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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以“五四”時期的成就為最高，影響最大，而朱自清的散文創作，又是這一時期實績最大，成就最高的；朱自清作為散文大家，他的名字永遠和中國現代散文的歷史寫在一起。 魯迅曾說：“‘五四’時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的确，“五四”時期文學的諸門類中，散文的成就最為突出。朱自清在《論現代中國的小品文》中也高度評价了散文的成就，他說：“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种刊物更多。……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時之盛。”在《〈背影〉序》中又說：“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确是絢爛极了。”在這“极一時之盛”“絢爛极了”的散文百花園里，有周作人的雋永，俞平伯的綿密，徐志摩的艷麗，冰心的飄逸，而朱自清先生則以其“真摯清幽的神態”屹立于“五四”散文之林（鐘敬文《柳花集》，群眾圖書公司１９２９年初版），他的散文以獨特的美文藝術風格，為中國現代散文增添了瑰麗的色彩，為建立中國現代散文全新的審美特征，樹立了“白話美文的模范”。 朱自清，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出生于江蘇東海縣一個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華，號秋實。六歲時隨家從東海移居揚州，他成長于揚州，故自稱“揚州人”。１９１６年畢業于江蘇省立第八中學（即后來的揚州中學），并考入北大預科，后轉入哲學系。１９２０年畢業，到江浙一帶做了五年的中學國文教員。１９２５年清華學校設大學部，經俞平伯推荐，任清華大學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從此他一生服務于清華大學。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他隨清華大學遷入昆明，在西南聯大任教授，１９４６年又隨清華大學遷回北平，仍為教授及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２日去世。 縱觀朱自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詩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學者和教授，更是一名激進的民主斗士。 作為詩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做過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他与人合作創辦了文學史上第一個《詩》刊，并且加入了創作新詩的行列，寫下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首抒情長詩——《毀滅》；同時，他還編選了《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并為之寫了《導言》，第一次對新詩創作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另外，他還第一次在大學課堂里開設現代文學課程——《中國新文學研究》，并且留有講義稿本《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無疑，他是“五四”新文學的拓荒者和創業者之一。朱自清對新文學的最大貢獻，是他所擅長的散文小品，它們在新文學史上有著极為重要的地位。首先，他是繼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創作實績，徹底打破了复古派認為白話不能作“美文”的迷信，盡了對舊文學示威的任務；其次，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創造了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風格；再次，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藝術价值，《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認為是白話美文的典范，歷來一直被選為大中學校的語文教材，它為培養文學青年和繁榮散文創作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 作為學者和教授的朱自清，在古典文學、語文教育、語言學、文藝學、美學等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建樹。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學研究和語文教育最為突出。《經典常談》是朱自清系統評述《詩經》、《春秋》、《楚辭》、《史記》、《漢書》等古籍的論文結集，寫得深入淺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學的入門向導。