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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傳奇的本事


  我情感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校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都不能和水分离。我受業的學校,可以說永遠設在水邊。我學會思索,認識美,理解人生,水對于我有极大關系。
  (摘《自傳》中一小節)
  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傾向不可分。這不僅是二十歲以前的事情。即到厭倦了水邊城市流宕生活,改變計划,來到住有百万市民的北平,飽受生活的折磨,堅持抵制一切腐蝕,十分認真閱讀那本抽象“大書”第二卷,告了個小小段落,轉入几個大學教書時,前后二十年,十分湊巧,所有學校又都恰好接近水邊。我的人格的發展,和工作的動力,依然還是和水不可分。從《楚辭》發生地,一條沅水上下游各個大小碼頭,轉到海潮來去的吳淞江口,黃浪濁流急奔而下直瀉千里的武漢長江邊,天云變幻碧波無際的青島大海邊,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灘上布滿小小螺蚌殘骸的昆明滇池邊。三十年來水永遠是我的良師,是我的諍友,給我用筆以各种不同的啟發。這分离奇教育并無什么神秘性,卻不免富于傳奇性。
  水的德性為兼容并包,從不排斥拒絕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經事物!卻也從不受它的玷污影響。水的性格似乎特別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實則柔弱中有強韌,如集中一點,即涓涓細流,滴水穿石,卻無堅不摧。水教給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并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于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個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我一切作品的背景,都少不了水。我待完成的主要工作,將是描述十個水邊城市平凡人民的愛惡哀樂。在這個變易多方取予复雜的社會中,宜讓頭腦靈敏身心健全的少壯,有机會駕著最新式飛机向天上飛,從高度和速度上打破記錄,成為《新時代畫報》上的名人。且盡那些馬上得天下還想馬上治天下的英雄偉人,為了寄生細菌的巧佞和謊言繁殖迅速,不多久,都能由雕刻家設計,為安排騎在青銅熔鑄的駿馬上,和個斗雞一樣,在仿佛永遠堅固磐石作基礎的地面,給后人瞻仰。可是不多久,卻將在同地震海嘯相近而來的地覆天翻中,只剩余一堆殘跡,供人憑吊。也必然還有那些各式各樣精通“世故哲學”的“命世奇才”應運而生,在無帝王時代,始終還有作“帝王師”的机會,各有攸歸,各得其所。我要的卻只是能再好好工作二三十年,完成學習用筆過程后,還有机會得到寫作上的真正自由,再認真些寫寫那些生死都和水分不開的平凡人平凡歷史。這個分定對于我象是生存唯一的義務,無從拒絕。因為這种平凡的土壤,卻孕育了我發展了我的生命,体會經驗到一點不平凡的人生。
  我有一課水上教育受得极离奇,是二十七年前在常德府那半年流蕩。這個城市地圖上看,即可知接連洞庭,貫串黔川,扼住湘西的咽喉,是一個在經濟上軍事上都不可忽略的城市。城市的位置似乎浸在水中或水下,因為每年有好几個月城四面都是一片大水包圍,水線有時比城中民房還高。保護到十万居民不致于成為魚鱉,全靠上游四十里几道堅固的長堤,和一個高及數丈的磚砌大城。常德沿河有四個城門,計西門、上南門、中南門、下南門。城門外有一條延長數里的長街,上邊一點是年有百十万擔“湖蓮”的加工轉口站。此外賣牛肉狗肉、開染坊糖坊和收桐油、朱砂、水銀、白蜡、生漆、五倍子的大小庄號,生產出售水上人所不可少的竹木圓器及大小船只上所必需的席棚、竹纜、鋼鑽頭、大小鐵錨雜物店舖,在這條河街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各有不同的處所。
  最動人的是那些等待主顧、各用特制木架支撐,上蓋罩棚,身長五七丈的大木桅,和倉庫堆店堆積如山的作船帆用的厚白帆布,聯想到它們在“揚揚万斛船,影若揚白虹”三桅五艙大船上應用時的壯觀景象和偉大作用,不覺更令人神往傾心。
  這條河街某一段是什么樣子,有什么東西,發出什么不同气味,到如今我始終還記得清清楚楚。這個城市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有其重要意義,因此抗日戰爭末兩年,最激烈的一役,即中外報刊記載所謂“中國谷倉爭奪戰”的一役中,十万戶人家終于在所預料情形下,完全毀于炮火中。沅水流域竹木原料雖特別富裕,复興重建也必然比中國任何一地容易。
  不過那個原來的水上美麗古典城市,有歷史性市容,有歷史性人事,就已早于烈烈火焰中消失,后來者除了從我過去作的簡單敘述,還能得到個大略印象,此外再也無從尋覓了。有形的和無形的都一律毀掉了。然而有些東西,卻似乎還值得用少量文字或在多數人情感中保留下來,對于明日社會重造工作上,有其長遠的意義。
