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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本國人把文學對于社會的用外，以及文學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過于重大了些。在野達士通人，認為這個東西可以用來作為治國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員把它當作治國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發生了如下現象，就是對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應查禁的書籍到二百种。這真是一個可觀的大數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則已全部被禁止。為什么這些書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無法從當局的文書法令中弄明白真正問題的。這個查禁通告据說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這些被查禁的文學書籍，有多少种曾經為通過這個議案的委員先生們閱讀過。負責審查的個人，是不是曾經把這些書籍都細心看過一遍，我也覺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數總以為是“為了這個社會秩序的維持与這個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著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締。我是個歡喜秩序的鄉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對于這個民族健康關心的處理。但對于由事實上說來，不少并無什么坏影響的文學書籍，在難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時關于書店紙版与剩余書籍，也無不加以沒收，付之一炬，這行為我覺得真很稀奇。這不過分了嗎？對于這些書籍的處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嗎？若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書一燒就完事了嗎？我极希望當局有一點比“跡近反動”的措詞更多一些的具体說明，免得使后人在歷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記載，免得被人把這件事与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并為一談。 文學被一些讀書人看得儼然异常重大，實有理由可說。這些人照例多是兩手空空不在其位的，無權無勢的。這些人生存到這個混亂貧窮內戰連年國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見耳聞這個國家一切愚昧与腐敗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點儿力量，滲進社會組織里面去，使這個民族多少健康一點，結實一點。因為自己所學的是文學，承受了一個新的文學理論，有所努力。也仍然因為自己所學的僅僅是文學，對于目前國家社會的复雜性与矛盾性，解釋得照例常常比事實簡單一些。憑了文學者富于幻想与熱情的气質，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跡，且因為對于這种奇跡的期待，各人帶著點儿宗教的傾心，与目前這個為“應付眼前事實喪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當局，意見不可免會有齟齬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認識這問題比較清楚，便明白處置的方法，不會把不适用于兩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這些优秀公民，原是愛他們自己的國家，絕不下于任何當權達官貴人或部長廳長的。他們只是個作家，他們努力從事于藝術，是為了使這個民族增加些知識，減少些愚昧，為這個民族的光榮，為這個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親愛”，“勇敢”与“耐勞”，特別重要是一腔愛國熱忱，加以鑄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誠實也很窮苦的各自獨立分布在國內各處地方，過著极端簡陋的日子。政府既從不知道對于這种人加以關切，商人因書業蕭條，又對他們待遇吝嗇。他們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從不能夠從從容容過一天較好的日子。病了無法就醫治療，文章不能出賣，又難于尋找其他職業時，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結束在一個最悲慘的死亡里。他們堅苦卓絕的精神，他們輕于物質尋覓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難得的品質！政府不理會他們，也還罷了。如今對于這种人總像放心不下，不斷加以壓迫与摧殘，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實在是國內多數人難以索解的！這些人在這种國民生產力十分凋敝，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無法擺脫，全個民族正陷入一個十分悲慘的命運里去的時節，擔心到可恐怖的未來，認為這個民族若不甘心墮落与滅亡，必須認識現在的環境。因此對于鴉片煙公然的流行，農村經濟的蕭條，知識階層中某些人的只知獨善其身，官吏階層的貪贓無識，以及軍官种种极端囂張跋扈處，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們在作品中一點作者對于這個民族复興的意見，因為他們過分被現狀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為民族生存著想，對于這些人的意見，難道還不應當同情并加以考慮嗎？如今當局卻只從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點毫不切于實際的關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從另一方面，某种人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張大其辭的下級報告，便對于處在中國這种困難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壓迫与摧殘，全然不像一個正在希望國內一切漸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來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說來，在中外有識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對于這個民族殘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無所得。如目前這种處置，當局諸公中，竟無一個人能指出它的錯誤，實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別提出的，是那些曾經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過來人，當前主持文化教育的當權派。） 文學在別一國家別一民族中，或者也發揮過某种特別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紀那個民族嶄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發成為不可分离的東西”，這說明自一個文學史的敘述者口中說來，并不覺其過度夸張。但多數人若只是單記著這些歷史的輪廓，便打量從自己國家自己行為方面產生一頁新的歷史，必然還有許多待明白的問題。