《詩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對“詩言志”“詩教”“比興”“正變”四個方面的詩論，縱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和衍變史跡，從而糾正了謬說。他還先后對古詩十九首、樂府、唐宋詩作過深入的研究，對李賀、陶淵明作過認真的行年考證，寫有《十四家詩鈔》、《宋五家詩鈔》、《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李賀年譜》等著述。他治學嚴謹，取材翔實，思想敏銳，他這方面的著述凡近百万言。朱自清始終關心著中學、大學的語文教育，他与葉圣陶聯璧，共同著有《國文教學》、《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等書。他編過多种教材和課本，臨終前還与葉圣陶、呂叔湘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課本》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語文教育家，正像葉圣陶說的：“他是個盡職的胜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葉圣陶《朱佩弦先生》） 作為民主斗士的朱自清，從青年時代起，他就一直追求光明与真理，為之吶喊歌吟，上下求索。但生活不可避免地給他以時代的苦悶和個人彷徨，以至他較長時間躲進書齋。然而朱自清畢竟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畢竟為他多災多難的祖國得以鳳凰涅槃而執著地尋找真理和光明，一旦他把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解放斗爭聯系起來并且自覺地走向人們的時候，他就成為了一個堅強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戰士。１９４５年他回成都對夫人陳竹隱說：“以后中間路線是沒有了，我們總要把路線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而聞一多遇刺后，他更是不再彷徨，而成為人民斗爭行列中的一名堅強斗士。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后重回北平的兩年，是黎明前最為黑暗的時期，卻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執教之余，越來越關心祖國的命運，盼望新中國的誕生，勇敢而堅定地投身到“反饑餓，反迫害”的民主斗爭中去。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稱贊他大義凜然的骨气，“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气概。” 綜上所述，朱自清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又是可歌可泣的。 以《歌聲》涉筆散文領域的朱自清，從１９２３年后轉向散文創作，以后就一直沒有間斷過。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蹤跡》和《背影》里，在這些散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夾敘夾議手法寫的呼吁与詛咒的名篇，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錢》、《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驕子》、《阿河》、《哀韋杰三君》、《旅行雜記》、《海行雜記》等。這些散文直接從現實生活取材，從一個角度抨擊當時的黑暗社會。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錢》中寫一個五歲的女孩，被其哥嫂以七毛錢的价格賣掉，敘述“一條低賤生命”的故事，這是作者在溫州親眼所見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運，她若長大成人或者賣給人家作妾，或者賣到妓院淪落風塵。作者憤激地詰問：“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責呢？”。《阿河》寫了一位十八歲的農家少女阿河的悲劇，她被迫嫁給了一個三十多歲的流浪漢，气得她离家出走去當女佣，后來又被男人搶回去，逼她爹拿錢換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塊錢的价格又把她賣給一個有錢的老板。作者義憤地控訴畸形社會為富不仁的罪孽。在《白种人——上帝的驕子》中，寫在電車上意外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和挑釁，便由這一次突然的“襲擊”聯想到許多的“襲擊”，從那“小西洋人”的眼光和表情思考他如此蠻橫猖狂的原因，勾出一個傲慢的小西洋人的形象，指出這“小西洋人”臉上“縮印著一部中國的外交史”，喊出了民族平等的正義要求。