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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家瑣記



  “流水不腐”,這是中國人的俗話,“Stagnant Pond”,這是外國人形容固定的頹毀狀態的一個名詞。在一處羈住久了,精神上習慣上,自然會生出許多霉爛的斑點來。更何況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這一回卻因朋友之介,偶爾在杭城東隅租著一所适當的閒房,籌謀計算,也張羅攏了二三百塊洋錢,于是這很不容易成就的戔戔私愿,竟也貓貓虎虎地實現了。小人無大志,蝸角亦乾坤,触蠻鼎定,先讓我來謝天謝地。

  搬來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為計時日的正确,只好把一段日記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陰歷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點起床,窗外下著蒙蒙的時雨,料理行裝等件,赶赴北站,衣帽盡濕。攜女人儿子及一仆婦登車,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綠,淺談尚帶鵝黃,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較多,視孟東野稍為富有,沿途上落,被無產同胞的搬運夫,敲刮去了不少。午后一點到杭州城站,雨勢正盛,在車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濕矣。

  新居在浙江圖書館側面的一堆土山旁邊,雖只東倒西斜的三間舊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樓一底的弄堂洋房來,究竟寬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開始做室內裝飾的工作。沙發是沒有的,鏡屏是沒有的,紅木器具,壁畫紗燈,一概沒有。几張板桌,一架舊書,在上海時,塞來塞去,只覺得沒地方塞的這些銅爛鐵,一到了杭州,向三間連通的矮廳上一擺,看起來竟空空洞洞,象煞是滄海中間的几顆粟米了。最后裝上壁去的,卻是上海八云裝飾設計公司送我的一塊石膏圓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藍氏,面上刻出的是圣經里馬利馬格大倫的故事。看來看去,在我這間黝暗矮闊的大廳擺設之中,覺得有一點生气的,就只是這一塊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向晚雨歌,電燈來了。燈光灰暗不明,問先搬來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個亮一點的燈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雖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決不是世外的桃源,這樣要捐,那樣要稅,居民的負擔,簡直比世界那一國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電燈一項來說,每一個字,在最近也無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滿天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這是几年前做過的疊秦韻的兩句山歌,我听了這些話后,嘴上雖則不念出來,但心里卻也私地轉想了好几次。腹誹若要加刑,則我這一篇瑣記,又是自己招認的供狀了,罪過罪過。

  三更人靜,門外的巷里忽傳來了些篤篤篤篤的敲小竹梆的哀音。問是什么?說是賣餛飩圓子的小販營生。往年這些擔頭很少,現在卻冷街僻巷,都有人來賣到天明了,百業的凋敝,城市的蕭條,這總也是民不聊生的一點點的實證罷?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睡不著覺。夜半挑燈,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兩地書》來細讀。有一位批評家說,作者的私記,我們沒有閱讀的義務。當時我對這話,倒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書店來要我出書簡集的時候,我就堅決地謝絕了,并且還想將一本為無錢過活之故而拿去出賣的日記都教他們毀版,以為這些東西,是只好于死后,讓他人來替我印行的;但這次將魯迅先生和密斯許的書簡集來一讀,則非但對那位批評家的信念完全失掉,并且還在這一部兩人的私記里,看出了許多許多平時不容易看到的社會黑暗面來。至如魯迅先生的該諧憤俗的气概,許女士的誠實庄嚴的風度,還是在長書短簡里自然流露的余音,由我們熟悉他們的人看來,當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絕對不認識他們的人,讀了這書至少也可以得到几多的教訓,私記私記,義務云乎哉?

  從半夜讀到天明,將這《兩地書》讀完之后,已經覺得愈興奮了,六點敲過,就率性走到樓下去洗了一洗手臉,換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門,打算去把這杭城東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個明白。


  夜來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象馬加彈姆式的沙石馬路上,還滿漲著淤泥,天上也還浮罩著一層明灰的云幕。路上行人稀少,老遠老遠,只看得見一部漫漫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車的后形。從狹巷里轉出東街,兩旁的店家,也只開了一半,連挑了菜在沿街赶早市的農民,都象是沒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蕭條复蕭條,衰落又衰落,中國的農村,果然是破產了,但沒有實業生產机關,沒有和平保障的象杭州一樣的小都市,又何嘗不在破產的威脅上戰栗著待斃呢?中國目下的情形,大抵總是農樹及小都市的有產者,集中到大都會去。在大都會的帝國主義保護之下變成須民地的新資本家,或受成軍閥官僚的附屬品的少數者,總算是找著了出路。他們的貨財,會愈積而愈多,同時為他們所犧牲的同胞,當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來。結果就變成這樣的一個公式:農村中的有產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產者集中大都會,等到資產化盡,而生財無道的時候,則這些素有痦ㄙ滬堀噹N又得倒轉來從大都會而小都市而仍返農村去作貧民。輾轉循環,絲毫不爽,這情形已經繼續了二三十年了,再過五年十年之后的社會狀態,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會的症結究在那里?唯一的出路究在那里?難道大家還不明白么?空喊著抗日抗日,又有什么用處?

  一個人在大街上踱著想著,我的腳步卻于不知不覺的中間,開了倒車,几個彎儿一繞,竟又將我自己的身体,搬到了大學近旁的一條路上來了。向前面看過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淺淺的池搪。這附近一帶,我儿時原也來過的。二十几年前頭,我有一位親戚曾在報國寺里當過軍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陸軍小學堂里當過學生。既然已經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沒有睡覺,頭腦還有點儿糊涂,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涼的妙藥。

  天气也漸漸開朗起來了,東南半角,居然已經露出了几點青天和一絲白日。土山雖則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坏。湖上的群山,環繞的西北的一帶,再北是空間,更北是湖外境內地發樣的青山了。東面迢迢,看得見的,是臨平山,皋亭山,黃鶴出之類的連峰疊嶂。再偏東北行,大約是唐栖上的超山山影,看去雖則不遠,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環視了一周,由遠及近,用大量觀察法來一算,我才明白了這附近的地理。原來我那新寓,是在軍裝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遙接著城牆,圍繞在軍裝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曉的時候,還听見了一陣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時候,還看見了一名荷槍直立的守衛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里在想,“前有圖書,后有武庫,文武之道,備于此矣!”我心里雖在這樣的自作有趣,但一种沒落的感覺,一种不能再在大都會里插足的哀思,竟漸漸地漸漸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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