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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里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里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里靜听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里來了。他舒适地在一張藤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复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听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后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么病,我壓根儿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儿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么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几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离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听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气,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晒得黝黑的腿和兩只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后是留著男孩發式的頭,兩只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來這么個人?這算什么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后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么鑽到這儿來了,朵拉?”
  一個晒得黝黑、体態丰滿的金發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听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种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后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后,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里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体,胯骨周圍系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扎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挂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后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种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后,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台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台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后面發出一片噓聲,气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出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里,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里,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忽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于是,台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刮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机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布,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里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党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惊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儿去了呢?”保爾更加惊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党以后,他就离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听說他恢复了党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儿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厂副厂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几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党員嗎?他在哪儿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几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党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里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几乎全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气。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宁格勒代表一個勁儿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淨在一邊看熱鬧,心里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斗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党內异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決不會听命于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么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爾什維克党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里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爾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么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于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咽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种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党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干的就是一件事——制造混亂,破坏党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党。我們在跟這些反党分子的斗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听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赶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后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后,城里的共青團積极分子就听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党委會的汽車到离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里,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几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后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种醫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舖著白台布的床頭柜,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家具。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里,几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准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后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几分鐘以后,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干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气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气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么關系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机車庫工作,帶著全家离開了舍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并不坏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干,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斗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干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么時候是個頭。
  我离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种种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几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