這在帝國主義橫行、北洋軍閥賣國求榮的二十年代，有著激勵民族意識的現實意義。在《哀韋杰三君》里則對“三一八”慘案中死難者韋杰三君奉獻自己深摯的悼念和敬意，語摯情深，感人肺腑，朱自清對北洋軍閥統治下的黑暗社會的憎惡是非常明顯的。 這時期朱自清的創作主要的還是敘事抒情的散文，這些散文或敘述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或寫景狀物抒發情怀。 《背影》寫為儿子送行，并艱難地替儿子買來桔子的父親的“背影”，作者選擇了一個特殊的背影加以烘托，這“背影”是在他祖母去世、父親賦閒、家境日益破敗的氛圍中予以孕育和刻畫的。從而以血和淚摻和的冷澀慘淡的色調，在抒情主人公心靈深處勾畫出一個悲劇性的“背影”形象。全文敘事含蓄，將丰富的感情寓于朴素的描寫和敘述中，表述了一個辛苦輾轉的知識分子在動蕩不安的時代中苦于世態炎涼的思想感情；同時也從一個小康之家的日益沒落這一角度，曲折地反映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下，中國人民趨于貧困化的現實。《背影》寫作者的生活感受，寫出了真情，寫出了情致，使這篇散文在當時獲得單篇散文從未曾有過的膾炙人口、爭相傳誦的巨大影響。《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綠》、《荷塘月色》等篇是寫景抒情見長的名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從全篇內容看，既有對秦淮河往事的追述，也有自己在秦淮河的見聞和感触；既有對秦淮河夜景的描寫，也有對河上歌妓行為的記敘。從表現手法看，有細膩的近景描繪，有疏淡的遠景勾勒，有靜景有動景，有實景有虛景，起伏跌宕，變化多姿。文章抓住了“燈影”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細針密縷的描繪和渲染，逼真地再現了當時秦淮河的美的境界。又如《月朦朧，鳥朦朧，帘卷海棠紅》，是描寫一幅畫，文題也是畫題，作者細膩地描寫出了畫面形象的位置、色彩和形態，通過具体的描繪，不但生動地寫出了畫面的內容，而且也傳達出了“月朦朧，鳥朦朧”的意境。而在《荷塘月色》這篇寫景抒情散文里，朱自清先訴說自己的不宁的心境，然后描寫一個宁靜的与現實不同的環境——荷塘月色，通過對傳統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繪，象征性地抒發了自己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總之，這類寫景散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流露著濃郁的詩情畫意。而且，無論是敘事散文還是寫景散文，篇章布局都是十分精當的，顯示出他早期散文漂亮、縝密的特點。 朱自清早期寫景散文，語言凝練明淨，細膩秀麗，善于以精雕細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現描寫對象的特點，追求逼真的藝術效果，正像他在探討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時所說的，“‘逼真’等于俗語說的‘活脫’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說逼真与如畫》）在長期的追求中，朱自清描寫的造詣很深，在他筆下，無論是梅雨潭的綠色，還是清華園的月光，都寫得逼真如畫，使讀者仿佛身臨其境一般。而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的遺跡，更是真實而具体，融情入景，极為成功。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描繪月光如流水般照著荷花和荷葉用“瀉”字；青霧彌漫著荷塘用“浮”字，而荷葉擁擠的情景用“挨”字，還有用“田田”形容葉子的鮮綠茂盛，用“亭亭”比喻荷葉直立之狀態，將月光、青霧、荷葉的動態和情態寫活了。朱自清十分注意遣詞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穎的比喻，喚起讀者的聯想。《綠》是一篇以描寫醉人的綠色而著稱的千家小品，中間兩段文字，描寫梅雨潭和它的綠色，作者循著游蹤，先寫山岩、瀑布和梅雨亭，一路寫來，層次井然。作者坐在梅雨亭上，景色盡收眼底：云在頭上流著，草叢透著綠意，瀑布沖下，撞擊在岩石之上，飛花碎玉般落下，恰如朵朵白梅，又如點點楊花，如此描繪靜觀的景物，沒有雕琢，不加修飾，真如工筆畫一般，讀來如見其景，如聞其聲。接著寫梅雨潭的“綠波”，朱自清沒有用“綠油油”“綠如翡翠”一類的形容詞，而是用一連串新鮮的比喻，引起人們美好的聯想。他說，梅雨潭的綠波“像少婦拖著裙幅”、“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像最嫩的皮膚”、“像濕潤的碧玉”，描繪之后又從比較的角度來寫“北京什剎海佛地的綠楊”太淡了，“杭州虎跑寺近旁”的“碧草葉”太濃了，“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這樣通過色的濃淡和光的明暗，將梅雨潭“綠波”的厚、平、清、軟的具体景象傳達給讀者。在《白水漈》中，朱自清突出描寫白水漈瀑布的細和薄，他寫那凌虛而下的瀑布，“只剩一片飛煙”似的“影子”，而這影子像“裊裊的”“軟弧”，像“橡皮帶儿”被“微風的纖手”和“不可知的巧手”爭奪著。