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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是蘇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談談蘇州的說書。我從七八歲的時候起,私塾里放了學,常常跟著父親去“听書”。到十三歲進了學校才間斷,這几年間听的“書”真不少。“小書”如《珍珠塔》《描金鳳》《三笑》《文武香球》,“大書”如《三國志》《水滸》《英烈》《金台傳》,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但是現在差不多忘記干淨了,不要說“書”里的情節,就是几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說不齊全了。 “小書”說的是才子佳人,“大書”說的是歷史故事跟江湖好漢,這是大概的區別。“小書”在表白里夾著唱詞,唱的時候說書人彈著三弦;如果是雙檔(兩個人登台),另外一個就彈琵琶或者打銅絲琴。“大書”沒有唱詞,完全是表白。說“大書”的那把黑紙扇比較說“小書”的更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諸葛不离手的鵝毛扇,趙子龍手里的長槍,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紙扇。 說“小書”的唱唱詞据說是依“中州韻”的,實際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不分,“真”“庚”同韻。唱的調子有兩派:一派叫“馬調”,一派叫“俞調”。“馬調”質朴,“俞調”婉轉。“馬調”容易听清楚,“俞調”抑揚大多,唱得不好,把字音變了,就听不明白。“俞調”又比較是女性的,說書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強逼緊了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來,真叫人坐立不安,渾身肉麻。 “小書”要說得細膩。《珍珠塔》里的陳翠娥見母親勢利,冷待遠道來訪的窮表弟方卿,私自把珍珠塔當作干點心送走了他。后來忽听得方卿來了,是個唱“道情”的窮道士打扮,要求見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蹺,下樓去見他呢還是不見他,躊躇再四,于是下了几級樓梯就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級來,這樣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頭。這段情節在名手有好几天可以說。其時听眾都异常興奮,彼此猜測,有的說“今天陳小姐總該下樓梯了”,有的說“我看明天還得回上去呢”。 “大書”比較“小書”尤其著重表演。說書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張半桌,偶然站起來,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員上了戲台一樣,交戰,打擂台,都要把雙方的姿態做給人家看。据內行家的意見,這些動作要做得沉著老到,一絲不亂,才是真功夫。說到這等情節自然很吃力,所以這等情節也就是“大書”的關子。譬如听《水滸》,前十天半個月就傳說“明天該是景陽岡打虎了”,但是過了十天半個月,還只說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岡子去。 說“大書”的又有一聲“咆頭”,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長的喊叫,舌頭打著滾,聲音從闊大轉到尖銳,又從尖銳轉到奔放,有本領的喊起來,大概占到一兩分鐘的時間:算是勇夫發威時候的吼聲。張飛喝斷灞陵橋就是這么一聲“咆頭。”听眾听到了“咆頭”,散出書場來還覺得津津有味。 無論“小書”和“大書”,說起來都有“表”跟“白”的分別。“表”是用說書人的口气敘述;“白”是說書人說書中人的話。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說書人自己的聲口,而“白”的部分必須起角色,生旦淨丑,男女老少,各如書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時候,大概貼旦丑角之類仍用蘇白,正角色就得說“中州韻”,那就是“蘇州人說官活”了。 說書并不專說書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節的地方加入許多“穿插”。“穿插”的來源無非《笑林廣記》之類,能夠自出心裁的編排一兩個“穿插”的當然是能手了。關于性的笑話最受听眾歡迎,所以這類“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說了出來之后,滿場听眾個個哈哈大笑,一時合不攏嘴來。 書場設在茶館里。除了蘇州城里,各鄉鎮的茶館也有書場。也不止蘇州一地,大概整個吳方言區域全是這批說書人的說教地。直到如今還是如此。听眾是士紳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農民。從前女人不上茶館听書,現在可不同了。听書的人在書場里欣賞說書人的藝術,同時得到种种的人生經驗:公子小姐的戀愛方式,何用式的陰謀詭計,君師主義的社會觀,因果報應的倫理觀,江湖好漢的大塊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間,無法抵抗……也說不盡這許多,總之,那些人生經驗是非現代的。 現在,書場又設到無線電播音室里去了。听眾不用上茶館只要旋轉那“開關”,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聲或者海瑞、華太師等人的一聲長嗽。非現代的人生經驗利用了現代的利器來傳播,這真是時代的諷刺。 刊于《太白》1卷2期(1934年10月5日),署名圣陶;1981年11月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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