  我准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云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后,我剛能走動,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里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并不那么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干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并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里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儿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里。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听了之后,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么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气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儿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里,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里說起,說些什么;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体內的致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机。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里,确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里,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么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听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會怎么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了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將會怎樣。臨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聲叮嚀他:“柯察金同志,別忘記我對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她從窗口看著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著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里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晒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党(布)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在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從房里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那個德國人滿頭金發,長著兩只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譯者〕。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并向保爾伸出一只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几分鐘以后,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种“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用這种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种無師自通的世界語里的一切方法幫忙。保爾了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回他舊傷复發,又倒在床上。盡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几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著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余三個人,一個是克里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体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著兩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鬢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杰尼奧夫。這里的确有五個民族: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個病室而成了朋友。瑪爾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為語言相通而親近起來,使列杰尼奧夫和保爾結交的則是國際象棋。
  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杰尼奧夫到來之前,保爾是療養院里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一場頑強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手里奪過這個稱號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平時從來不動感情,這次敗在保爾手里,心情卻很不平靜,一直對他耿耿于怀。不久,療養院來了一位高個子老頭,他雖然五十歲了,看上去卻非常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對方是強手,不慌不忙地開了一個后翼棄卒局。列杰尼奧夫不吃棄卒,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作為“冠軍”,有義務同每個新來的棋手都下一盤。下棋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著觀看。走到第九步上,保爾就發現,列杰尼奧夫那些沉著挺進的小卒在向他步步進逼。保爾這才明白他遇到了勁敵,悔不該對這場比賽掉以輕心。
  經過三小時鏖戰,盡管保爾聚精會神,使盡一切招數,還是不得不認輸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敗無疑。保爾看了他的對手一眼。列杰尼奧夫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要失敗了。愛沙尼亞人瓦伊曼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巴不得保爾一敗涂地,但是卻什么也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卒。”保爾說。這句話只有列杰尼奧夫听得懂,他點了點頭,表示贊許。
  五天里保爾同列杰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胜一和。
  瓦伊曼興高采烈地說:“好极了,謝謝您,列杰尼奧夫同志!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該!他把我們這幫老棋手全給打敗了,可他自己還是在一個老頭手里栽了跟頭。哈哈哈!……”
  接著,他嘲弄這個曾經戰胜過他的敗將說:“怎么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然失去了棋壇榮譽,卻結識了列杰尼奧夫,后來列杰尼奧夫成了他非常敬愛和親近的人。保爾這次棋賽敗北并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輸給精通棋藝的大師。
  保爾和列杰尼奧夫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期:保爾出生和列杰尼奧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丰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斗爭,蹲過沙皇監獄,后來一直擔任國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雖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爭經歷,但是這八年卻抵得上好几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和被摧毀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里傳出來的。晚上,十一號房間里很熱鬧。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點黃色笑話,對這類東西他總是津津樂道。
  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于用机巧辛辣的嘲諷堵他的嘴;如果不見效,保爾就出面干預。比如有一回,瑪爾塔說:“瓦伊曼,你最好問問大伙,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保爾接著用不平靜的語气說:“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人怎么會……”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兩只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臉上掃了一下,說:“看來得在政治教育委員會設一個道德督察處,并且推舉柯察金當督察長。對瑪爾塔我還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當然的反對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像個共青團小寶寶似的……再說,我根本就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雞。”
  在這場關于共產主義倫理的激烈爭論之后,說黃色笑話被當做一個原則問題提出來討論。瑪爾塔把各种不同觀點翻譯給埃勃涅听。
  “黃色笑話不很好,我和保夫魯沙看法一樣。”埃勃涅表態說。
  瓦伊曼只好退卻了。他竭力用開玩笑來打掩護,但是,從此以后再也不講這類笑話了。
  保爾一直以為瑪爾塔是個共青團員。他估計她大約只有十九歲。但是有一次他同瑪爾塔談天,吃了一惊,原來她已經三十一歲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脫維亞共產党的一名積极的工作人員。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將她判處槍決,后來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蘇維埃政府贖換回來。現在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在大學進修,不久就可以畢業。保爾沒有留意他們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但是這個常來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脫維亞人已經成了他們“五人小組”的不可缺少的成員。
  一個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脫維亞人,調皮地逗她說:“瑪爾塔,你那可怜的奧佐爾在莫斯科怎么過呀?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響起床鈴之前一分鐘,療養院里總有一只公雞大聲啼叫。埃勃涅學雞叫真是學到家了。院里的工作人員到處尋找這只不知從哪里鑽進來的公雞,但是毫無結果。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不許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難過。他喜歡這個樂觀、開朗、從來不灰心喪气的青年布爾什維克,這個年輕人是這樣朝气蓬勃,卻又這樣早地失去了健康。瑪爾塔告訴他,醫生們都說保爾的未來是不幸的,埃勃涅听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爾离開療養院,醫生始終沒有允許他下地走動。
