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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秋雨 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种复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种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种歷史情緒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里獲得一种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么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于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么是漢奸，什么是賣國賊，什么是民族大義，什么是气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強，關鍵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人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复中化”的口號，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讓人解气。清朝終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种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范，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极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价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范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伸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系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万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种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复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与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民族正統論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許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個在今后仍然要不斷爭論的麻煩問題。在這儿請允許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体上還算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樣使我這個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既然說到了唐太宗，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据現代歷史學家考證，他更可能是鮮卑族而不是漢族之后。 如果說先后在巨大的社會災難中迅速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兩位中國歷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漢族，如果我們還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還在被全世界歷史學家惊歎的建立了赫赫戰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們的中華歷史觀一定會比小學里的歷史課開闊得多。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异議的。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于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漢族一邊。与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丑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种情況下歷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种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蕩南下、大明江山風雨飄搖時節保持著多大的民族气節！但是，她万万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湯蹈火、奔命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苟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只要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但叫她惡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它去了吧，長歎一聲，气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連他，也對歷史轉捩時期那种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這种怀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對李香君和候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么樣呢，不想看了。文學作品總要結束，但歷史還在往前走，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這些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夠了。這种偷看其實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歷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离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歷來光顧的人不多，直到這几年才被旅游者攪得有點熱鬧。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獲得一點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電視台在承組織了一次國內优秀電視編劇和導演的聚會，要我給他們講點課，就被他們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剛到那天的薄暮時分，我獨個儿走出住所大門，對著眼前黑黝黝的山岭發呆。查過地圖，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么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時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几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里，遠遠的，靜靜的，純純的，悄悄的，躲開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對我產生了一种巨大的誘惑，于是匆匆講完几次課，便一頭埋到了山庄里邊。 山庄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頤和園已經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頤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据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 山庄外面還有一圈被稱之為“外八廟”的寺廟群，這暫不去說它，光說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主要是開闊的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尤其是山區，几乎占了整個山庄的八成左右，這讓游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閒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會堆几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儿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岭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著一种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聯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后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寫給他們后輩繼承人看的。朝廷給別人看的東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廣頒的官樣文章，而寫在這里的文字，盡管有時也咬文嚼字，但總的來說是說給儿孫們听的体己話，比較真實可信。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辯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讀完一篇，便舒松開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終于可以有把握地說，山庄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宮午門上懸挂著的“避暑山庄”四個字就是他寫的，這四個漢字寫得很好，撇捺間透露出一個胜利者的從容和安祥，可以想見他首次踏進山庄時的步履也是這樣的。他一定會這樣，因為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庄的，到這里來喘口气，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個自恃當初做漢奸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于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于這樣与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系的重要政治勢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十六歲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鰲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經找不到什么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著馬，在中國北方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著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托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著這堵受到歷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牆，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么長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１６９１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坏，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几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我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是找到了一個遠年知音。由于康熙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此我也覺得不無痛快。當然，我們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修理長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長城永遠作為中華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得安民”云云說得過于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万余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种聲勢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范，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离北京就很有一點距离，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的一手是与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种常來常往的友好關系，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誼的机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們准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后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庄里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于此。把复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閒适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長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長城相比，哪個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蘭圍場”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參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圍獵，情景都极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域（逐年輪換是為了生態保護），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警衛。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一督導下集結圍攏，在上万官兵齊聲吶喊下，康熙首先一馬當先，引弓射獵，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后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康熙身強力壯，騎術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帳篷里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１７１９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后返回避暑山庄時曾興致勃勃地告諭御前侍衛： 朕自幼至今已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豬一百三十三口，哨獲之鹿已數百，其余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胜記矣。朕于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這筆流水帳，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体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往往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歷史上多的是有气無力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秀”，也何以面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于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挺复雜的西藏事務和蒙古事務，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后世。由于強健，他還愿意勤奮地學習，結果不僅武功一流，“內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歷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這一點一直很使我震動，而且我可以肯定，當時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觀的漢族知識分子震動了。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傳統文化！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學家進行水平不低的學術探討，并命他們編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義》等著作。他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規模地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文化气魄舖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离不開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書。他派人通過對全國土地的實際測量，編成了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在他倡導的文化气氛下，涌現了一大批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第一流大師的人文科學家，在這一點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只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潛兩邊的畢竟不多，尤其對一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庄認真研究了歐几里得几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几何學》，并比較它与歐几里得几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后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他親自審校譯成漢文和滿文的西方數學著作，而且一有机會就向大臣們講授西方數學。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歷法、物理、醫學、化學，与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發憤學習，真正弄通西方學說，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他任命一名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并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拔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驗气圖說》、《儀像志》、《赤道南北星圖》、《窮理學》、《坤輿圖說》等等被一一翻譯過來，有的已經譯成漢文的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譯成滿文。 