通過“影子”的輕，“軟弧”和“橡皮帶儿”的軟，精密地描寫出了白水漈瀑布在微風中的形態，讓讀者感到它的細和薄。朱自清認為散文寫作應寫實，作家必須深入觀察，努力創新。他說，作家“于一言一動之微，一沙一石之細，都不輕輕放過”，“正如顯微鏡一樣，這樣可以辨出許多新异的滋味”（《山野掇拾》）。他還說：“人生如万花筒，因時地的殊异，變化無窮，我們要多方面了解，多方面感受，多方面的參加，才有趣可言。”（《海闊天空与古今中外》）因此，他對所寫的景物都經過認真的觀察和体驗，他對《荷塘月色》中提到的月夜蟬聲，是几經觀察推敲而后确定的，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准确地把握描寫對象的具体特征，以至細微的變化，然后用形象的語言表達出來。在“五四”散文的百花園中，朱先生的散文獨具一格，他的寫景抒情散文顯示了很高的藝術成就，顯示了“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也并非做不到”，盡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的歷史任務”（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机》），為現代散文美學作出了貢獻。 １９２７年北伐戰爭的失敗，“四·一二”政變使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朱自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惶惑和頹唐之中，終于從彷徨戰斗的“十字街頭”走進古典文學研究的“象牙之塔”。散文創作也從絢麗走向質朴，從即景抒情走上“憶之路”——對往事的回憶。此時的創作就如同朱自清自己所說的“芝麻大的事，都不惜鄭重地寫出來”。他說：“我們依著時間老人的導引，一步步去溫尋已失的自己；這走的便是‘憶之路’，在這‘憶之路’上愈走愈遠，愈是有味，因其味漸漸蒸散而甜味卻還留著的緣故”……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散文集《你我》中有回憶儿時婚姻的《擇偶記》，有悼念前妻的《給亡婦》，有記敘過去冬天同父親兄弟圍坐吃“白水豆腐”，与Ｓ君月夜游西湖，跟天真的孩子在一起的冬天，還有記敘以往生活瑣事的《看花》、《南京》、《潭柘寺 戒壇寺》以及收在《背影》集中的《儿女》、《怀魏握青君》等，內容側重寫儿女情長，友朋之誼，這些散文雖然寫的是個人生活圈子里的“身邊瑣事”，但因為朱自清用精神的絲縷牽著已逝的時光，所以寫得情意綿綿，回腸蕩气。他在《〈憶〉跋》一文中說：“飛去的夢便是飛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們心里。”時局的變遷淡化了他的革命意識，減退了當年的熱情，給予他的是痛苦，加上家境衰敗，嬌妻的亡故和多子的拖累，這一切給予他太多的磨難和艱辛，追憶因而成為他解脫痛苦和煩惱的路徑。他從現實的夢中走出，在逝去的舊夢里撿拾美麗的花瓣，從而編織他的“夢”之國与“愛”之國。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窺見一顆博大的“愛”心：愛父親，愛儿女，愛妻子，愛朋友。朱自清因為在黑暗現實中看不見找不到圣洁美好的東西，于是心理變得寂寞荒蕪，而通過追憶往事營构“愛”的天國，用以撫慰自己寂寞荒蕪的心。他痛感美的失落和美的毀滅，從而深深地感喟那已經逝去的“愛”是那般的甜蜜、溫馨和寶貴。在朱自清的“愛”之國和“夢”之國中，可以看到儒家“中和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儿女》因愛儿女而自責平時對他們的粗暴； 《給亡婦》因愛妻子，為自己未盡到丈夫的責任而追悔；《〈梅花〉后記》，因愛無隅，而悔恨自己的疏懶而未能盡快為他修改詩稿使之出版……在愛的溫紗下，包容著作家修身養性的哲學意識：中正平和，嚴于克己，寬以待人。１９３１年８月，朱自清赴歐洲游學，歷時一年。在歐洲游歷數國，陸續寫成散文，發表在《中學生》雜志上，后結集為《歐游雜記》和《倫敦雜記》。這兩部散文集和《你我》一樣，由于這一時期朱自清的創作不再感應時代的風云，于是可以從容地在技巧上再三謀划，在語言上字斟句酌以至使得散文藝術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達夫指出：“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在這兩部游記中，他极力在作品中避免“我”的出現，既不寫“身邊瑣事”，也不寫浪漫情調的异域感，而是客觀地描述歐洲國家名胜古跡，謹慎地介紹西方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作家用意是在寫這些游記給中學生看，時時、處處想到要為他們作道德文章的楷模，所以格外的嚴謹，無論是繪景狀物還是抒情寫意，無論是結构謀篇還是文字技巧，這些都慘淡經營、苦用詩心的。它們确實是現代游記中的典范性作品，尤其是在語言方面，作者在白話口語的基礎上提煉富有表現力的藝術語言，那流暢自如的旋律，輕松活潑的節奏，那字字推敲的選詞与靈活多變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正如葉圣陶所說：“現代大學生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葉圣陶《朱佩弦先生》）所以說，朱自清在散文藝術的探索中作出了艱苦的努力，在文体革新与語言創造方面，達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嶄新高度。