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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暇听說是文明的母親，匆匆能干些什么出來呢？笨的我們不容易作答。壁如說，匆匆地吃是要害胃病的，匆匆地跑是要摔交的；以此類推，笨的我們不得不為匆匆地寫譯文章的抱杞憂了。 “然而不然。”他們視這一味的匆匆為枕中秘，為擋箭牌，為橡皮衣，為油紙傘，……一篇文章終了時，動輒足恭一陣，害得讀者們莫明其妙，不知所對。他們總說這文是在百忙中揮洒成的，或一小時，或二小時，多至三時已僅有了。仿佛在那邊不斷地說：“不周得很！不備得很！原諒罷！請原諒罷！”以著作者的身分照例是板起面孔說話的，在此斗然降尊就卑，反串了一出《打花鼓》；我們讀者受寵若惊，還敢拒卻嗎？自然沒口的答應道：“您是忙呀，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做的譯的都好，都很好。而且，又是在百忙之中寫出如此洋洋洒洒的文章真可佩服呢！”這就算恭維得到家。若碰著一個冒失鬼，則另有一种實心眼儿的答語，就是武昌江教授發明的“不好不要緊，不好不要緊；”——雖然會吃記耳光与否還在未定之天。 不論碰見哪一种的答語，那位自號的忙人總是可以躊躇滿志的。文章万一真好，便是更好；万一很好，便是最好。即使不好，尚有所謂“不好不要緊，不好不要緊”也者來不斷地為它（作品），他或她（作者）解嘲湊趣。 依此看去，匆匆實是一味妙藥，其效至少有如同仁堂的万應錠；而我們反替古人擔憂，足見其不開眼也已。 但我終究不明白：既匆匆到如此，為何不去休息，而必欲于二三小時內寫出生平蘊蓄的杰作？是急不及待嗎？怪哉！是羞愧我們嗎？徒然！是能者偏勞嗎？能是真能，勞也是真勞；最好騰出寫或譯的工夫去睡覺拉屎，那方是善保玉体，万全之策。奈他們不听，偏不肯睡！說詳中篇。 某先生發明文人的天性，第一項是好吃；我發明第二項是不好睡。我們時代的大文豪大詩哲大半是夜貓之流；（如嫌不雅听的不妨易為夜鶯之流，我不嫌避輕靚，我只因為夜貓更接近民眾些，便用了它，一點沒有其他的惡意，千万別纏夾了。）不然，何以文章的寫成每恰巧赶上中夜或晨一時二時呢？ 千門万戶里，大約是一個人都在齁齁睡，是一雙人都在床上了；而我們的文人還孳孳矻矻地在那邊伏案伸紙，對燭（本當說電燈，因它不如蜡燭雅。）揮毫，但听得扑季一響，哼哼几聲，筆管掉而呻吟作，是何等的賢且勞！我們對他是應當何等的恭且敬！明朝鉛墨凄然的報紙，白蝴蝶般的飛來揚去，我們即使在期間不幸發見一兩處的錯誤，還好意思老實指出嗎？不好意思的！他是在中夜，支著惺忪的倦眼，孤負薰熱的繡被而勉強寫的呢，何等的可怜可敬！或不是嗎？是的。我不忍說不是。但我終有一點怀凝：既已這般倦了，又有那黑甜兼溫柔的誘惑，何以不毅然脫鞋脫襪，覓枕覓衾，而必定要博無益的浮名，作踐自己的身子？有人說：“這才是真志士呢！悲哀頹廢的是志士喲！”我不得不肅然了。 文人的心血滴成點點的珠玉，（不是戲法，不可胡猜。）而可惡的手民必損害之為快。万惡的手民呀！ 大家來評一評我的邏輯：（1）凡有資格把著作付印的都是通人，通人決不會驟然的變為不通。（2）凡手民都是沒有知識的人，從他們沒有大學卒業文憑及沒有當過大學教授知之。他們的癖气是改竄他人的文字，且尤愛一行一篇的大改竄。（3）故刊布的文字，只要發見了不通，無論一字一行一篇一冊都是手民改的，与老牌的通人無涉；而且認為有傷文豪的令譽，有嚴行取締的必要。 實際的辦法，在消极方面不外乎登報聲明，（報館里的手民如并廣告亦改了，則通人之技殆窮；但幸而還沒有听見說過。我又很奇怪，何以排廣告的手民竟不和排詩文的合淘，一例的這般謹慎小心，平正通順呢？）法庭起訴等等；在積极方面是應當設一個手民大學或專校，或各大學于新聞系外添設手民系，這方是仁者之政。 苦矣！匆匆地寫了，在中夜迷里朦朧里寫完了，更被手民顛顛倒倒地排出了；文責終于作者自負。苦矣！一厄于忙，二厄于夜，三厄于手民。“人急懸梁，狗急跳牆”。民國万万年，會見有三頭六臂的文人站在希馬拉耶挨佛賴司特峰頂，拿著一張廣長等于二十二行省的鎖封，上面蓋著“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的符印，其大如洞庭湖之六倍，里面滿粘著如鰾膠的漿糊，牢牢貼住輕嘴薄舌的全國批評家。從此千秋万古，開口不得，六合清平，沉冤淨洗矣。猗歟休哉！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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