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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我十六歲，高中畢業。高中畢業的体驗是永遠無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稱為少年也可稱為青年的人突然要為自己作出終身選擇了，選擇的范圍又毫無限制。你說將來想做中學語文教師、圖書館管理員，或外科醫生、國際海員而去報考相應的專業，周圍沒有人會笑你。人的一生就這么短短的個把月時間的無限制狀態，今后到死也不會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師應該來限制一下，但他們那時也正在惊喜自己培養的成果怎么轉眼之間擁有了那么多可能，高興得暈顛顛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個絕對不應該享有那么大決定權的年歲，作出了不知輕重的決定。那個夏天那么煩熱又那么令人興奮，只有樹上的知了在幸災樂禍地叫著，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憶這种叫聲。 与很多男孩子一樣，我照例也有兩個小伙伴，一個姓丁，一個姓張，成績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學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場邊上商議，現在報考的大學分三類，一類為理工科，二類為醫科，三類為文科，我們三人如果各報一類，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沒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該多痛快！這個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過，而且決定，一定要選每一類里最好(也就是最難考)的學校。那么，三類怎么分工呢？用三張小紙寫上號碼，折成小球往上一拋，抓鬮。丁抓到了第一類，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華大學；張抓到了第二類，經過衡量也作出了決定，當時最難考的醫科是第二軍醫大學；我抓到了第三類，可恨的文科，該選哪個大學呢?三個人都苦惱開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學的中文系。為什么三個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這种判斷，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大能夠理解。大概是覺得中文系里鬧不出一個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覺得我們在中學早已把《离騷》、《論語》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滾瓜爛熟，難道大學里再去做這种令人厭煩的事？張同學說：“我剛讀過郭沫若的自傳，連他也沒有上過中文系!”丁同學說：“巴金也沒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應該報考外文系，至于哪個大學的外文系最好，還要分頭打听。 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孫老師把我找去了，他身邊站著一位我不認識的瘦瘦的老師，自我介紹是上海戲劇學院來的。“我們學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戲劇文學系的一個班，現在已有几千人報名，只招三十名，但我們還怕遺漏了最好的，听說你在全市作文比賽中得了大獎……”沒等他說完我就急著問：“那你們是不是今年全國文科大學中最難考的?”“還沒有作這种排列。”老師說，“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張同學才提起過他。“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兼任了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他在這個大學高年級里發現了一個能寫劇本的高材生，立即決定中止他的學業，轉到我們學院來讀書。”“你是說，連中國科學院院長也認為，科學技術沒有戲劇文學重要?”我的班主任孫老師惊訝地問。 “我可沒有這么說，”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學的這位高年級學生只能進入我們的一年級，還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如果你來報考，”他把臉轉向我，“他是你的競爭對象。”我的腦子開始有點發呆，他又丟過來一句：“你的競爭對象還有巴金的女儿。”果然還有巴金！昨天我們剛剛說郭沫若和巴金沒讀過中文系，沒想到他們兩位不約而同地把學生和子女托付給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怎么能怀疑這兩位長者的判斷?我當即下了報考的決心。 戲劇學院是提前考試，一共考了九場，真把人累死。還沒有等到發榜，全國高校統考開始了，我當然還應該參加。統考的第一志愿填了軍事外語學院，因為听說這個學校畢業后能做外交武官、情報人員，這對一個男孩子來說太刺激了。 不久傳來消息，兩校都錄取了我，戲劇學院搶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檔案。軍事學院一位姓劉的軍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給我父母說，我的英語成績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學校決定非要我不可，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讓我和家長到市招生委員會吵，把檔案搶回來。 我父母本來就對戲劇學院沒有興趣，但又平生不會爭吵，只得不斷寫信給招生委員會。姓劉的軍官又來了，說寫信沒有用，得當面去說。父親對我說：“這种事由家長去說沒有說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員會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員會設在同濟大學，換了三輛車才找到。那天奇熱，進校門前先在馬路對面的小銀行門口站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詳著大門，猜想會見到什么樣的人，盤算該講什么樣的話。進了校門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闃寂無人的樓房間胡亂穿行，直到培養足了對軍事外語學院的熱愛，對上海戲劇學院的憎恨，才推開招生委員會的大門。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員說了几句，他就笑了，說你爸爸每天寄來一封信，現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讓姚主任与你談吧。就這樣，我輕易地見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員會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臉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備好的那一套講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种宣判式的語調對我說：“我們國家打仗的時間太長，軍事人員過剩而藝術人員缺乏，你應該讀藝術。”