這類作品的真實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大,還會影響到報紙的將來,更會影響到現代文學中散文和小說形式及內容。特寫大約可分作三類,即專家的“專題討論”和普通外勤的“敘事”、“寫人”。本文只談一談用新聞記者名分作的“敘事”。
  試就几個“大手筆”的作品來看,就可知他們的成就并非偶然。凡屬敘事,不能缺少知識、經驗和文筆,正如用筆极有分寸的記者之一徐盈先生所說:要眼到,心到,手到,才會寫得出好的報道文章。他說的自然出于個人心得,一般學習可不容易從這三方面得到證實。因為“三到”未必就可產生好文章。同是知識、經驗和文筆,在將三者綜合表現上得失就可見出极大差別。檢視這點差別時,有時可用個人立嘗興趣、或政治信仰、人生態度不同作說明(但這完全是表面的解釋)。有時又似乎還得從更深方面去爬梳(即如此鉤深索隱,將依然無什么結果)。為的是它正如文學,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嶄新風格都包含了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雜綜合,彼此均不相同。能理解可不容易學習,比一個偉大作品容易認識理解,但也比同一偉大作品難于把握取法。
  以個人印象言,近十年這部門作品的成就,可說量多而質重,實值得當成一個單獨項目來研究,來學習。把四個作者成就作例,可測驗一下這類作品是否除“普及”外還有點“永久性”,是否除“通常效果”外還有點“特別价值”?這四 個人的姓名和作品是:范長江的《塞上行》趙超构的《延安一月》蕭乾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國外通訊記事徐盈的《西北紀游》、《烽火十城》、《華北工業》九一八后華北問題嚴重而复雜,日本人用盡种种方法使之特殊化,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卻各有打算,各有夢想。國人談華北問題,很顯明,一切新聞一切理論,若不輔助以當時在《大公報》陸續發表的《長江通訊》,是不容易有個明确的印象的。作者談軍事政治部分,歡喜連敘帶論。從一個專家看來,可以說多拾人牙慧,未必能把握重心。但寫負責人在那一片土地上的言談活動及社會情況,卻得到极大成功。比如寫百靈廟之爭奪過程,寫綏遠、大同,張家口之社會人事,寫內蒙和關內經濟關系,……以及這几個區域日本人的陰謀与活動,都如給讀者看一幅有聲音和性格的彩色圖畫。這點印象是許多人所同具的。所以到抗戰時期民國二十七八年左右,這些通訊結集的單行本,就經几個朋友推荐,成為西南聯大國文系一年級同學課外讀物。因為大家都覺得,敘事如果是習作條件之一,這本書宜有助于學習敘事。尤其是戰事何時結束不可知,倘若有一天大學生必須從學校走出,各自加入軍隊或其他部門工作,又還保留個寫雜記作通訊的興趣時,這本書更值得作一本必讀書。但結果卻出人意外,同學看巴金、茅盾小說完篇的多,看《塞上行》保留深刻印象的卻并不多。這本書在時間上發生了隔离作用,所說到的一切事情,年青朋友失去了相關空气,專從文學上欣賞,便無從領會,竟似乎比其他普通游記還不如了。讀朱自清的《歐游雜記》,郁達夫的《釣台春晝》,鄧以蟄的《西班牙斗牛》,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都覺得有個鮮明印象,讀《塞上行》竟看不下去。在這里,讓我們明白一個問題,即新聞紀事那時候和文學作品在讀者印象中還是兩件事。學校中人對于文學作品印象,大都是從中小學教科書的取材所范圍,一 面更受一堆出版物共同作成的印象所控制,新聞紀事由于文体習慣不同,配合新聞發表,能吸引讀者,單獨存在,當作文學作品欣賞,即失去其普遍意義,更難說永久性了。
  第二种作品与前作相隔已十年,是和平前后哄動一時《延安的一月》。從作品言,作者用筆謹慎而忠實,在小處字里行間隱含褒貶,讓讀者可以体會。他寫的雖不是歷史,可得要個歷史家的忠正与無私。他的長處不僅值得稱道,還值得取法。從讀者言,這個區域的人和事,正由于与中央隔离對峙,是國內年青人希望和憂慮的集中點,如今對國人關心諸事能一一敘述,作品成功可說是必然的。