不過，這些游記与作家超脫、低沉的思緒合致，比較明顯地缺少時代的光色。 抗戰爆發后，侵略者的炮火使華北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也使他的書齋失去了平靜。在侵略者面前他不再沉默了，１９３７年后他隨學校南下，這時期，他帶著沉重的心情，殷切的期待，寫作了不少雜文。《語文影及其他》一書中的許多篇章和《蒙自雜記》、《西南采風錄序》、《這一天》等均寫在這個期間。散文集《語文影及其他》分兩輯，其中《語文影之輯》是討論語文的意義的，《人生的一角之輯》是討論生活片段的。這時期的朱自清的散文不像以前那樣采用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而是用簡洁的筆触，直接寫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冷眼看待人生，以日常生活用語和人間世情為議論對象，從而抒寫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他熱烈地呼喊“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盆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在《論轟炸》中，他吶喊著民族和國家的新生：“咱們的民族，咱們的國家，像涅槃的鳳凰一樣，已經從火里再生了！”抗戰胜利的前后，昆明掀起了民主運動的熱潮，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特別是李公朴、聞一多的遇害，更加教育了作為學者的朱自清，他的態度也就更為激進了，因此創作基調明顯地發生了變异。這時期，朱自清散文已經由抒情轉向說理，主要收在《標准与尺度》和《論雅俗共賞》兩集中，雖然數量不多，但所談的都是現實問題。思想激進，鋒芒畢露，光采燁燁，其思想特點是努力而且自覺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指點東西、發表議論。《論吃飯》充分肯定農民“吃大戶”的正義舉動，贊揚他們反饑餓、反壓迫的政治覺悟和敢于反抗的集体意識。文章通過說古論今，字里行間干預著政治，通篇充溢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回來雜記》對國民党統治下的北平現實予以評說，分別從“有”“閒”“雜”“亂”四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狀況，由表及里，燭幽發微，揭示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漲，整個北平也像在潮水里蕩著”的社會動蕩的本質，從而激烈地抨擊在民主運動中行將滅亡的黑暗社會制度。在《中國學術的大損失——悼聞一多先生》等文中，他肯定聞一多對民主運動作出的貢獻，揭露了國民党反動派的凶殘和卑劣，表示了繼續斗爭的決心。朱自清曾多次稱贊：“魯迅的‘雜感’也是詩”（朱自清《魯迅先生的雜感》），而他恰恰也正有意地仿效魯迅，同樣在雜文里“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戰斗著”。（同上）在一些雜文中，對知識分子進行痛快淋漓的解剖，如《論書生的酸气》批評知識分子身上的“酸气味”，他說，既然“自己是在人民之中”，就不能再“自命不凡”，要知識分子必須正确地“看清了自己”，要丟卻知識分子那种裝腔作勢和自視清高的作風。這實際上包含了朱自清對“舊我”的否定和批判，包含著對自己那种習慣于克制、平和中正、沉思默想、內向封閉的超穩定文化心理的否定，他在勇敢的自我否定中緊緊地向人民靠攏，實現与舊哲學、舊思想、舊意識的決裂，代之以嶄新的革命思想意識，從而重新肯定自己。 總觀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創作，從早期的清秀雋永到中期的質朴腴厚，到后期的激進深邃，無不顯示出他獨特的藝術風貌和審美情趣，無不与時代息息相通，正像他的老朋友楊振聲說：“他的散文，确實給我們開出了一條平坦大道，這條道將永遠領導我的自邇以至遠，自卑以升高。”（《文訊》１９４８年９月９卷３期） 楊振聲在《朱自清先生与現代散文》中說：“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發，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問題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廝混，共游戲。一句話，它不再裝腔作勢，去為傳道者与說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個人宣情達意的語言符號……。”他又說：“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便已在領導著文壇。”楊振聲所說的朱先生在“領導著文壇”，就在于他的散文具有了“宣情達意”的美學牲征。