他的語气完全不容辯駁，好一位威嚴的長者，我看著他發了一陣傻，他也看著我，卻不再講話。結果是我點了點頭，起身告別。 如果說郭沫若、巴金還比較遙遠，那么，姚力卻實實在在地以長者的力量把我推進了戲劇學院。 班級里三十個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組。坐在我后面的同學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來的那一位；我的鄰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不知是該怪學校還是該怪時代，我們入學后遇到的課程實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寫信告訴在清華大學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那兩位小夥伴。 專業主課叫“劇本份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后是中國的《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惊异的是所謂分析只講解思想內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認為上海戲劇學院以一种“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于是整天憂郁。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干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机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對學習的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終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陳汝衡先生來講古典文學，他用標准的蘇北口音教了几個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們學寫古詩，待我們把作業交上去之后他著實有點吃惊，連連問：“這是你們自己寫的？”同學們不禁暗暗一笑，你們忘了是以什么樣的標准把我們招來的。 寫了几首古詩，古典文學課也就結束了，而那個寫勞動模范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間打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動模范本身的辛勞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談。几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爭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師。他們的爭論對象，漸漸從表演系轉到別的系，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后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貴之家，容貌美麗，嫻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歲時就參加了共產党，從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產党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离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但是，只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沖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听這番議論后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里成為書呆子，必須到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听那些課，覺得再听下去未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于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只有郭沫若推荐來的曲信先同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离，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抽調過來的農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單的牆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個叫郟家宅的村子里去的農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我們三人住在全村最窮的一戶農民家里，這家農民有三間小泥屋。東間擠著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間住著房東的母親，還養了兩頭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著四頭羊。六頭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 我們三人就在這家吃飯。按城市標准交飯費，但照規定，如果飯桌上出現了葷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動。不過這种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家人家的下飯菜永遠只有一碟鹽豆，連一片青菜也沒有，這讓人感到奇怪。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參加田間勞動，第二是幫助這個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賬目，看看有沒有人貪污。但清理來清理去，最大的疑點數還及不上我們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費。當然不敢說房東貪污，但我們三人的臉色已每況愈下。我年輕，更依賴營養，張可老師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終于說了：“你正長身体，不能長時間這樣，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學也在補營養。”說著悄悄遞給我几粒巧克力。農村干部李惠民則每天晚上端給我一小碗炒米粉，這是他的未婚妻留給他的。 張可老師當時應該是四十四歲，她在那間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頂雪白的帳子，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兩頭羊勉強分開。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為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條雜草叢生的污濁小河溝。另一項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無比的淤泥中她簡直邁不開步，有時狠心一邁又必定重重摔跤，引來座座泥屋門口的一片笑聲，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攙扶。 