在環境截然不同習性截然不同的兩個民族中，歷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樣重現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學觀，移植到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國家中去時，所需要的修正，將到何种程度，這些理論方能發揮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論下，一些作品又應在何种形式下產生，所側重的必在某几點，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會革命失去其當然的聯系？有了這种作品，這种作品對于全盤“活動万變”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從事文學運動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況中，事實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來對于這些問題詳細加以研究。在中國目前這种景況下，文學能夠做些什么？宜于從何方面著手？它若不宜离開社會，且應當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間接或直接促進政治的机能，應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時節某一限度內能夠發揮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動性与彈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學作品相呼應相結合？這些問題，不單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窮苦作家們無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從國庫中支取相當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傳部當差辦事的三民主義文學理論家，三數年來不是還不曾寫出什么稍稍像樣的文章嗎？正因為便是左翼也還缺少一种具有我們這個民族丰富的歷史知識的文學理論家，能作出較有系統的理論与說明，致從事于文學創作的，即欲以“唯物論”的觀念為依据，在接受此觀念之際，因理論者的解釋識見的不一，致作者對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無所适從之概。三數年來的掙扎努力，予反對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時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犧牲！且只從目前上海一隅文學出版物的數量統計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學作品在國內流行的情形。那些帶一點儿較新傾向，不頹廢，不諧趣，不墮入惡俗猥褻習气較慎重的文學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個如何可怜的數目！這种作品流入社會里去，固能影響不少青年人，同時這些青年人，卻就又將如何受一种惡習慣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點必需的冷靜与誠實，對于几年來文學運動在國內發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會把這几年在數万万饑民中僅僅只限于大學生和中學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過大了。因為一方面是把一個新的文學觀移入中國，還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論要求作品的應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無知，對于目前文學的恐怖与厭惡，把現在的革命文學對于中國社會革命的影響看得過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變化：部分原來對于左翼文學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轉了。又有一些作家，因為不愿意同這個對文化只知摧殘的無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對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對社會主義有所傾心，在現狀下抱殘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窮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殘壘，以沉默來支撐現狀應付現狀。一些人信念与行動中間的矛盾處，既無法可以調和，矛盾的延長，自然是一种很大損失。 近年來大學生中學生左傾思想的普遍，以及對于左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為是文學的影響，而忘了社會現實那一面，實在是最大的錯誤。几年來政府對于青年的措置，實在可以說是無往不在那里拋棄青年。當局方面對于青年人左傾思想的發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這個問題聯系到“社會的黑暗与混亂”、“農村經濟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慮，不對于他們精神方面發展加以注意，不為他們生存覓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問題，就只避重就輕，把問題認為完全由于左翼文學宣傳的結果，以為只需要把凡稍有傾向的書籍焚盡，勒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种打算實在是太幼稚，對國事言太近于“大題小做”，對文學言又像太近于“小題大做”了。多數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個能“辦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為目前有許多事并不是政府權力能否執行的問題，實在是政府明白如何節制權力或濫用權力，引起國內外有識者對政府厭惡或絕望的問題。關于禁書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還是出自國民政府，我們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傳部文藝科，我不想說什么話，因為這也許就是國民党中這些小官僚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這件事出自國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還可以來過問下，我卻希望凡是這一次被禁止的文藝書籍，能夠即早交付一個有遠識的委員會全部重新加以審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書籍必需禁止，有多少書籍不應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認文學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正因為既當它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們不是极不愿意被別一國家別一民族把我們當成野蠻人看待嗎？希望從別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應當是自己不作出野蠻人的行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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