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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准，現代還用著這個標准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种傳統的標准，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种脫節的現象是這种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准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与市風》那本雜文集里。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后者往往因為脫离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种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体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气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气”的話，是說戰斗的。后來所謂“士气”就是這個气，也就是“斗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這個气的轉變与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后來所謂“義气”，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聯系著的。至于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气”，更顯然跟“浩然之气”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极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圣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准或做人的標准；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极性了。 向來論气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党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党錮”或“鉤党”，“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种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种党人，大家尊為气節之士。气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体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謂“義气”只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后來宋朝几千太學生請愿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党的攻擊宦官，都是集体運動，也都是气節的表現。 但是這种表現里似乎積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節”。 在專制時代的种种社會條件之下，集体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准。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种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种節，忠節与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极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气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后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閒”。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据。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种運動。這已是气重于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种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划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筑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識階級”。殘余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只是些殘余罷了。這种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气節的標准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气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气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气。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面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只腳”。他們于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气節”，特別是那种消极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气”和“節”，“行動”還是“气”。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准，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１９４７年４月１３、１４日作。 （原載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知識与生活》第二期）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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