  《大公報》記者蕭乾,算是中國記者從歐洲戰場討經驗供給國人以消息的一人。他明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聞處不惜工本的專電,和軍事新聞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寫倫敦轟炸,就專寫小事。如作水彩畫,在設計和用色上都十分細心,使成為一幅明朗生動的速寫。寫英國人民在鋼鐵崩裂,房屋圮坍,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收分定上各种挫折時,如何永遠不失去其從容和幽默,不失去對戰事好轉的信心;寫人性中的美德,与社會習慣所訓練的責任;寫對花草和貓犬的偏愛。即不幸到死亡,仿佛從死亡中也還可見出生机。這种通訊寄回中國不久,恰恰就是重慶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勞轟炸最嚴重,而一切表現,也正是同盟國記者用欽佩和同情態度作報道時。看蕭乾作品,更容易引起國人一种克服困難的勇气和信心。這可說是中國記者用抒情的筆,寫海外戰爭報道配合國內需要最成功的一例。并且這只是個起點,作者作品給讀者的印象更深刻的,還應當數隨盟軍進入歐陸的報道,完全打破了新聞的紀錄。用一個詩人的筆來寫經過戰火焚燒后歐陸的城鄉印象,才真是“特寫”。雖說作品景物描繪多于事件敘事,抒情多于說理,已失去新聞敘事應有習慣,但迄今為止,我還不曾見有其他作者,能將“新聞敘事”和“文學抒情”結合得如此恰到好處,取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但是從教育觀點出發,來檢查一下這部門作品成就時,個人卻和國內許多青年讀者有相同印象,對于徐盈先生近十年的貢獻,表示敬意。從二十三年《國聞周報》時代,作者帶調查性的游記見出一支筆和農村經濟關連十分密切。但那時候報紙特寫欄,正是“范長江時代”,注意這种有知識有見解游記的人并不多。抗戰后,卻載出了作者有關西南諸省及后方建設的种种報道,用區域特性作單位,由人事到土地,一 一論述,寫他的《西南紀游》人事禁忌多,雖暢所欲言,涉及其他問題時,又怕和對外有關,說多了或者反而會為敵偽利用。然而從教育后方年青讀者意義說來,作者一支筆實已盡了最大努力。且處處隱見批評,尤其是屬于政治經濟上人事弱點,和工業技術上兩難,從當事方面所報導和牢騷,都能歸納于敘述中,對普通讀者為鼓勵,對當事方面卻具建議性和批判性。作者最應受推重的較近作品還是复員期間軍調進行時寫成的各篇章。
  《烽火十城》和有關華北日人十年經營,國人接收一年即破坏殆盡的《華北工業》。前者寫追隨馬歇爾飛來飛去于華北五省几個大据點上所見到的人物,所接触的人事,把握問題既准确,敘述复生動,可說是數十年來最有生命的一個敘事詩。不僅在當時有教育作用,于明日還有歷史作用,文筆活潑而庄嚴。尤其是作者從敘述中有輕有重,所暗示政治上的失敗,給讀者的啟發亦甚多。后一書的寫作方法大不相同,多就各方面所得統計資料、報告,加以綜合排比,更就個人眼目接触,來寫這些工業單位前前后后如何由“存在”而“停頓”,由“有”而變“無”,在對照上更充分敘述某一方面的無知自私而貪得,形成的接收的失敗,如何慘,如何無可補救!一切專門家和有良心的公民,活在這個悲劇環境中,都只有深刻痛苦和手足無措。如果“必讀書”的制度還保存,除大學中學生外,還有指派地方官吏、軍營將士和軍校學生的可能,我想這個應當是本值得推荐的小書。因為讓讀者明白由于少數人只想從戰爭找結論,僅僅華北平津一個單位,即毀坏多少建設,影響到這個國家將來嚴重到什么程度!過去的事雖然已無法補救,未來是否尚可作些安排,凡事都還要看未來。不過這個作品的存在价值,与文學實不相干,雖然作者在文學創作多方面作過嘗試,傳記,小說,戲劇,電影劇本,都曾有成就,這個作品的好處,可說恰恰是缺少文學性卻不失其永久性。雖如一個專題分析,卻是用一個敘事方法引領讀者進入本題。
  從這四個人的工作表現,檢查到新聞敘事的得失時,我們明白,即一個优秀特寫作者,廣泛的認識与人類的溫情,都不能缺少。理想的敘事高手,還必需有一個專門家或學者的知識,以及一個詩人一個思想家的气質,再加上點宗教徒的熱情和悲憫,來從事這個工作,十年八年才可望有新而持久的記錄。人才如何從學習訓練來培育,以我私見,國內大學新聞系的課程,或得重新設計設計了。因為這部門的工作,從報館主持人來說,目前還看不出比社論見出抽象价值,比廣告見出具体价值。但事實上容許寄托一些更新的希望于未來。
  新聞系的主持人若具遠見,把“業務管理”与“持筆作文”于第三年分組,使某一組學生給于文史修養,及哲學,美術,心理,社會等等課程分量加重,學習用筆也得作個長期訓練應當是值得考慮的試驗。若照目前制度和方式,可不大濟事,不僅浪費了許多优秀人才,且把這部門工作可寄托的希望,也浪費了。
  這件事現在說來,也許象是痴人說夢,和“現實”不大調和。因為即就特寫作者本身言,是樂意用一個普通新聞從業員身分來推進工作,把個人渡入政界?還是打量來用筆作橋梁,渡入思想家領域?正因為此,更讓我們對一群在大學學習正在生長的后來者,為增加他們對人類服務的熱忱,以及獨立人格的培養、文筆有效率的應用,覺得還應當作點准備。不僅學校的課程待補充修正,即我們對于這种优秀記者的优秀成就,也得重新認識,估价,并寄托以較多希望,才是道理!

                              一九四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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