  常德既是延長千里一條沅水和十來條支流十多個縣份百數十万人民生產竹、木、油、漆、棉、麻、煙草、藥材原料的集中站,及東南沿海魷魚、海帶、淮鹽及一切輕工業品貨物向上轉移的總碼頭,船只向上可達川東、黔東,向下毗連洞庭、長江,地方人事自然也就相當复雜。城門口照例有軍事机關和稅收机關各种堂皇布告,同時也有當地党部無效果的政治宣傳品,和廣東、上海藥房出賣壯陽、補虛偽藥,及“活神仙”“王鐵嘴”一類看相算命騙人的各种廣告,各自占据城牆一部分。這几乎也是全國同類城市景象。大街上多的是和商品轉銷有關的接洽事務的大小老板伙計忙匆匆地來去,更多的是經營最古職業的人物,這些人在水上雖各有一定住處,在街上依然隨地可以碰到。責任大,工作忙,性質雜,人數多,真正在維持這個水邊城市的繁榮,支配一切活動的,還是水上那几千只大小船只和那几万駕船人。其中“麻陽佬”占比例特重,這些人如何使用他們各不相同各有個性的水上工具,按照不同的行規、不同的禁忌掙扎生活并生儿育女,我雖說不上十分清楚,卻有一定常識。所以,抗戰初期,寫了個關于湘西問題的小書時,《常德的船》那一章,內中主要部分,便是介紹占据一條延長千里沅水的麻陽船只和駕船人的种种,在那一章小文結尾說:常德本身也類乎一只旱船,……常德縣沿沅水上行九十里,即到千五百年前武陵漁人迷路問津的桃源。……那里河上游一點,有個省立女子第二師范學校。五四運動影響到湖南時,談男女解放,自由平等,剪發戀愛,最先提出要求并爭取實現它的,就是這個學校一群女學生。
  這只旱船上不僅裝了社會上几個知名人士,我還忘了提及几個女學生。這里有因肺病死去的川東王小姐,有芷江楊小姐,還有……一群單純熱情的女孩子,离開學校离開家庭后,大都暫時寄居到這個學校里,作為一個臨時跳板,預備整頓行裝,堅強翅膀,好向廣大社會飛去。書雖讀得不怎么多,卻為《新青年》一類刊物煽起了青春的狂熱,帶了點點錢和滿腦子進步社會理想和個人生活幻想,打量向北平、上海跑去,接受她們各自不同的命運。這些女孩子和現代史的發展,曾有過密切的聯系。另外有几個性情比較溫和穩定,又不擬作升學准備的,便作了那個女學校的教員。當時年紀大的都還不過二十來歲,差不多都有個相同社會背景,出身于小資產階級或小官僚地主家庭,照習慣,自幼即由家庭許了人家,畢業回家第一件事即等待完婚。既和家庭鬧革命,經濟來源斷絕,向京滬跑去的,難望有升大學机會,生活自然相當狼狽。一時只能在相互照顧中維持,走回頭路卻不甘心。
  猶幸社會風气正注重儉朴,人之師需為表率,作教員的衣著化裝品不必費錢,所以每月收入雖不多,最高月薪不過三十六元,居然有人能把收入一半接濟升學的親友。教員中有一位年紀較長,性情溫和而朴素、又特別富于藝術愛好,生長于鳳凰縣苗鄉得胜營的楊小姐,在沒有認識以前,就听說她的每月收入,還供給了兩個妹妹讀書。
  至于那時的我呢,正和一個從常德師范畢業習音樂美術的表兄黃玉書,一同住在常德中南門里每天各需三毛六分錢的小客棧中,說明白點,就是無業可就。表哥是隨同我的大舅父從北平、天津見過大世面的,找工作無結果,回到常德等机會的。無事可作,失業賦閒,照當時稱呼名為“打流”。
  那個“平安小客棧”對我們可真不平安!每五天必須結一回賬,照例是支吾過去。欠賬越積越多,因此住宿房間也移來移去,由三面大窗的“官房”,遷到只有兩片明瓦作天窗的貯物間。總之,盡管借故把我們一再調動,永不抗議,照棧規彼此不破臉,主人就不能下逐客令。至于在飯桌邊當店東冷言冷語譏誚時,只裝作听不懂,也陪著笑笑,一切用個“磨”字應付。這一點,表哥可說是已達到“爐火純青”地步。
  如此這般我們約莫支持了五個月。雖隔一二月,在天津我那大舅父照例必寄來二三十元接濟。表哥的習慣愛好,卻是扣留一部分去城中心“稻香村”買一二斤五香牛肉干作為儲備,隨時嚼嚼解饞,最多也只給店中二十元,因此永遠還不清賬。
  內掌柜是個貓儿臉中年婦女,年過半百還把發髻梳得油光光的,別一支翠玉搔頭,衣襟鈕扣上總還挂一串“銀三事”,且把眉毛扯得細彎彎的,風流自賞,自得其樂,心地倒還忠厚爽直。不過有時禁不住會向五個長住客人發點牢騷,飯桌邊“項庄舞劍”意有所指的說,“開銷越來越大了,門面實在當不下。樓下舖子零賣煙酒點心賺的錢,全貼上樓了,日子偌得過?我們吃四方飯,還有人吃八方飯!”話說得夠鋒利尖銳。
  說后,見五個常住客人都不聲不響,只顧低頭吃飯,就和那個養得白白胖胖、年紀已過十六歲的寄女儿干笑,寄女儿也只照例陪著笑笑。(這個女孩子經常借故上樓來,請大表兄剪鞋面花樣或圍裙上部花樣,悄悄留下一包寸金糖或芙蓉酥,幫了我們不少的忙。表兄卻笑她一身白得象白糖發糕,雖不拒絕芙蓉酥,可決不要發糕。)我們也依舊裝不懂內老板話中含意,只管揀豆芽菜湯里的肉片吃。可是卻知道用過飯后還有一手,得准備招架對策。不多久,老廚師果然就帶了本油膩膩藍布面的賬本上樓來相訪,十分客气要借點錢買油鹽。表兄作成老江湖滿不在乎的神气,隨便翻了一下我們名下的欠數,就把賬本推開,鼻子嗡嗡的,“我以為欠了十万八千,這几個錢算個什么?內老板四海豪杰人,還這樣小气,笑話。——老弟,你想想看,這豈不是大笑話!我昨天發的那個催款急電,你親眼看見,不是遲早三五天就會有款來了嗎?”
  連哄帶吹把廚師送走后,這個一生不走時運的美術家,卻向我噓了口气說:“老弟,風聲不大好,這地方可不比巴黎!我听熟人說,巴黎的藝術家,不管做什么都不礙事。有些人欠了二十年的房飯賬,到后來索性作了房東的丈夫或女婿,日子過得滿好。我們在這里想攀親戚倒有机會,只是我不大歡喜冒險吃發糕,正如我不歡喜從軍一樣。我們真是英雄秦瓊落了難,黃驃馬也賣不成!”于是學成家鄉老秀才拈卦吟詩哼著,“風雪滿天下,知心能几人?”