也正如朱先生自己在《〈背影〉序》中說的：“我自己是沒有什么定見的，只當時覺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 “意在表現自己”，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散文創作的美學原則。朱自清提出這一美學命題，既是時代的賜予，又有歷史、現實的背景，更是根植于他的審美經驗和理想基礎上的創作實踐。几千年的中國古代散文的標榜与實施的是以“文以載道”為本位的散文觀念。所謂“道”，是宣揚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主義的倫理与道德觀念，“文以載道”強調儒家思想的獨尊、理性的至上。用理性制約著、束縛著、扼殺著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個体，盡管古代散文中不乏抒情小品，但它們是在被扭曲、被壓抑的情況下出現的。至于公開提出“獨抒性靈”的創作主張，則被視為离經叛道。“載道”的桎梏使散文簡化為“八股文”的模式。因此，否定“文以載道”的觀念，建立以作家個性為本位的散文觀念，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更是新文化之初散文革命的必然。朱自清在總結“五四”文化革命時說：“新文化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話代替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打擊。”（《論嚴肅》）“文學獨立”以后，新穎的散文，解放了作者的個性，生動鮮明地表現了作者的文体意識，使其具有了“意在表現自己”的体制特征和審美价值。毫無疑問，朱自清“意在表現自己”散文美學原則的提出，是對傳統文化觀念的反抗，是對現代散文美學的積极貢獻。從此在現代散文史上建立了以作者個性為本位的現代散文觀念，使一种抒情性的散文脫离了廣義散文的母体新孕而生，揭示了現代散文表現作者人格色彩和精神世界的審美价值，确立了作家主体性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對今天整個文學創作工程重建主体觀念，呼喚“人”的意識，具有啟示未來的作用。而朱自清之所以能率先提出“意在表現自己”的命題，是因為他從寫作第一篇散文《歌聲》到《背影》集的出版，就已經有了比別人更深的体驗，我們考察一下他早期和中期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散文，就不難發現他那“意在表現自己”的軌跡，便能夠信實地理解他的美學理想是他審美經驗的升華和總結。在他的散文中，生動地抒寫了他的稟性、气質、靈感、情思、嗜好、習慣、修養、人生經歷和人生哲學，生動地表現了他的全部思想，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人格，活脫地再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個性生命。朱自清散文包涵著与眾不同的趣味和顯示出歷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其主要原因也是在這里。 首先，朱自清的全部思想感情、人格，表現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自尊意識。“五四”退潮以后，朱自清動搖了他最初建造“光明”的信念，產生了孤獨和彷徨，出現了他的第一次心理危机，也就隨之產生了他的“剎那主義”的哲學。為了擺脫自身的孤獨和彷徨，不至于使自己沉淪頹廢下去，他努力以積极態度看待人生，使自己生活中的每時每刻，“都有獨立之意義和价值”。他說：“因悵惆而感到空虛，在還有殘存的生活時所不能堪的！我不堪這空虛，便覺得飄飄然終是不成，只有轉向才可能較安心——比較能使感情平靜。于是我的生活里便起了一個轉机……便決定了我的剎那主義。”（《我們的七月》）十分清楚，朱自清的“剎那主義”實際上是為平复個人的心理危机，求得個人生命意義的充實和實現自我的价值，其實這正是他痛苦的自尊意識。他的理想幻滅之后，自尊、自重、自強、自愛是這時期他個人的強烈的精神需求。他用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气節觀來約束、規范自己的思想、行為，求得自我人格的自洁和自尊。因此，強烈的自尊意義也就充溢流貫于他的一些散文之中。 与俞平伯同泛秦淮河所作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是他偷得片刻宁靜時剖示內心的“現代的懊悔”。秦淮歌妓來与他倆糾纏不休，對此，俞平伯依照“因為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女人”的邏輯，持同情、超脫態度，所以事后還“怡然自若”；朱自清卻十分認真、拘謹和自尊，既同情她們淪落風塵的不幸，又受到內心“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的誘惑和賣唱，陷入了理智和情感的“爭斗”之中，一時竟然難以排解這襲上心頭的苦惱，“那不安的心在靜里愈顯活躍了”。自尊意識流貫全文，并构成了這篇游記中矜持篤誠的人格色彩。 朱自清的自尊，常常表現為在自我解剖中描畫“思想感情中的爭斗”，所以真實、誠懇，毫無矯作与偽飾。他敢于肯定思想中積极的東西，敢于否定思想中消极的東西，在肯定和否定中，和盤托出自己一顆多棱的靈魂。