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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變作風


  古詩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日月轉易是個自然現象,感慨話用不著說,空洞樂觀也無多大意義。我們既活在炮火中,總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樣就會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們這個國家為了求發展,求生存,更為了尊重一個象征人類光明進步的原則——民生主義,獨立作戰快有三年半了。戰爭雖一時失利,可不气餒,雖被強敵侵占了許多土地,大都名城,小縣小鎮,或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礫,不以為意。最能明白体會到這种戰爭意義的,恐無過于報人和學生。這兩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們其所以應忍受,能犧牲,就為的是這戰爭背后,還有個庄嚴偉大的理想!這戰爭總有一 天會結束,我們卻必須終其一生,永遠保留這個作戰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國,打敗仗時方可翻身。
  但“戰爭”這個名詞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樣要人。目下前面我們有兩百万武裝健儿,与敵人在廣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們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我們應當承認,直到如今為止,后方有許多事都近于消极應付,不是積极進行的。即有關國防設計各重要事業,負責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懶作事,不會作事因而誤事的,也就到處可見。公務員之不講效率,對生命無目的,無理想,可是顯而易見。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實際主義”日益流行,腐蝕多數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當然也就缺少用那個感情去追求一种人類庄嚴原則的勇气。說抗戰,固然有兩百万戰士在炮火中,說建國,用那么一群人來支持中層階級處理國事,從何說起?在這种情形下,個人以為趁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檢討一番,看看我們這個社會,還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還有多少潛伏力量值得好好發掘。國家憂患那么深,國民責任那么重,如我們不能在普遍國民中(尤其是知識階級中)造成一种堅韌朴實的人生觀,恐怕是不能應付將來的!提起這一點,試從近二十年過去國家社會的變遷看看,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即文學革命。且會承認一件事情,即文學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對社會改造有多大貢獻,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貢獻。
  這种貢獻在過去,是用如下形式產生作用的,即報上有一欄社論,對社會各方面作廣泛的善意的批評,以及合理的建議。又有一欄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學術論著,羅素、杜威的演講詞,以及男女解放社會改造各問題,魯迅、冰心新文學作品与讀者對面,都是由副刊來負責的。它的作用大意義深,是有目共見的。因為報紙每天出,分配又廣,自然作用大,意義深。且無形中又有一种公眾裁判,凡報紙知為國家社會福利設想,即受愛護鼓勵,若只圖一時取巧,或以不正當目的爭取讀者,不可免要受鄙棄。因此報紙本身也就得到极大進步。抗戰以后國內各處報紙有個共同現象,社論多偏重國際問題,或重在國內戰爭胜利解釋与社會進步贊美,副刊則因紙張貴,篇幅縮小,或將篇幅縮減移作廣告用,圖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筆稿費。
  其實從報紙理論說,這么一來就等于把報紙特點取消,把報紙對國家社會批評建議地位取消,且同時還把報紙在近二十 年來習慣所養成的教育人民權利取消。結果新聞以外就是廣告,再加上一點极易成為明日黃花的國際預言。報紙的積极作用既已全失,辦報人在這种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無意義,看報人面對這种報紙,當然也覺無多大意義。
  若把眼光放遠大一些,我們就會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
  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談建國,何妨從新聞紙上來變變作風。個人以為社論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問題上來討論來處理。這事看來小,實在并不校正因為一年變一年,人事新陳代謝的結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為社會的中堅,要在國家各部門机构上來負責任,必須給他們重造一堅韌朴實人生觀,方能負責。辦副刊,文學理論文學作品也值得有一 部分向這方面發展。辦報本是費力賠錢的事業,既費力賠錢,力和錢的投資,應當放在這個理想上,是毫無問題的。
  目下有一种現象,即凡是在將來社會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學生,一部分目下還蔽于過去的習气,粘執于名詞上的“前進”“落伍”,到實際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嘍羅爭位置,變得油滑而詐偽。另一部分又因此反應,把生命与國家分開游离起來,變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卻不知如何是好,日子過得沉悶而無聊,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膽量小是共同情形。一個報紙能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想方法來處理,建設一种健康人生觀,宣傳對于建國的光榮以及建國意義的重大,實在是极重要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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