進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煥發，走到門口站著与我說一會儿話，順便掃了一眼我手中卷著的書。下鄉時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較耐讀的書帶來，那是蘭姆寫的莎士比亞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會在這儿遇到真正的專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讓她看見。但是一個人對自己熟悉的書籍的感應總是超常的，張可老師只遠遠閃過一眼就笑著說：“不要只讀蘭姆，最好讀原文。”我紅著臉說：“那是古英語，很難。”張可老師說：“你真不知道讀原文的樂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較起朱生豪和吳興華的翻譯，用鄭重的口气介紹法文翻譯家傅雷，最后對我竟然沒听說過傅東華有點不滿意，說這是一位國學西學俱佳的學者。說著她走進西屋拿出一本陳舊的牛皮紙封面文集，里邊有一篇傅東華論國學的文章，讓我閱讀。 談話一旦開始就漸漸養成了習慣，她即便是隨口說几句也能帶給我一個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飾地抱怨學院里課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說，倒真的不必來讀戲劇文學系。“莎士比亞是位詩人，向他學編劇技巧委屈了他；中國話劇的發展，關鍵是導演；至于傳統戲曲，劇本歷來不重要，主要是演員的表演。”她從根本上動搖了我本來就不堅實的專業思想后，又興致勃勃地介紹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劇女老生演員張文娟，用詞之熱烈在她平日的從容談吐中很少見到。對此我不無惊异，但結果卻是触動我日后漸漸建立起一种以演員為中心的比較健全的戲劇觀念。對于在戲劇學院的課堂上已經消失、而在學生課余閱讀中仍然熱門的貝克、勞遜、亞卻、斯坦尼、布萊希特，她以溫和的語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現在回想起來，這么多看似至高無上的大師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溫和的聲音化解了一大半，這節省了我多少鑽研的時間，提升了我多少鳥瞰的高度!減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謝。 天暗了，一盞昏黃的油燈點燃了起來，房東又在叫我們去吃鹽豆稀飯。飯后，農村干部李惠民和我們坐到了一起，他說：“你們經常在談的東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沒文化，現在天天晚上練毛筆字，請你們幫我指點指點。”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練很長時間的毛筆字，有時我睡了一覺醒來看見他還在練，至于他已經練到什么程度了，卻沒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寫的一大疊毛邊紙來，我和張可老師都惊呼起來。才几個月，他手下的歐体九成宮已經非常像樣。 一天，我正在門外洗衣服，從泥路上駛來一輛農民馱貨用的自行車，騎車的是青年農民，而貨架上卻坐著一位滿頭白發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車在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貨架走上一步問我：“請問，許玄在哪個村？”許玄是我的同班同學，我立即斷定，這是許玄的父親，華東師范大學著名的文學教授許杰先生，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長途顛簸看望女儿來了，汽車站离這里很遠，貨用自行車顯然是他從車站雇到這儿的。 “您是許伯伯吧？”我問。他高興地點了點頭，我就指給他看許玄的住處，自行車又馱著他上路了。我連忙叫出張可老師，張可老師看著許杰先生的背影深深歎了一口气，說：“受了那么多罪，還一心關心著女儿!”從許杰先生，談起文學界。我說前不久讀了陝西作家王汶石的几個短篇不錯，她說從王汶石一篇談結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農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靜地以“用功”一詞來評价一位當時頗為轟動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靜的文化風度。 “國外的小說家你最喜歡誰？”她想把我從中國作家中引開。 “法國的雨果，俄國的契訶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譯俄文的滿濤？”她問。“當然。”我說。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說。“他也姓張？”我愚蠢地問。她忍不住笑了，點了點頭。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膽地追問：“張可老師，据說你有很傳奇的經歷？”她又笑了：“什么傳奇？不值一提。”她沒有順著這個話題講下去，而是換了一种口气對我說：“你的古文已經不錯，現在最好把外語學好，光憑英語課本沒用。我覺得你還應該再用功一點。”又是“用功”。我認真地點了點頭，說已經把最容易買到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通讀了一遍，她連忙說：“那是偷懶的辦法，中國人的思維，中國人的詞匯，猜都猜得出來。讀英語，先讀狄更斯，再讀莎士比亞。”這樣的談話，几乎天天進行，特別是在晚上。羊睡著了，老太太的咳嗽聲有節奏地傳來，李惠民繼續在油燈下与歐陽詢廝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長堤，長堤外是浩闊的長江，往東不遠，有一個古老的閱兵台，是戚繼光留下的遺跡；往西不遠，是鄭和下西洋的碼頭所在。江風陣陣，濤聲隱隱，而我們居住著的村落，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海盜的据點。當年讓航船者們聞風喪膽的“七十二家村”就在這里，這個如此破敗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份。 長江、海盜、鄭和、戚繼光，現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訶夫和莎士比亞。我納悶：是一种什么緣份，讓我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遇到了這樣一位長者？ 春節到了，上級通知，每村三人中一個留守，兩個可以回家探親。留守者當然是我，他們兩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著未婚妻，何況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過几天，不知在哪個村庄，家家戶戶的春聯都會換上漂亮齊整的歐体？張可老師回的是一個什么樣的家呢？作為學生，什么樣的問題都可以詢問老師，就是不适宜詢問老師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給我講了那么多話，怎么除了哥哥滿濤，卻從來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從農村回到學校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班級的同學，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說，連“高干子弟”們也接二連三地大禍臨頭。