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的喧嘩和騷動，使朱自清的靈魂為之震顫和瑟索。在《那里走》一文中，朱自清坦白地剖示他生命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及其靈魂的膽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間，他作出了躲進亭子間，研究國學的這第三條道路的抉擇。面對反革命叛變后的一片黑暗世界和血腥蕭條氛圍，与他的絕望對應，燃燒起他的自尊意識，具体地說就是轉向自身內心世界的解剖和審察。更多地考慮“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論气節》），即气節和情操，以洁身自好作為一种人格理想加以追求。所以，朱自清這一時期的一些散文是意在表現人格理想的“自己”，即使在《荷塘月色》這樣的寫景散文中，也婉轉地表達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的自洁其身的意緒。朱自清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荷自怜自況，以它作人格思想的意象，賦予它自己的感情和靈性，因此他筆下的荷的形象純洁、神圣、庄重、典雅。成為一种至真至善的境界，這便是朱自清的大革命失敗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所創造和追求的具有自尊意識的人格美和理想。 其次，朱自清在強化自尊意識的同時，也強化著他的博愛意識。自尊是愛自己，博愛是愛他人。從“五四”退潮到大革命失敗，他的心一直受磨受難，感到在大時代里，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是“尋常人所難堪”的“苦在話外”。唯其一直處于心理失衡的狀態，所以就需要用愛的瓊漿玉液來滋潤一顆寂寞、枯竭的心，用愛和淚廣施于人，以排解自己的內心痛苦，以求得心理平衡。因此，他在他的散文天地里筑起了一個“愛”的天國。一方面，從人性、倫理、道德上，抒寫自己博愛意識。這一組散文多寫于大革命失敗的前前后后，如《背影》、《儿女》、《給亡婦》、《冬天》、《哀韋杰三君》、《我所見到的葉圣陶》、《怀魏握青君》等多表現父子、夫妻、師生、朋友間的感情。朱自清從作為儿子、丈夫、父親、老師、朋友所應有的倫理、道德及仁愛之心出發，檢點自己在人倫關系中的生活細節，對自己的粗疏、隨便、懈怠，表示深深的自責和無盡的悔恨。愈是自責自悔，愈是表示修善補過，便愈是宛然托出一顆誠摯、廣博的愛心。《背影》是朱自清收到父親那封“……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投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的信后萌動創作契机，文章通過當年父親為自己買桔子的背影的憶念，傾吐了今天儿子對父親的感恩圖報之情。作者不是正面地、直接地評說這种感情，而是自審那時自己對父親送行過程中不敬的思緒，——總覺得父親与搬行李的腳夫講价時“說話不漂亮”；他又是叮嚀又是囑咐茶房，“心里暗笑他的迂”等等，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真太聰明了”，自責自悔是出于作者為人的人性、倫理、道德，更是出于自己對父親的一片摯愛深情。靈魂的自尊更加反襯出對父親的情之切切，愛之深深，反襯出遠在他鄉的儿子對父親健康狀況的憂愁，以及自己不能守在老人身邊盡孝的痛苦。另一方面，用悲劇心理觀照和描寫人生，伴隨著他“愛”的飲泣，使散文散發著人道主義的溫馨气息。如《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哀傷淪落風塵的歌妓；《執政府大屠殺記》哀痛被無辜殺害的愛國學生和民眾；《生命的价格——七毛錢》憂思五歲小女孩將一生失去“生命的自由”；《阿河》哀惜一位被社會遺棄而被賣來賣去的青年女子…… 自尊和博愛，是朱自清早期散文的兩种主要形態，也是他思想、感情、人格的具体表現。他怀著悲劇性的心理為現代散文美學彈奏著美麗的心曲，淋漓盡致地披露了他的主觀深層世界，裸露地再現他全部的生命空間，從而為現代散文提供了嶄新的審美內容。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朱自清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在散文美學范疇提出了“意在表現自己”的命題，這是他對現代散文的突出貢獻。 楊振聲在《朱自清先生与現代散文》中又說“自新文學運動以來，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對于文學所用的語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很可觀”。朱先生的“可觀”的成就，突出地体現在“談話風”的藝術語言的建樹方面，這是朱自清散文創作的一种自覺的審美追求，也是朱自清對現代散文美學的又一大貢獻。 “五四”文學革命的初期，白話文雖然短短几個月內取代了文言文，獲得了獨立的地位，但是新文學語言作為一個全新的藝術建构工程，其任務卻非短期內就能完成的，甚至“五四”以后很長一段時期，盡管作家們都采用白話來寫作新文學作品了，但很少有人用“真正的口語”來創作。