  我心想,怎么辦?表兄常說笑話逗我,北京戲院里梅蘭芳出場前,上千盞電燈一熄,樓上下包廂里,到處是金鋼鑽耳環手鐲閃光,且經常有闊人掉金鋼鑽首飾。上海坐馬車,馬車上也常有洋婆子、貴婦人遺下貴重錢包,運气好的一碰到即成大富翁。即或真有其事,遠水哪能救近火?還是想法對付目前,來一個“腳踏西瓜皮”溜了吧。至于向什么地方溜,當時倒有個方便去處。坐每天兩班的小火輪上九十里的桃源縣找賀龍。因為有個同鄉向英生,和賀龍是把兄弟,夫妻從日本留學回來,為人思想學問都相當新,做事非“知事”、“道尹”不干,同鄉人都以為“狂”,其實人并不狂。曾作過一任知縣,卻缺少處理行政能力,只想改革,不到一年,卻把個實缺被自己的不現實理想革掉了。三教九流都有來往,長住在城中春申君墓旁一個大旅館里,總象還吃得開,可不明白錢從何來。這人十分熱忱寫了個信介紹我們去見賀龍。一去即談好,表示歡迎,表兄作十三元一月的參謀,我作九元一月的差遣,還說“碼頭小,容不了大船,只要不嫌棄,留下暫時總可以吃吃大鍋飯”。可是這時正巧我們因同鄉關系,偶然認識了那個楊小姐,兩人于是把“溜”字水旁刪去,依然“留”下來了。桃源的差事也不再加考慮。
  表兄既和她是學師范美術系的同道,平時性情洒脫,倒能一事不作,整天自我陶醉的唱歌。長得也夠漂亮,特別是一雙烏亮大眼睛,十分魅人。還擅長用通草片粘貼花鳥草虫,作得栩栩如生,在本縣同行稱第一流人材。這一來,過不多久,當然彼此就成了一片火,找到了熱情寄托處。
  自從認識了這位楊小姐后,一去那里必然坐在學校禮堂大風琴邊,一面彈琴,一面談天。我照例樂意站在校門前欣賞人來人往的市景,并為二人觀觀風。學校大門位置在大街轉角處,兩邊可以看得相當遠,到校長老太太來學校時,經我遠遠望到,就進去通知一聲,里面琴聲必然忽高起來。老太太到了學校卻照例十分溫和笑笑的說:“你們彈琴彈得真不錯!”表示對于客人有含蓄的禮貌。客人卻不免紅紅臉。因為“彈琴”和“談情”字音相同,老太太語意指什么雖不分明,兩人的体會卻深刻得多。
  每每回到客棧時,表哥便向我連作了十來個揖,要我代筆寫封信,他卻從從容容躺在床上哼各种曲子,或閉目養神,溫習他先前一時的印象。信寫好念給他听听,隨后必把大拇指翹起來搖著,表示感謝和贊許。
  “老弟,妙,妙!措詞得体,合式,有分寸,不卑不亢。
  真可以上報!”
  事實上呢,我們當時只有兩种机會上報,即搶人和自殺。
  但是這兩件事都和我們興趣理想不大合,當然不曾采用。至于這种信,要茶房送,有時茶房借故事忙,還得我代為傳書遞柬。那女教員有几次還和我討論到表哥的文才,我只好支吾過去,回客棧談起這件事,表兄卻一面大笑一面肯定的說:“老弟,你看,我不是說可以上報嗎?”我們又支持約兩個月,前后可能寫了三十多次來回信,住處則已從有天窗的小房間遷到毛房隔壁一個特別小間里,人若气量窄,情感脆弱,對于生活前途感到完全絕望,上吊可真方便。我實在忍受不住,有一天,就終于拋下這個表兄,隨同一個頭戴水獺皮帽子的同鄉,坐在一只裝運軍服的“水上漂”,向沅水上游保靖漂去了。
  三年后,我在北平知道一件新事情,即兩個小學教員已結了婚,回轉家鄉同在縣立第一小學服務。這种結合由女方家長看來,必然不會怎么滿意。因為表哥祖父黃河清,雖是個貢生,看守文廟作“教諭”,在文廟旁家中有一棟自用房產,屋旁還有株三人合抱的大椿木樹,著有《古椿書屋詩稿》。為人雖在本城受人尊敬,可是卻十分清貧。至于表哥所學,照當時家鄉人印象,作用地位和“飄鄉手藝人”或“戲子”相差并不多。一個小學教師,不僅收入微薄,也無什么發展前途。比地方傳統帶兵的營連長或參謀副官,就大大不如。不過兩人生活雖不怎么寬舒,情感可极好。因此,孩子便陸續來了,自然增加了生計上的麻煩。好在小縣城,收入雖少,花費也不大,又還有些作上中級軍官或縣長局長的親友,拉拉扯扯,日子總還過得下去。而且肯定精神情緒都還好。
  再過几年,又偶然得家鄉來信說,大孩子已离開了家鄉,到福建廈門集美一個堂叔處去讀書。從小即可看出,父母愛好藝術的長處,對于孩子顯然已有了影響。但本地人性情上另外一种倔強自恃,以及瀟洒超脫不甚顧及生活的弱點,也似乎被同時接收下來了。所以在叔父身邊讀書,初中不到二年,因為那個藝術型發展,不聲不響就离開了親戚,去閱讀那本“大書”,從此就于廣大社會中消失了。計算歲月,年齡已到十三四歲,照家鄉子弟飄江湖奔門路老習慣,已并不算早。教育人家子弟的既教育不起自己子弟,所以對于這個失蹤的消息,大致也就不甚在意。
  一九三七年抗戰后十二月間,我由武昌上云南路過長沙時,偶然在一個本鄉師部留守處大門前,又見到那表兄,面容憔悴蜡渣黃,穿了件舊灰布軍裝,倚在門前看街景,一見到我即認識,十分親熱的把我帶進了辦公室。問問才知道因為脾气与年輕同事合不來,被擠出校門,失了業。不得已改了業,在師部做一名中尉辦事員,辦理散兵傷兵收容聯絡事務。大表嫂還在沅陵酉水邊“烏宿”附近一個村子里教小學。
  大儿子既已失蹤,音信不通。二儿子十三歲,也從了軍,跟人作護兵,自食其力。還有老三、老五、老六,全在母親身邊混日子。事業不如意,人又上了點年紀,常害點胃病,性情自然越來越加拘迂。過去豪爽洒脫處早完全失去,只是一雙濃眉下那雙大而黑亮有神的眼睛還依然如舊。也仍然歡喜唱歌。邀他去長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頓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問他還吸煙不吸煙,就說,“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發現他手指黃黃的,知道有煙吸還是隨時可以開戒。他原歡喜吸煙,且很懂煙品好坏。第二次再去看他,帶了別的同鄉送我的兩大木盒呂宋雪茄煙去送他。他見到時,憔悴焦黃臉上露出少有的歡喜和惊訝,只是搖頭,口中低低的連說:“老弟,老弟,太破費你了,太破費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老師長這么兩盒,美國大軍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點舊事使他開開心,告他“還有人送了我一些什么‘三五字’、‘大司令’,我無福享受,明天全送了你吧。
  我當年一心只想做個開糖坊的女婿,好成天有糖吃。你看,這點希望就始終不成功!”