郭沫若几經痛切檢討后還保留著位置，但他推荐來的曲信先卻遇到了家庭出身問題。李嬰宁同學父親的党齡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長，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和文物鑒賞家，當造反派闖進他家打爛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親籍籍無名，居然也因是“階級异己分子”而被關押，他可是我們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經濟來源，我這個大儿子雖然不到二十歲卻面對著一副家庭生計重擔，盤算再三覺得能救我們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剛剛想到，叔叔已在一場游街批斗之后自殺。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紅樓夢》”。 這樣大同小异的悲慘故事，在几天之內都壓到了各位同學身上。不久前還嘻嘻哈哈的班級，一下子變得很沉默。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理解大家年紀輕輕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訴說、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靜而愴然地走在處處飄拂著標語、大字報的校園里。背后的長者都不見了，熱鬧中的腳步邁得多么孤獨。不知在何處陰暗的房間里，長者們正目光痴痴地懸想著這些腳步，而這些腳步卻已走不到長者們身邊。 學校中的造反派罵我們班級是頑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實他們哪里知道，這個班級壓著多少個家庭悲劇，有什么心緒在學校里胡鬧，又有什么資格胡鬧？有一天，突然在校園里見到了張可老師，她歷來不是那种常能見到的老師，從農村分別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顯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興，彼此問對方好嗎，回答都含糊其詞，艱難地找著話題。 “李惠民最近有聯系嗎？”她問。“誰?”“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這下我想起來了，与我們一起住了很久的農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沒有料到張可老師會在這樣的時刻提起他。那些談莎士比亞、練九成宮的夜晚又浮現在眼前，我把張可老師攙到路邊草坪上談了一會儿。她又告訴我，她家有一個鄰居，是我中學的校友，每次見面都把我作為談論對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請張可老師代我向他問好。 “听說你們又要下農村?”她問。 “是的，已經動員了。”我說。“多久?”她問。 “說是一輩子。”“讓帶書嗎？”她又問。“還不知道。總可以帶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張可老師說的書，不是可讓帶的那几本。 “一輩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張可老師好像感覺到了這种問法有點不合時宜，便輕輕拍了拍我的手臂，說：“好好照顧自己。”這次下鄉勞動的時間并沒有預想的那么漫無邊際，等我們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況已發生很大變化。工宣隊、軍宣隊和造反派之間吵鬧得很厲害，造反派的一些頭頭被關起來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來二去，上級居然下令要复課了。复課又沒有教材，于是一窩蜂地成立各种各樣的教材編寫組。原先被作為運動對象或運動阻力看待的那幫人，開始有點事干了。先听說有一批教師要去參加修訂《辭海》，名單上有張可老師；后來陸陸續續又有一些教師被抽調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個軍宣隊員找我談話，要我參加設在复旦大學的一個現代文學編寫組。“每個文科學校都有人參加，以复旦、師大為主，我們是小學校，要謙虛。”他說。 當時所有的修訂組和教材編寫組都由市里的寫作組統管，寫作組對我這樣一個“文革”以來未曾參加過任何組織的年輕人有點看重的意思，然而畢竟我的運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發覺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陣還不行，只得住院，出了醫院就到故鄉休養去了。要不然，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沒准也會奉命參与一些諸如“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運動，居然都讓我逃過去了。古人說“因病得閒殊不惡”，信然。記得回鄉休養前在學院醫務室里還遇見過張可老師一次，她說：“沒關系，我愛人也得過肝炎，少吃藥，多休息，增加營養。”順便她還愉快地告訴我，學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鈞教授現在也在參加修訂《辭海》。 這次她終于提到了自己的愛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師說，她愛人是“胡風分子”，究竟是誰，卻不清楚。 說是回鄉養病，故鄉卻只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祖母，我怕傳染給她。后來是我同鄉的老師盛鐘健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里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极其簡陋的小食堂里。那里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托管理著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万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志，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正經書讀累了，就去興致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志》。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么优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點仙風道骨，那么大年紀還每天爬山，有時居然親自提一小籃子家栽時鮮水果，到半山小屋來送給我，讓我既惊訝又感動。我問他為什么不在讀書室里交給我而要親自送來，他說這是“禮數”。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點廣播，把重要的消息告訴我。有一天他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險，于是我几經打听搬到一個廟里躲避。在廟里又住了不少時日，仍然天天去讀蔣經國先生留下的那些書。那個讀書室造得很堅固，即使發生地震也會很安全。沈老先生說，蔣經國先生從來沒有充份利用過這個讀書室，這個讀書室簡直就是為我造的了。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記不得年月了。終于有一天，我從兩位過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證實，毛澤東去世了。 