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獵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我并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与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儿郎”，确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气的是明代万歷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沒見他玩過什么，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后拿出一個無濟于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霉、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還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后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敗定了，他的儿孫們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里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洒，避暑山庄就是他這种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歷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庄与万歷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复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糾糾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憾某個文化生態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种，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發”之爭，即漢人歷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這中間，最能把事情与整個文化系統聯系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并把“韃虜”与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拼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后便絕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于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后回余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后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复明，最后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鷲，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种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种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朝廷推荐“學問兼优、文詞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來錄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頁〕等人被推荐了卻宁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后不准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禺頁〕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絕食相抗，別人只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里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頁〕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里，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与李〔禺頁〕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儿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黃宗羲、李〔禺頁〕他們，也覺得儿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种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的那么誠懇，漢族文人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認同呢？政治軍事，不過是文化的外表罷了。 黃宗羲不是讓儿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歷史學家徐元文、万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据《明實錄》如實編定，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歷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后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余留著几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學者叫呂留良的，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赶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儿子和學生几人，策划反清。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們打听到川陝總督岳鐘琪是岳飛的后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岳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鐘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岳”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里。岳鐘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后虛假的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念需要自己寫文章來与漢族知識分子辯論，而且認為有過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夠的事實和勇气證明清代統治者并不差，為什么還要對抗清廷？于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么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于他們的圣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連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勵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的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維能力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盡管他所說的“外國”只是指外族，而且也僅指中原地區之外的几個少數民族，与我們今天所說的外國不同，但無論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雜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后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康熙、雍正年間也有丑惡的文字獄，但來得特別厲害的是乾隆，他不許漢族知識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連一般文字中也不讓出現“虜”、“胡”之類字樣，不小心寫出來了很可能被砍頭。他想用暴力抹去這种對立，然后一心一意做個好皇帝。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听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他執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頭，到后來也真沒有什么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优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丰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犬爾〕”，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极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庄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种征戰成果的碑文极多。這种征戰与漢族的利益沒有沖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圣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后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邊境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這么大嗎？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嗎？需要這樣強橫地來對待鄰居們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鐫刻在避暑山庄里樂滋滋地自我品嘗，這使山庄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詳的气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后，這里洋溢著的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江南塞北的風景名胜在這里聚會，上天的唯一驕子在這里安駐，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斷地寫詩，說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遠遠超過唐宋詩詞里的描繪，而他則一直等著到時間卸任成為“林下人”，在此間度過余生。在山庄內松云峽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詩表述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十八世紀（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紀最后一年），十九世紀已經迎面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王申〕，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中國的整体歷史悲劇，就在乾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內，已經釀就。但此時的避暑山庄，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夢幻邊沿口或陶醉，或喑啞。 １７９３年９月１４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庄的万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宁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优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几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与以后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本來康熙早在１６８４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系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听得不太順耳。這座園林，已孱雜進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峽細讀乾隆寫了六首詩的那座石碑時，在碑的西側又讀到他儿子嘉慶的一首。嘉慶即位后經過這里，讀了父親那些得意洋洋的詩后不禁長歎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儿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嘉慶為人比較懦弱寬厚，在父親留下的這副擔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對內憂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四十來歲，沒有什么才能，只知艱苦朴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么佳話。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气數了。父親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讓它空關了几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听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么個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与山庄和打獵沒有緣分的，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關到１８６０年９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來，赶快打掃。咸丰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著北京。咸丰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么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后還是不走，直到１８６１年８月２２日死在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熱鬧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勢力圍著遺体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庄的几間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啟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庄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就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開了山庄后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庄已經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咸丰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与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后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于傾坍了，荒草凄迷，暮鴉回翔，舊牆斑剝，霉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么些蒼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丟棄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喪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個頤和園，与避暑山庄對抗，塞外溯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抗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于另外一個時代。康熙連同他的園林一起失敗了，敗在一個沒有讀過什么書，沒有建立過什么功業的女人手里。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气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跡重新被發掘和播揚。避暑山庄，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的滅亡后，社會震蕩，世事忙亂，人們也沒有心思去品咂一下這次歷史變更的苦澀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深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只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里，遺囑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惊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歷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我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又無法把自己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里，《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等等都把兩者連在一起了，于是對他來說衣冠舉止，生態心態，也莫不兩相混同。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扎已開始与朝廷產生某种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政治事業和軍事事業已經破敗之后，文化認同竟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后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后是這樣，清末以后也是這樣。但清末又是整個中國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庄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們面對著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云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后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 －－選自：《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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