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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姑姑說話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見識,我告訴她有點像周作人他們的。她照例說她不懂得這些,也不感到興趣——因為她不喜歡文人,所以處處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這樣說了:“我簡直一天到晚的發出沖淡之气來!”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鑽的時候,她說:“視睡如歸。”寫下來可以成為一首小詩:“冬之夜,視睡如歸。” 洗頭發,那一次不知怎么的頭發很髒很髒了,水墨黑。她說:“好像頭發掉色似的。” 她有過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現在不大來往了。她說:“生命太短了,費那么些時間和這樣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起初我當做她是說:因為厭煩的緣故,仿佛時間過得奇慢。后來發現她是另外一個意思:一個人老了,可以變得那么的龍鐘糊涂,看了那樣子,不由得覺得生命太長了。她讀了蘇青和我對談的記錄,(一切書報雜志,都要我押著她看的。她一來就聲稱“看不進去。”我的小說,因為親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實地篇篇過目,雖然嫌它大不愉快。原稿她絕對拒絕看,清樣還可以將就。)關于職業婦女,她也有許多意見。她覺得一般人都把職業婦女分開作為一种特別的類型,其實不必。職業上的成敗,全看一個人的為人態度,与家庭生活里沒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婦女職業,都不是什么專門技術的性質,不過是在寫字間里做人罷了。在家里有本領的,如同王熙鳳,出來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經理人才。將來她也許要寫本書關于女人就職的秘訣,譬如說開始的時候應當怎樣地“有沖頭”,對于自己怎樣地“隱惡揚善”……然而后來她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种電報作風,只會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著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嫌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么呢?” 從前有一個時期她在無線電台上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 她批評一個膽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說:“人家睡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嚨了。” “愛德華七世路”(愛多亞路)我弄錯了當做是“愛德華八世路”,她說:“愛德華八世還沒來得及成馬路呢。” 她對于我們張家的人沒有多少好感——對我比較好些,但也是因為我自動地粘附上來,拿我無可奈何的緣故。就這樣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因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為對方太低能)。”有一次她說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雙大眼睛吧達吧達望著我。”“吧達吧達”四個字用得真是好,表現一個無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濕地目夾著眼。 她說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我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頂喜歡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細細寫在极薄的粉紅拷貝紙上,(是她辦公室里省下來的,用過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頁頁大小不等,讀起來淅瀝煞辣作脆響。)信里有一种無聊的情趣,總像是春夏的晴天。語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許多惊歎號,几乎全用惊歎號來做標點,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時髦文章的罷?還有,她老是寫著“狠好,”“狠高興,”我同她辯駁過,她不承認她這里應當用“很”字。后來我問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寫呢?”她也寫作“狠”。我說:“那么那一個‘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認,是有這么一個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說:“現在沒有人寫‘狠好’了。一這樣寫,馬上把自己歸入了周瘦鵑他們那一代。”她果然從此改了。 她今年過了年之后,運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諸事不順心,反倒胖了起來,她寫信給一個朋友說,“近來就是悶吃悶睡悶長。……好容易決定做條褲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縫了一條縫,現在想去縫第二條縫。這條褲子總有成功的一日罷?” 去年她生過病,病后久久沒有复元。她帶一點嘲笑,說道:“又是這樣的懨懨的天气,又這樣的虛弱,一個人整個地象一首詞了!” 她手里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披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塊錢,她沒有賣。每隔些時,她總把它拿出來看看,這里比比,那里比比,總想把它派點用場,結果又還是收了起來,青綠絲線穿著的一塊寶石,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襟上挂著做個裝飾品罷,襯著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樣的顏色上,倒是不錯,可是看不見,等于沒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顯得髒相了。還是放在黑緞子上面頂相宜——可是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著想,不放,又還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懸空宕著,做個扇墜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頭的一個洞,位置又不對,在寶石的正中。 姑姑歎了口气,說:“看著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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