  “不成功!人家都說你為我們家鄉爭了個大面子,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敗了那個只會做官、找錢,對家鄉青年毫不關心的熊鳳凰。什么鳳凰?簡直是只閹雞,只會跪榻凳,吃太太洗腳水,我可不佩服!你看這個!”他隨手把一份當天長沙報紙攤在桌上,手指著本市新聞欄一個記者對我寫的訪問記,“老弟,你當真上了報,人家對你說了不少好話,比得過什么什么大文豪!”
  我說:“大表哥,你不要相信這些逗笑的話。一定是做新聞記者的學生寫的。因為我始終只是個在外面走碼頭的人物,底子薄,又無幫口,在學校里混也混不出個所以然的。不是抗戰還回不了家鄉,熟人听說我回來了,所以表示歡迎。我在外面只有點虛名,并沒什么真正成就的。……我倒正想問問你,在常德時,我代勞寫的那些信件,表嫂是不是還保留著?若改成個故事,送過上海去換二十盒大呂宋煙,還不困難!”
  想起十多年前同在一處的舊事,一切猶如目前,又恍同隔世。兩人不免相對沉默了一會,后來复大笑一陣,把話轉到這次戰爭的發展和家鄉种种了。隨后他又陪我去醫院看望受傷的同鄉官兵。正見我弟弟剛出醫院,召集二十來個行將出院的下級軍官,在院前小花園和他們談話,彼此詢問一下情形;并告給那些傷愈連長和營副,不久就要返回沅陵接收新兵,作為“榮譽師”重上前線。訓話完畢,問我臨時大學那邊有多少熟人,建議用我名分約個日子,請吃頓飯,到時他來和大家談談前方情況。邀大表兄也作陪客,他卻不好意思,堅決拒絕參加。只和我在另一天同上天心閣看看湘江,我們從此就离開了。
  抗戰到六年,我弟弟去印度受訓,過昆明時,來呈貢鄉下看看我,談及家鄉种种,才知道年紀從十六到四十歲的同鄉親友,大多數都在六年里各次戰役中已消耗將荊有個麻四哥和三表弟,都在洞庭湖邊犧牲了。大表哥因不樂意在師部作事,已代為安排到沅水中游青浪灘前作了一個絞船站的站長,有四十元一月。老三跟在身邊,自小就會泅水,膽子又大,這個著名惡灘經常有船翻沉,老三就在灘腳伏波宮前急流漩渦中浮沉,拾撈沉船中漂出無主的腊肉、火腿和其他食物,因此,父子經常倒吃得滿好。可是一生長處既無從發揮,始終郁郁不歡,不久前,在一場小病中就過世了。
  大孩子久無消息,只知道在江西戰地文工團搞宣傳。老二從了軍。還預備把老五送到銀匠舖去作學徒。至于大表嫂呢,依然在沅陵烏宿鄉下村子里教小學,收入足夠糊口。因為是唯一至親,假期中,我大哥總派人接母子到沅陵“芸廬”家中度假,開學時,再送他們回學校。
  照情形說來,這正是抗戰以來,一個小地方、一個小家庭极平常的小故事。一個從中級師范學校畢業的女子,為了對國家對生活還有點理想,反抗家庭的包辦婚姻,放棄了本分內物質上一切應有權利,在外縣作個小教員。從偶然机會里,即和一個性情還相投的窮教員結了婚,過了陣雖清苦還平靜的共同生活。隨即接受了“上帝”給分派的庄嚴任務,陸續生了一堆孩子。照環境分定,母親的溫良母性,雖得到了充分發展,作父親的藝術秉賦,可從不曾得到好好的使用,只隨同社會變化,接受環境中所能得到的那一份苦難。十年過去,孩子已生到第五個,教人子弟的照例無從使自己子弟受教育,每個孩子在成年以前,都得一一离開家庭,自求生存,或死或生,無從過問!戰事隨來,可怜一份小學教師職業,還被二十來歲的什么積极分子排擠掉。只好放棄了本業,換上套拖拖沓沓舊軍裝,“投筆從戎”作個后方留守處無足輕重的軍佐。部隊既一再整編,終于轉到一個長年惡浪咆哮灘前的絞船站里作了站長,不多久,便被一場小小疾病收拾了。親人赶來一面拭淚,一面把死者殮入個賒借得來的小小白木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舊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還得從正分微薄收入中扣出一點點錢填還虧空。在一個普通人不易設想的鄉村小學教師職務上,過著平凡而簡單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過正因為它是千万鄉村小學教師的共同命運,卻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嚴。
