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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揚州人


  有些國語教科書里選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說我是浙江紹興人,或說我是江蘇江都人——就是揚州人。有人疑心江蘇江都人是錯了,特地老遠的寫信托人來問我。我說兩個籍貫都不算錯,但是若打官話,我得算浙江紹興人。浙江紹興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從進小學就填的這個籍貫;直到現在,在學校里服務快三十年了,還是報的這個籍貫。不過紹興我只去過兩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沒一個人會說紹興話。
  我家是從先祖才到江蘇東海做小官。東海就是海州,現在是隴海路的終點。我就生在海州。四歲的時候先父又到邵伯鎮做小官,將我們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記得了,只對海州話還有親熱感,因為父親的揚州話里夾著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兩年,是住在万壽宮里。万壽宮的院子很大,很靜;門口就是運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個鐵牛灣,那儿有一條鐵牛鎮壓著。父親的當差常抱我去看它,騎它,撫摩它。鎮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記了。只記住在鎮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讀過書,在那里認識了一個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園里一根橫倒的枯樹干上說著話,依依不舍,不想回家。這是我第一個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記得他瘦得很,也許是肺病罷?
  六歲那一年父親將全家搬到揚州。后來又迎養先祖父和先祖母。父親曾到江西做過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過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揚州住著。我在揚州讀初等小學,沒畢業;讀高等小學,畢了業;讀中學,也畢了業。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學里一位黃先生,他已經過世了。還有陳春台先生,他現在是北平著名的數學教師。這兩位先生講解英文真清楚,啟發了我學習的興趣;只恨我始終沒有將英文學好,愧對這兩位老師。還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過世了,我的國文是跟他老人家學著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時候。中學畢業,我是十八歲,那年就考進了北京大學預科,從此就不常在揚州了。
  就在十八歲那年冬天,父親母親給我在揚州完了婚。內人武鐘謙女士是杭州籍,其實也是在揚州長成的。她從不曾去過杭州;后來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來因為肺病死在揚州,我曾為她寫過一篇《給亡婦》。我和她結婚的時候,祖父已死了好几年了。結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們兩老都葬在揚州,我家于是有祖塋在揚州了。后來亡婦也葬在這祖塋里。母親在抗戰前,兩年過去,父親在胜利前四個月過去,遺憾的是我都不在揚州;他們也葬在那祖塋里。這中間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個女儿!她性情好,愛讀書,做事負責任,待朋友最好。已經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塋里。我有九個孩子。除第二個女儿外,還有一個男孩不到一歲就死在揚州;其余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曾在揚州老家住過多少年。這個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還留著一位老年的庶母在那里。
  我家跟揚州的關系,大概夠得上古人說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現在亡妻生的四個孩子都已自稱為揚州人了;我比起他們更算是在揚州長成的,天然更該算是揚州人了。但是從前一直馬馬虎虎的騎在牆上,并且自稱浙江人的時候還多些,又為了什么呢?這一半因為報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還有些別的道理。這些道理第一樁就是籍貫是無所謂的。那時要做一個世界人,連國籍都覺得狹小,不用說省籍和縣籍了。那時在大學里覺得同鄉會最沒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來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揚州人,自己卻因為浙江籍,不去參加江蘇或揚州同鄉會。可是雖然是浙江紹興籍,卻又沒跟一個道地浙江人來往,因此也就沒人拉我去開浙江同鄉會,更不用說紹興同鄉會了。這也許是兩栖或騎牆的好處罷?然而出了學校以后到底常常會到道地紹興人了。我既然不會說紹興話,并且除了花雕和蘭亭外几乎不知道紹興的別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認是假紹興人。那雖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點儿窘的。
  還有一樁道理就是我有些討厭揚州人;我討厭揚州人的小气和虛气。小是眼光如豆,虛是虛張聲勢,小气無須舉例。虛气例如已故的揚州某中央委員,坐包車在街上走,除拉車的外,又跟上四個人在車子邊推著跑著。我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指出揚州人這些毛病。后來要將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務印書館不肯,怕再鬧出“閒話揚州”的案子。這當然也因為他們總以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罵揚州人是會得罪揚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揚州的好處,曾經寫過一篇《揚州的夏日》,還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揚州福緣庵的桃花。再說現在年紀大些了,覺得小气和虛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絕不止是揚州人如此。從前自己常答應人說自己是紹興人,一半又因為紹興人有些戇气,而揚州人似乎太聰明。其實揚州人也未嘗沒戇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辦了這么多年漢民中學,不管人家理會不理會,難道還不夠“戇”的!紹興人固然有戇气,但是也許還有別的气我討厭的,不過我不深知罷了。這也許是阿Q的想法罷?然而我對于揚州的确漸漸親熱起來了。
  揚州真像有些人說的,不折不扣是個有名的地方。不用遠說,李斗《揚州畫舫錄》里的揚州就夠羡慕的。可是現在衰落了,經濟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沒精打采的鹽商家就知道。揚州人在上海被稱為江北老,這名字總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欺負的,他們于是學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話來冒充上海人。到了這地步他們可竟會忘其所以的欺負起那些新來的江北老了。這就養成了揚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戰以來許多揚州人來到西南,大半都自稱為上海人,就靠著那一點不三不四的上海話;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也還自稱為上海人。其實揚州人在本地也有他們的驕傲的。他們稱徐州以北的人為侉子,那些人說的是侉話。他們笑鎮江人說話土气,南京人說話大舌頭,盡管這兩個地方都在江南。英語他們稱為蠻話,說這种話的當然是蠻子了。然而這些話只好關著門在家里說,到上海一看,立刻就會矮上半截,縮起舌頭不敢嘖一聲了。揚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個江北老,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卻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況且上海對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紹興對我也差不多;因為我知道上海雖然也許比知道紹興多些,但是紹興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無干的。然而年紀大起來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個故鄉。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詩,說“把故鄉掉了”。其實他掉了故鄉又找到了一個故鄉;他詩文里提到蘇州那一股親熱,是可羡慕的,蘇州就算是他的故鄉了。他在蘇州度過他的童年,所以提起來一點一滴都親親熱熱的,童年的記憶最單純最真切,影響最深最久;种种悲歡离合,回想起來最有意思。“青燈有味是儿時”,其實不止青燈,儿時的一切都是有味的。這樣看,在那儿度過童年,就算那儿是故鄉,大概差不多罷?這樣看,就只有揚州可以算是我的故鄉了。何況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揚州好也罷,歹也罷,我總該算是揚州人的。
  1946年9月25日作
  (原載1946年10月1日《人物》第1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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