當時的作家所使用的白話：一是半文半白的白話，即指含有大量文言成分的白話；一是所謂歐化的白話，那是在外來文化影響下發生的，加之有些人積极提倡的所謂“歐化的白話文”、“歐化國語文學”（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因此正如楊振聲說的，盡管“大家改用語体文了”，但卻“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不西”，“馬馬虎虎把語言這一關混過去了”。“混是混過去了，應用也勉強可以，可是缺乏了一件東西，那便是語言的靈魂。怎么說，它也不夠生動，沒有個性，又不貼近日常生活。這也就說明了新文學為什么打不進民間去。”楊振聲是一語道出了這种語体的致命弱點：那就是“打不進民間去”。而這個致命的弱點也就勢必導致新文學与人民大眾的隔膜，使新文學的讀者群和影響的范圍都相對地縮小了。 与一般作家不同，朱自清是一個對漢語頗有研究的作家，對口語体語言的研究，是他語言研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在記述口語体語言形成与發展的歷史時，他曾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點，說：“用口語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群眾。”“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效果，更能獲得廣大的群眾。”基于對口語体語言的研究，基于對“求真化俗”審美目標的追求，朱自清創作伊始，便注重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話做底子，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成分，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文學語言的口語化邁進，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堪稱典范的獨具個性的白話文學語言——“談話風”的藝術語言。這种語言“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里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葉圣陶《朱佩弦先生》），雖說仍系知識分子化的口語，卻親切自然，鮮活上口，幽默風趣，雅俗共賞，這就使得他的散文比起當時一般作家的作品來，擁有更多的讀者，縮小了新文學与人民大眾之間的距离，而這正是朱自清高出于一般作家的地方，也是他為現代文學，尤其是為現代散文語言的建設所作的開拓性貢獻。 應浙江文藝出版社之約，我們接受了編輯《朱自清散文全編》的任務。在編輯之前，我們反复討論醞釀，取得的共識是：朱自清一生所寫的散文數量很多，在一書中做到“全編”實屬不易。但如不包括書評、序跋、雜文等，單就人們所稱的“美文”這狹義散文而言，做到“全編”則是可行的。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就狹義散文而言編出一本真正《朱自清散文全編》。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一是做到無一遺漏，這是指不僅收集全了任何集子中朱自清的散文，而且，我們還盡最大努力發掘、查找一些散佚不見的散文，如本書中的《南行通信》和《南行雜記》兩篇，是原來刊登在一九三○年七、九月間的《駱駝草》雜志上的，由于一直沒有被收入朱自清散文的集子，因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已有被湮沒的危險，這次我們從浩如煙海的舊雜志中把它們發掘了出來。二是對朱自清的一些廣義的散文，如雜文、序跋、書評等，原則上不收，但也并非一概不收，而是作比較嚴格的取舍，酌情收入一些能反映朱自清重要思想、觀點和生活的代表文章，讓讀者能通過這些文章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朱自清。三是全書仍按朱自清生前編定的散文集編排，以時間先后為序，一些散見于集外的散文另編于后，這樣，更有利于了解到朱自清散文的原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書編輯過程中，得到了朱喬森先生的大力支持，他為本書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江蘇省社科院文學所姜建先生也為本書的編輯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應該說，這部書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尚感不安的是，不知我們的編輯思想是否合理？一些文章的取舍是否公允？所有這些，我們真誠地期待著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１９９５年７月于南京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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