  抗戰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驟然來臨,睽違十年的親友,都逐漸恢复了通信關系。我也和家中人由云南昆明一個鄉村中,依舊歸還到舊日的北平,收拾破爛,重理舊業。忽然有個十多年不通音問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詩集。詩集中用黑綠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圖,充滿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熱情大膽的混合,給我嶄新的印象。不僅見出作者頭腦里的智慧和熱情,還可發現這兩者結合時如何形成一种詩的抒情。對于詩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這种明确反映的。一經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還不及初中二,而年齡也還不過二十來歲,完全是在八年戰火中長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這個青年藝術家,原來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無聞的兩個美術教員的長子。十三四歲即离開了所有親人,到陌生而廣大世界上流蕩,無可避免的窮困,疾病,挫折,逃亡,在种种卑微工作上短時期的穩定,繼以長時間的失業,如蓬如萍的轉徙飄蕩,到景德鎮燒過瓷器,又在另一處當過做棺材的學徒。
  ……卻從不易想象學習過程中,奇跡般終于成了個技術优秀特有個性的木刻工作者。為了這個新的發現,使我對于國家民族,以及屬于個人极庄嚴的苦難命運,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著法國人小說中常說的一句話,“這就是人生。”當我溫習到有關于這兩個美術教員一生种种,和我身預其事的种种,所引起的回憶,不免感覺到對于“命運偶然”的惊奇。
  作者至今還不曾和我見過面,只從通信中約略知道他近十年一點過去,以及最近正當成千上万“接收大員”在上海大發國難財之際,他如何也來到了上海,卻和他几個同道陷于同樣窮困絕望中,想工作,連購買木刻板片的費用也無處籌措。境況雖然如此,對于工作卻依然充滿自信和狂熱,對未來有無限憧憬。攤在我面眼前的四十幅木刻,無論大小,都可見出一种獨特性格,美麗中還有個深度。為几個世界上名師巨匠作的肖像木刻,和為几個現代作家詩人作的小幅插圖,都可見出作者精力彌滿,設計构圖特別用心,還依稀可見出父母瀟洒善良的秉賦,与作者生活經驗的沉重粗豪和精細同時并存而不相犯相混,兩者還共同形成一种幽默的典雅。提到這一點時,作品性格鮮明的一面,事實上還有比個人秉賦更重要的因素,即所生長的地方性,值得一提。因為這不僅是兩個窮教員的儿子,生長地還是從二百年設治以來,即完全在极端變態發展中一片土地,一种社會的特別組織的衍生物。
  作者出身苗鄉,原由“鎮打營”和“筸子坪”合成的“鎮筸城”。后來因鎮壓苗人造反,設立了個兼帶兵勇的“辰沅永靖兵備道”,又添一個專管軍事的鎮守使,才升級成“鳳凰廳”,后改“鳳凰縣”。家鄉既是個屯兵地方,住在那個小小石頭城中的人,大半是當時的戍卒屯丁,小部分是封建社會放逐貶謫的罪犯(黃家人生時姓“黃”,死后必改姓“張”,听老輩說,就是這個原因)。因此二百年前居民即有世代服兵役的習慣,習軍事的机會。中國兵制中的“綠營”組織,在近代學人印象中,早已成了歷史名詞了,然而抗戰八年,我們生長的那個小地方,對于兵役補充,尤其是下級官佐的補充,總象不成問題,就還得力于這個舊社會殘余制度的便利。
  最初為鎮壓苗族造反而設治,因此到咸、同之際,曾國藩組織的湘軍,“筸軍”就占了一定數目,選擇的對象必“五短身材,琵琶腿”,才善于挨餓耐寒爬山越岭跑長路。內中也包括部分苗族兵叮但苗官則限制到“守備”為止。江南大營包圍太平軍的天京時,筸軍中有一群賣柴賣草亡命之徒,曾參預過沖鋒陷陣爬城之役,內中有四五人后來都因軍功作了“提督軍門”,且先后轉成“云貴總督”。就中有個田興恕,因教案被充軍新疆,隨后又跟左宗棠帶罪立功,格外著名。到辛亥革命攻占雨花台后,首先隨大軍入南京的一個軍官,就是“爬城世家”田興恕的小儿子田應詔。這個軍官由日本士官學校畢了業,和蔡鍔同期,我曾听過在蔡鍔身邊作參謀長的同鄉朱湘溪先生說,因為田有大少爺脾气,人不中用,所以才讓他回轉家鄉作第一任湘西鎮守使。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卻留了一小撮日本仁丹式胡子,所以本地人通叫他“田三胡子”。出于好事喜弄的大少爺脾气,這位邊疆大吏,受了點日本維新變法的影響,當時手下大約還有四千綠營兵士,無意整軍經武,卻在練軍大教場的河對岸,傍水倚山建立了座新式公園,紀念他的母親,經常和一群高等幕僚,在那里飲酒賦詩。又還在本縣城里辦了個中級美術學校,因此后來本地很出了几個湘西知名的畫家。