几年后，我在系資料室里翻閱雜志，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惊歎，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當時正好有上海的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后感寄去。几天后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后感不能發表。原因是“王元化的歷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志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惊訝，“我還以為是由于你和他愛人同在一個學校的關系呢。”“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极了。“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里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价。張可老師開心地笑著，不斷地說：“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又過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后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盡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几個月時間我一直念叨著這每一個字，回想著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產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机辜負。正是這种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將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拐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內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于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來到王元化、張可老師的家里。張可老師只忙著端茶、送點心，而王元化先生則几乎沒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談起了剛剛發表不久的李澤厚的《論嚴复》，又聯系到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這种不羼水份的學術性談話出現在家庭里稍稍顯得有點沉悶，張可老師坐在一邊听了一會儿就笑著嗔怪起來：“人家那么遠的路赶來，一下子談得那么嚴肅!”待到吃飯了，張可老師始終在忙著給我夾菜添飯，連王元化先生也覺得過份了，一次次說：“讓秋雨自己來，讓秋雨自己來。”但是每次吃飯，我總覺得他們飯量太小，而我的飯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中風。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醫院號啕大哭，這位多災多難的學者一遍遍呼喊：“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他當時還沒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終于徹底平反。此時的張可老師，雖已擺脫病危，卻像換了一個人。 王元化參加工作后越來越忙碌，很少有時間在家逗留了。張可老師几十年來早已習慣每天陪著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現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總想抽時間陪她。那年在廬山召開全國文藝理論研討會，王元化應該到會，他卻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一大半稿費，在廬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張可老師接去了，乘机讓她在那里療養。我也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他們的那間房子去拜訪，發現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難真正休養。一天，与會代表分乘几輛客車在山間游玩，其中有兩輛翻了車，消息傳到張可老師耳朵里，她居然起身來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見一人問一人：“余秋雨死了沒有?余秋雨死了沒有?”那兩輛翻了的車，也只是部份人受了點輕傷，而我那天根本沒有出游。當我知道張可老師對我的問訊之后實在有點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關愛所感動，二是覺得若在她生病之前，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絕不會用這樣簡單直拔的句子問話。 日子一年年過去，連我們也漸漸老了。三十人的班級，已經有四個同學去世，每次追悼會，同學們哭得像家屬一樣傷心。 是什么机緣把我們拉在一起的，這已經變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學來游說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那位老師，說：“我的大半輩子都被你騙過來了。”他一笑：“騙來一位院長，值。”其實豈止騙來我這位院長，現任院長榮廣潤教授，戲劇文學系主任丁羅男教授，以及圖書館的呂兆康館長，都是從我們這個小小班級走出來的。同學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國最优秀的文學雜志《收獲》，而她所承擔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維護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憶錄中曾用感念的筆触提起我們這個班級，想當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級同學就一人一輛自行車呼的一聲去了。風風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學負責著《萌芽》雜志，她也要承擔照顧家中勞累一生的文化長者的任務。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來的曲信先同學，雖然身体不好卻勤于教育，親自培養出了著名劇作家宗福先、馬中駿、賈鴻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試，我問一位考生，你最喜歡的當代劇作家是誰？考生回答是馬中駿。我又問，你知道馬中駿先生的劇作教師是誰？考生搖頭，我得意地告訴他：“是本教師的同班同學，姓名暫時保密。”是的，連我們的學生也已經如此像模像樣，我們确實都老了。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体會人生的厚味。在這一過程中，張可老師的身影總會越來越鮮明地晃動在眼前。已經不再僅僅是學生對老師的感謝，而是她以那么長的時間給我設了一個謎，揭開謎底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實，更大的謎底是她自己。