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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有一幅《校書圖》，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卷，一手拿著個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還是文具——在搔頭發，仿佛躊躇不決。下首有個撞儿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后的兩折大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環境优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兩只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灣兩個老人脫了鞋坐在矮石牆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么特色，脫鞋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极簡單扼要地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讓我們能接近否則無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离。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离。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但是并不是窺視別人，而是暫時或多或少的認同，像演員沉浸在一個角色里，也成為自身的一次經驗。 寫反面人物，是否不應當進入內心，只能站在外面罵，或加以丑化 ？時至今日，現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當熟悉，對我們自己的傳統小說的精深也有新的認識，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該是多余的。但是，似乎還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對敵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過細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為了解是原怨的初步 ？如果了解導向原有，了解這种人也更可能導向鄙夷。缺乏了解，才會把罪惡神化，成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偉大的“黑暗世界的王子”。至今在西方“撤旦教派”、“黑彌撒”還有它的魅力。 這小說集里《五四遺事》這篇是用英文寫的，一九五六年發表，中譯文次年刊出。其實三篇近作也都是一九五０年間寫的，不過此后屢經徹底改寫，《相見歡》与《色·戒》發表后又還添改多處。《浮花浪蕊》最后一次大改，才參用社會小說做法，題材比近代短篇小說散漫，是一個實驗。 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憫然”了。因此結集時題名《佣然記》。 此外還有兩篇一九四０年間的舊作。《聯合報》副刊主編□弦先生有朋友在香港的圖書館里舊雜志上看到，影印子兩篇，寄來問我是否可以再刊載。一篇散文《華麗緣》我倒是一直留著稿子在手邊，因為部分寫入《秧歌》，迄未發表。另一篇小說《多少恨》，是以前從大陸出來的時候不便攜帶文字，有些就沒帶出來。但是這些年來，這几篇東西的存在并不是投入知道，如美國學者耿德華(Edward Ounn)就早已在圖書館里看見，影印了送給別的嗜痂者。最近有人也同樣從圖書館里的舊期刊上影印下來，擅自出書，稱為“古物出土”，作為他的發現；就拿我當北宋時代的人一樣，著作權可以徑自据為己有。口气中還對我有本書里收編了几篇舊作表示不滿。好像我侵犯了他的權利，身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盜竊罪似的。 《多少恨》的前身是我的電影劇本《不了情》。原劇本沒有了，附錄另一只電影劇本《情場如戰場》，根据美國麥克斯·舒爾曼(Max Shulman)著舞台劇“TheTenderTrap(溫柔的陷阱)”改編的，影片一九五六年攝制，林黛、陳厚、張揚主演。 《多少恨》里有些對白太軟弱，我改寫了兩段，另一篇舊作《殷寶灩送花樓會》實在太坏，改都無從改起。想不收入小說集，但是這篇也被盜印，不收也禁絕不了，只好添寫了個尾聲。不得不嚕蘇點交代清楚，不然讀者看到雙包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還以為我在盜印自己的作品。 (收入《惘然記》，1983年5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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