此外還辦了個煤礦,辦了個瓷器厂,辦了個洋廣雜貨的公司,不多久就先后賠本停業。這种种正可說明一點,即浪漫情緒在這個“爬城世家”頭腦中,作成一种詩的抒情、有趣的發展。(我和永玉,都可說或多或少受了點影響。)三十年來國家動亂,既照例以內戰為主要動力,蕩來蕩去形成了大小軍閥的新陳代謝。這小地方卻因僻處一隅,得天獨厚,又不值得爭奪,因之形成一個极离奇的存在。在湘西十八縣中,日本士官生、保定軍官團、云南講武堂,及較后的黃埔軍官學校,前后都有大批學生,同其它縣分比,占人數最多。到抗戰前夕為止,縣城不到六千戶人家,人口還不及二万,和附近四鄉卻保有了約二千中下級軍官,和經過軍訓四五個師的潛在實力。由于這么一种离奇傳統,一切年輕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軍官上。一切聰明才智及优秀秉賦,也都一律歸納吸收于這個雖龐大實簡單的組織中,并陸續消耗于組織中。而這個組織于國內省內,卻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無所屬亦無所歸。“護法”、“靖國”等等大規模軍事戰役,都出兵參加過。派兵下常、桃,抵長沙,可是戰事一過就又退還原駐防地。接田手的陳渠珍,頭腦較新,野心卻并不大,事實上心理上還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風。北伐以前,孫中山先生曾特派代表送了個第一師長的委任狀來,請了一回客,送了兩千元路費,那個委任狀卻壓在墊被下經年毫無作用。這自然就有了問題,即對內為進步滯塞,不能配合實力作其他任何改進設計。他本人自律甚嚴而且好學,新舊書都讀得有一定水平,卻并不鼓勵部下也讀書。因此軍官日多而讀書人日少,必然無從應付時變。對外則保持一貫孤立狀態,多誤會,多忌諱,實力越來越增加,和各方面組織關系隔絕,本身實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難。戰爭來了,悲劇隨來。淞滬之戰展開,有個新編一二八師,屬于第四路指揮劉建緒調度節制,原本被哄迫出去駐浙江奉化,后改宣城,戰事一起,就奉命調守嘉善唯一那道國防線,即當時所謂“中國興登堡防線”。(早就傳說花了過百万元照德國顧問意見完成的。)當時報載,戰事過于激烈,守軍來不及和參謀部聯絡人員接頭,打開那些鋼骨水泥的門,即加入戰斗。還以為事不可信。后來方知道,屬于我家鄉那師接防的部隊,開入國防線后,除了從唯一留下車站的縣長手中得到一大串編號的鑰匙,什么圖形也沒有。臨到天明就會有敵机來轟炸。為敵人先頭探索部隊發見已發生接触時,一個少年團長方從一道小河邊發現工事的位置,一面用一營人向前作突擊反攻,一面方來得及順小河搜索把上蛌瘍K門次第打開,准備死守。本意固守三天,卻守了足足五天。全師大部官兵都犧牲于敵人日夜不斷的优勢炮太中,下級干部几乎全体完事,團營長正副半死半傷,提了那串鑰匙去開工事鐵門的,原來就是我的弟弟,而死去的全是那小小縣城中和我一同長大的年青人。
  隨后是南昌保衛戰,經補充的另一個“榮譽師”上前,守三角地的當沖處,自然不久又完事。隨后是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荊沙爭奪,洞底南岸的据點爭奪,以及長沙會戰。每次硬役必參加,每役參加又照例是除了國家意識還有個地方榮譽面子問題在內,雙倍的勇气使得下級軍官全部成仁,中級半死半傷,而上級受傷旅團長,一出醫院就再回來補充調度,從預備師接收新兵。都明白這個消耗擔負,增加地方明日的困難,卻從种种复雜情緒中繼續補充下去。總以為這是和日本打仗,不管如何得打下去!遲遲不動,番號一經取銷,家鄉此后就再無生存可能。因此,國內任何部隊都感到補充困難時,這地方卻好象全無問題,到時總能補充足額,稍加訓練就可重上前線,打出一定水平。就這樣,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底。小城市在湘西各縣中,比沅水流域任何一處物价都賤,表面上可說交通不當沖要得免影響,事實上卻是消費越來越少,余下一城孤儿寡婦,哪還能想到囤積居奇發國難財?每一家都分攤了戰事帶來的不幸,因為每一家都有子弟作下級軍官,犧牲數目更嚇人。我們實在不能想象一個城市把成年丁壯全部抽去,每家陸續帶來一分死亡給五千少婦万人父母時,形成的是一种什么空气!但這是戰爭!有過二百年當兵習慣的人民,戰爭是什么,必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明白。而這些人的家屬子女,也必然更習慣于接受這個不幸!戰爭完結后,總還能留下三五十個小學教員,到子弟長大入學時,不會無學校可進!