一個女人背后的學者，一個學者背后的女人，這個結构已經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還是第二結构，那就是：漫長災難中的不懈護衛，災難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個倦然退下，這又使我聯想到她早年的一個結构：共產党掌握政權前的出生入死，共產党掌握政權后的悄然隱去。這几個結构渦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覺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現在，每次看到在蒼老、疲憊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張可老師，總覺得這是一門玄奧的人生課程。我不再后悔當年頭腦一熱錯考了上海戲劇學院，這种錯考讓我有机會直接面對這門課程，非常值得。 中學畢業時的三個小夥伴約定各學一類專業等二十年后一起暢游世界，二十年早已過去，當年的約定也已經飄作云煙。各學一類專業就能懂得世界?這真是孩童之見。請看僅僅一個張可老師，就足夠讓我們終身去閱讀。 大概從五年前開始，我覺得需要對張可老師作進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訴我的同學和我的讀者。前年，國際大專辯論賽從哈佛、耶魯和中國大陸邀請了五位終評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內，在評判的空余時間，我開始向他詢問。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處再進一步請教王元化先生，終于，我可以為張可老師寫下一段話了。 這段話不長，大致如下─── 張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蘇州一個書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歲時考進上海暨南大學，這是一所擁有鄭振鐸、孫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陳麟瑞等教授的大學，學風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共產党，從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學畢業后主要在上海戲劇界從事抗日活動，自己翻譯劇本、組織小劇場演出，還多次親自參加表演。結識比她較早參加共產党的年輕學者王元化。 抗戰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會中，有人戲問王元化心中戀人，王元化說：“我喜歡張可”，張可聞之不悅，質問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語塞。八年抗戰，無心婚戀，抗戰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問她屬意于誰，張可坦然地說：“王元化。”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其時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婚后攜張可到北平居住。但張可住不慣，說北平太荒涼，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這兩位年富力強而又頗有資歷的共產党人勢必都要參加比較重要的工作，但他們心中的文學寄托，在于契訶夫、羅曼.羅蘭、狄更斯、莎士比亞，生怕复雜的人事關系、繁重的行政事務和應時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學夢，再加上已有孩子，決定只讓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張可脫离組織關系。 因胡風冤案牽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還在幼儿園小班的孩子張著惊恐万狀的眼睛看著父親被拉走。關押地不斷轉換，張可為尋回丈夫，不斷上訪。王元化被關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釋放。釋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幻听幻覺，真假難辨，靠張可慢慢調養，求醫問藥，一年后基本恢复。當時王元化沒有薪水，為補貼家用，替書店翻譯書稿，后又与張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西方莎學評論。張可還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寫了王元化《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和其他手稿。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元化曾患肝炎，張可盡力張羅，居然沒有讓王元化感到過家庭生活的艱難。“文革”災難中，兩人都成為打擊對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結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突然中風，至今無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徹底平反，不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門主要領導職務。 王元化對妻子的基本評价：“張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以疾顏厲色的態度對人，也沒有一次听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總是敏感的，對于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卻始終沒有這种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听憑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這种超凡絕塵之境。”王元化又說：“當時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我划出一點界線，我肯定早就完了。” 張可老師至今健在。見到客人來她還會開心地問候著，張羅出几碟點心。但在我看來，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時，在王元化先生的號啕大哭中，已舉行了一個完成人生使命的隆重儀式。我請求我的同學們讀了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經太累，讓她安靜。想念她時可以讀讀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論，在那里，字字行行都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會代你們去看望她老人家。 ----------------------------------------------------------- 作者附記：王元化先生對本文有關部份進行了精細校訂，謹此感謝。 (《新華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載《中華散文》1998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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