  和平來了,胜利來了,但戰爭的災難可并未結束。拼補湊集居然還有一個甲种師部隊,由一個從小兵作文書,轉軍佐,升參謀,入陸大,完全自學掙扎出來的×姓軍官率領,駐防膠濟線上。原以為國家和平來臨,人民苦難已過,不久改編退役,正好過北平完成一個新的志愿,好好讀几年書,且可能有机會和我合作,寫一本小小地方歷史,紀念一下這個小山城成千上万壯丁十年中如何為保衛國家陸續犧牲的情形,將比轉入國防研究院工作還重要,還有意義。正可說明一种舊時代的滅亡新命運的開始,雖然是种极悲慘艱難的開始。因為除少數的家庭還保有些成年男丁,大部分卻得由孤儿寡婦來自作掙扎!不意內戰終不可避免,一星期前膠東一役,這個新編師卻在极其曖昧情形下全部覆沒。師長隨之陣亡。統率者和一群干部,正是家鄉人八年抗戰猶未死盡的最后殘余。從私人消息,方明白實由于早已厭倦這個大規模集團的自殘自瀆,因此厭戰解体。專門家談軍略,談軍勢,若明白這些青年人生命深處的苦悶,還如何正在作普遍廣泛傳染,盡管有各种習慣制度和小集團利害拘束到他們的行為,而且加上那個美式裝備,但哪敵得過出自生命深處的另外一种潛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覺醒否定戰爭所具有的优勢?一面是十分厭倦,一面還得接受現實,就在這么一個情緒狀態下,我家鄉中那些朋友親戚,和他們的理想,三五天中便完事了。這一來,真是連根拔去,“筸軍”再也不會成為一個活的名詞,成為湖南人談軍事政治的一忌了。而個人想從這個野性有活力的烈火焚灼殘余孤株接接枝,使它在另外一种机會下作欣欣向榮的發展、開花結果的企圖,自然也隨之摧毀無余。
  得到這個消息時,我想起我生長那個小小山城兩世紀以來的种种過去。因武力武器在手而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緒,情緒擴張,頭腦即如何逐漸失去應有作用,因此給人同時也給本身帶來苦難。想起整個國家近三十年來的苦難,也無不由此而起。在社會變遷中,我那家鄉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無辜的血,這血淚更如何增加了明日進步舉足的困難。我想起這個社會背景發展中對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緒、愿望和動力,既缺少真正偉大思想家的引導与歸納,許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發揮,結果便終不免依然一個個消耗結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劇宿命中。任何社會重造品性重鑄的努力設計,對目前情勢言,甚至于對今后半世紀言,都若無益白費。而近于宿命的悲劇,卻從万千掙扎求生善良本意中,作成整個民族情感凝固大規模的集團消耗,或變相自殺。直到走至盡頭,才可望得到一种真正新的開始。
  我也想到由于一种偶然机會,少數游离于這個共同趨勢以外惡性循環以外,由此產生的各种形式的衍化物。我和這一位年紀青青的木刻藝術家,恰可代表一個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處是處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積習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熱情和幻念,卻正猶十分旺盛,因之結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發展。但是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縛,和陰晴不定的“時代”風气儼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將不免如其他鄉人似异實同的命運,或早或遲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戰場上,接受同一悲劇性結局。至于這個更新的年青的衍化物,從他的通信上,和作品自刻像一個小幅上,仿佛也即可看到一种命定的趨勢,由強執、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遠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無可避免悲劇性的將來。至于生活上的敗北,猶其小焉者。
  最后一點涉及作者已近于無稽預言,因此對作者也留下一點希望。倘若所謂“悲劇”實由于性情一事的兩用,在此為“個性鮮明”而在彼則為“格格不入”時,那就好好的發展長處,而不必求熟習世故哲學,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瓏來取得什么“成功”,不妨勇敢生活下去,毫無顧慮的來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慮,也不必作無效果的自救。這是一個真正有良心的藝術家,有見解的思想家,或一個有勇气的戰士共同的必由之路。若悲劇只小半由于本來的气質,大半實出于后起的習慣,尤其是在十年游蕩中養成的生活上不良習慣時,想要保存衍化物的戰斗性,持久存在与廣泛發展,一种更新的堅韌素朴人生觀的培育,實值得特別注意。
  這种人生觀的基礎,應當建筑在對生命能作完全有效的控制,戰胜自己被物欲征服的弱點,從克服中取得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格,以及創造表現的絕對自主性起始。由此出發,從优良傳統去作廣泛的學習,再將傳統長處加以綜合,融會貫通,由于虔誠和謙虛的試探,十年二十年持久不懈,慢慢得到進展,在這种基礎上,必會得到更大的成就。正因為工作真正貼近土地人民,只承認為人類多數而“工作”,不為某一种某一時的“工具”,存在于現代政治所培養的窄狹病態自私殘忍習慣空气中,或反而容易遭受來自各方面的強力壓迫与有意忽視,欲得一稍微有自主性的順利工作環境,也并不容易。但這不妨事,倘若目的明确,信心堅固,真有成就,即在另外一時,將無疑依然會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標志!如所謂“弱點”,不過是象我那种“鄉下佬”的頑固拘迂作成的困難,以作者的開擴外向性的為人,必然不會得到我的悲劇性的重演。
  在人類文化史的進步意義上,一個真正的偉人巨匠,所有努力掙扎的方式,照例和流俗的趣味及所懸望的目標,總不易完全一致。一個偉大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現實政治家更深刻并無偏見和成見的接触世界,因此它的產生和存在,有時若与某种隨時變動的思潮要求,表面或相异或游离,都极其自然。它的偉大的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极有可能更易形成一种人類思想感情進步意義和相對永久性。雖然兩者真正的偉大處,基本上也同樣需要“正直”和“誠實”,而藝術更需要“無私”,比過去宗教現代政治更無私!
  必對人生有种深刻的悲憫,無所不至的愛!而對工作又不缺少持久狂熱和虔敬,方能夠忘我与無私!宗教和政治都要求人類公平与和平,兩者所用方式,卻帶來過封建性無數戰爭,尤以兩者新的混合所形成的偏執情緒和強大武力,這种戰爭的完全結束更無希望。過去藝術必需宗教和政治的實力扶育,方能和人民對面,因之當前欲掙扎于政治點綴性外,亦若不可能。然而明日的藝術,卻必將帶來一個更新的庄嚴課題。將宗教政治充滿封建意識形成的“強迫”“統制”“專橫”“陰狠”种种不健全情緒,加以完全的淨化廓清,而成為一种更強有力的光明健康人生觀的基矗這也就是一种“戰爭”,有個完全不同的含義。唯有真的勇士,敢于從使人民無辜流血以外,不斷有所尋覓探索,不斷積累經驗和發現,來培養愛与合作种子使之生根發芽,企圖實現在人与人間建設一种嶄新的關系,謀取人類真正和平与公正的藝術工作者,方能擔當這個艱巨重任。這种戰爭不是猶待起始,事實上隨同歷史發展,已進行了許多年。試看看世界上一切科學家沉默工作的建設成就和其他方式所形成的破坏狀況,加以比較,就可知在中國建立一种更新的文化觀和人生觀,一個青年藝術家可能作的永久性工作,將從何努力著手。
  這只是一個傳奇的起始,不是結束。然而下一章,將不是我用文字來這么寫下去,卻應當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責任感少壯木刻家和其他藝術工作者,對于這种人民苦難的現實,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對于造成這种种苦難,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圖倚仗外來武力,存心和人民為敵,使人民流血而發展成大規模無休止的內戰(又終于應合了老子所說的“自恃者滅,自胜者絕”的規律),加以“恥辱”与“病態”的標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畫冊,來結束這個既殘忍又愚蠢的時代,并刻繪出全國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覺悟,去合力同功向知識進取,各种切實有用的專門知識,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發展的机會,人人以駕馭鋼鐵征服自然為目標,促進實現一种更新時代的牧歌。“這是可能的嗎?”
  “不,這是必然的!”

  附記

  這個小文,是抗戰八年后,我回到北京不多久,為初次介紹黃永玉木刻而寫成的。內中提及他作品的文字并不多,大部分談的卻是作品以外事情——永玉本人也不明白的本地歷史和家中情況。從表面看來,只象“借題發揮”一种雜亂無章的零星回憶,事實上卻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兩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歷史發展和悲劇結局加以概括性的紀錄。凡事都若偶然的湊巧,結果卻又若宿命的必然。如非家鄉劫后殘余的中年人,是不大會理解到這個小文對于家鄉的意義。家鄉的現實是:受歷史性的束縛,使得數以万千計的有用青年,几几乎全部毀滅于無可奈何的戰爭形成的趨勢中,而知識分子的災難,也比湘西任何一縣都來得嚴重。寫它時,心中實充滿了不易表達的深刻悲痛!因為我明白,在我离開家鄉去到北京閱讀那本“大書”時,只不過是一個成年頑童,任何方面見不出什么才智過人。只緣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響,才能极力掙扎而出,走自己選擇的道路。大多數比我优秀得多的同鄉,或以責任所在,离不開教師職務,或認為冰山可恃,樂意在那個小小的軍事集團中磨混,到頭來形勢一有變化,几几乎全部在十多年中,無例外都完結于這种新的發展變化中。
  這個小文,和較前一時寫的《湘行散記》及《湘西》二書,前后相距約十年,敘述方法和處理事件各不相同。前者寫背景和人事,后者談地方問題,本文卻范圍更小,作縱的敘述。可是基本上是相通的。正由于深深覺得故鄉土地人民的可愛,而統治階層的保守無能固步自封,在相互對照下明日舉步的困難,可以想象得到。因此把唯一轉机希望,曾經寄托到年青一代的覺醒上,影響顯明是十分微弱的。因為當時許多家鄉讀者,除了五六人受到啟發,沖出那個環境,轉到北方作窮學生,抗戰時輾轉到了延安,一般讀者相差不多,只能從我作品中留下些“有趣”印象,看不出我反复提到的“寄希望于未來”的嚴肅意義。本文卻以本地歷史變化為經,永玉父母個人及一家災難情形為緯交織而成一個篇章。用的彩線不過三五种,由于反复錯綜連續,卻形成土家族方格錦紋的效果。整幅看來,不免有點令人眼目迷亂,不易明确把握它的主題寓意何在。但是一個不為“概念”“公式”所限制的讀者,把視界放寬些些,或許將依然可以看出一點個人對于家鄉的“黍离之思”!
  在本文末尾,我曾對于我個人工作作了點預言,也可說一切不出所料。由于性格上的局限性所束縛,雖能嚴格律己,堅持工作,可极缺少對世事的靈活變通性。于社會變動中,既不知所以自處,工作當然配合不上新的要求,于是一切工作報廢完事于俄頃,這也十分平常自然。還記得解放前付印《長河》,在題記中我就曾經說過:“橫在我們面前許多事情,都不免使人痛苦,可是卻不必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后來者以极大鼓勵的!……”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間,就由印行我選集的開明書店正式通知,說是各書已過時,凡是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全部代為焚毀。隨后是香港方面轉載台灣一道明白法令,更進一步,法令中指明一切已印未印作品,除全部焚毀外,還永遠禁止再發表任何作品。這倒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聞。說作品已過時,由國內以發財為主要目的商人說出,若意思其實指的是“得即早讓路,免得成為絆腳石”,倒還近情合理,我得承認現實,明白此路不通,及早改業。至于台灣的禁令,則不免令人起幽默感。好象八百万美式裝備,滿以為所向無敵,因此堅決要從內戰上見個高低的一伙,料不到終究被“小米加步槍”的人民力量打得一敗涂地。還不承認是由于政治极端腐敗必然的結果,卻把打敗仗的責任,以為是我寫了點反內戰小文章的原因(本文似也應包括在內),才出現這种禁令。得出這种結論,采取這种方法,是絕頂聰明,還是极端愚蠢,外人不易明白,他們自己應當心中有數。試作些分析,倒也十分有趣。
  中國現在有不少研究魯迅先生的團体,談起小說成就時,多不忘記把《阿Q正傳》舉例。若說真正懂得阿Q精神,照我看來,其實還應數台灣方面掌握文化大權的文化官有深刻領會。這种禁令的執行,就是最好的證明,實在說來,未免把我抬舉得太高了。
  至于三十多年前對永玉的預言,從近三十年工作和生活發展看來,一切當然近于過慮。永玉為人既聰敏能干,性情又開廓明朗,對事事物物反應十分敏捷,在社會劇烈變動中,雖照例難免挫折重重,但在重重挫折中,卻對于自己的工作,始終充滿信心,頑強堅持,克服來自內外各种不易設想的困難,從工作上取得不斷的突破和進展。生命正當成熟期,生命力之旺盛,明确反映到每一幅作品中,給人以十分鮮明印象。吸收力既強,消化力又好,若善用其所長而又能對于精力加以适當制約,不消耗于無多意義的世俗酬酢中,必將更進一步,為國家作出更多方面貢獻,實在意料中。進而對世界藝術丰富以新內容,也將是遲早間事。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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