  保爾向周圍的人隱瞞著自己的痛苦,只有瑪爾塔根据他那异常蒼白的臉色,才猜出了几分。出院前一個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并且說,根据療養院的意見,按他目前的健康狀況,不能給他恢复工作。隨信還匯來了一筆錢。
  保爾經受住了這第一次打擊,就像當年向朱赫來學習拳術時,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打擊一樣;那時他也常常被打倒,但總是立刻就站了起來。
  他意外地收到母親的一封來信。老人家在信里說,她有個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离葉夫帕托里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她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面了,母親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后,療養院的人全都到碼頭熱情歡送保爾。分別的時候,埃勃涅熱烈地擁抱和親吻保爾,就像送別自己的弟弟一樣。瑪爾塔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保爾沒能向她告別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敞篷馬車把保爾從碼頭拉到一座帶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來。保爾叫陪送他的人去打听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這里。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婦人,兩只黑眼睛抑郁寡歡,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往日的秀麗;她的兩個女儿廖莉婭和達雅,廖莉婭的小男孩,還有那個胖得像豬似的令人厭惡的老頭子丘察姆。
  老頭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達雅在外面干些粗活,大女儿廖莉婭原先是個打字員,不久前同丈夫——一個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現在失業閒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幫助母親管管家務。
  除了兩個女儿以外,阿莉比娜還有一個儿子,叫喬治,他現在在列宁格勒。
  丘察姆一家殷勤地接待了保爾,只有老頭子用不友好的戒備目光仔細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爾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講給阿莉比娜听,順便也問問她們的生活情況。
  廖莉婭二十二歲。她是個心地淳朴的女子,栗色的頭發剪得短短的,臉龐寬闊,顯得開朗大方。她和保爾一見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動告訴了他。保爾從她嘴里了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扼殺一切主動精神,不給人絲毫自由,把全家壓得气都透不過來。他心胸狹隘,目光又短淺,還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膽,因此,儿女們都极端厭惡他,妻子對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來一直反對他的暴虐行為。兩個女儿總是站在母親方面。家里不斷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愉快。成天都為大大小小的事情慪气,沒完沒了,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的。
  家里的第二個禍害是喬治。從廖莉婭的話里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負,好吹牛,講究吃穿,喜歡喝酒,是個地地道道的浪蕩公子。中學一畢業,喬治這個母親的心肝寶貝,就伸手向母親要錢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學。叫廖莉婭把戒指賣了,你的東西也賣賣。
  反正我得有錢花,你們怎么弄到錢,那我不管。”
  喬治摸透了母親的脾气,知道她對他有求必應,因此恬不知恥地利用她的這個弱點。他對兩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們,認為她們比他低一等。母親把從老頭子那里摳來的錢和達雅的工錢全給儿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學考得一塌糊涂,名落孫山,卻逍遙自在地住在叔叔家里,接二連三地打電報嚇唬母親,逼她寄錢。
  小女儿達雅,保爾這天很晚才見到。母親在過道里低聲告訴她來了客人。她靦腆地伸出手,同保爾握手問好。在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面前,她羞得臉一直紅到耳根。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長茧的有力的手。
  達雅滿十八歲了。她長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對深棕色的大眼睛、兩道蒙古型的細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執的紅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歡。帶條紋的工裝上衣,緊緊箍著她那富有彈性的年輕的胸脯。
  姐妹倆各住一間狹小的房間。達雅房間里有一張小鐵床,一只柜櫥,柜櫥上放著各种小擺設和一面小鏡子,牆上挂著三十來張照片和畫片。窗台上擺著兩盆花——一盆深紅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紗窗帘用一條天藍色的絛帶攏在一邊。
  “達雅從來不歡迎男人進她的房間,可是您看,為您竟破了例。”廖莉婭開妹妹的玩笑說。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兩個老人房間里喝茶。只有達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談話。丘察姆專心致志地攪著茶杯里的糖。從眼鏡上邊惡狠狠地打量著坐在他對面的客人。
  “還是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腦袋就打開了花,很明顯,是個標准的公子哥儿。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該著他的似的。在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讓他早點滾蛋。這幫党員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惡心,什么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們。這下好,家里又來了一個,鬼知道打哪儿冒出來的。”
  他气惱地尋思著。為了給客人找點不痛快,他幸災樂禍地問:“今天的報紙讀了吧?你們的領導在火并呢。就是說,別看他們是高層的政治家,跟我們平頭百姓不一樣,暗地里卻都在拆對方的台。真熱鬧。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后來這兩個人降了職,他們几個又聯起手來對付那個格魯吉亞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還是有句老話說得好:老爺們打架,小人們遭殃。”
  保爾推開沒有喝完的茶杯,兩只眼睛冒火似的,盯著老頭子。
  “你說的老爺們指誰?”他一字一句地問。
  “隨便說說罷了。我是個非党人士,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輕時候當過一陣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閒談,蹲了三個月班房。后來看清了——得多替自己著想,別人的事管不了那么多。誰也不會白給你吃閒飯。眼下我是這么個看法:我給你干活——你給錢,誰給的好處多,我就擁護誰。什么社會主義啊,對不起,這些廢話全是說給傻瓜听的。還有什么自由啊,你給白痴自由,他還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呢。我對現今的政府不滿意,那是因為我看不慣時興的那套家庭規矩,還有別的一些說道。倫理道德、社會風尚全扔到了腦后。說結婚就結,說离婚就离。一百個自由。”
  老頭子嗆了一下,咳嗽起來。喘過气來以后,他指著廖莉婭,說:“這不是,誰也沒問,就跟那個野漢子同居了;跟誰也沒商量,又散了伙。現在倒好,還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太不像話了!”
  廖莉婭痛苦地漲紅了臉,藏起滿眼的淚水,不讓保爾看見。
  “照您這么說,她倒應該跟那個寄生虫過下去?”保爾問,兩只眼睛燃燒著怒火,直瞪著老頭子。
  “本該先看好了,要嫁的是個什么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談話,她強忍住滿腔惱怒,斷斷續續地說:“我說,老頭子,你干嗎當著外人的面談這個呢?談點別的不行嗎?”
  老頭子猛地湊到她跟前:“該說什么,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訓起我來了?眼下這世道,甭管你說什么,都叫人生气。
  “比方昨天吧,我听帕韋爾·安德列耶維奇開導他那几個女儿,對,好像是他,沒錯。練嘴皮子你是把好手,這我沒說的,可除了嘴皮子,總還得喂飽肚子吧。你就這么叫她們去過新生活?這几個傻瓜腦袋什么都能灌得進去。再說廖莉婭這新生活吧,連飯碗都砸了。失業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們喂飽,然后再叫他們洗腦筋,年輕人。你告訴她們再這樣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們領去,養著去。眼下她們在我這儿,就得听我的。”
  阿莉比娜預感到風暴即將降臨,她赶快盡量緩和气氛,說:“廖莉婭夠苦的啦,老頭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往后她總會找到工作的,她……”
  老頭子胖乎乎的脖頸上暴起了青筋。他壓根儿沒想壓壓自己的火气。
  “往后,往后,誰要你的空頭支票?到處都是往后,往后。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個勁儿許愿,說往后死了上天堂,如今又來了另一幫神甫。你那個往后頂個屁。到那時候,世界上我這個人都沒了,往后還管什么用?叫我受苦受難,讓別人過好日子,干嗎我?還是讓每個人多為自己操點心吧。我看就沒有一個人替我使過勁儿,讓我過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別人創造什么幸福生活。帶著你們的空頭支票見鬼去吧!早先每個人都替自己干,攢下錢,要什么有什么。如今這幫人開始建設共產主義,什么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嚕一聲,惡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爾坐在丘察姆近旁,對這個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塊產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厭惡。這老頭是舊時代苦役犯世界的縮影,在那個世界里,人和人都是死敵。獸性的利己主義經常暴露出來,不足為怪。保爾把已經到了嘴邊的激烈言辭又咽了回去。剩下的愿望只有一個——還是要給這個可惡的生物來個當頭棒喝,把他頂回去,頂到他剛才冒出頭來的那個老窩的底里去。他松開咬緊的牙關,胸口頂住桌子邊沿,說:“波爾菲里·科爾涅耶維奇,你很干脆,請允許我也直言相告。像您這樣的人,我們國家是不必征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是不是愿意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有一支偉大的、強有力的建設大軍。要阻擋他們史無前例的進軍,連國際帝國主義也辦不到,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你們要大一些。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這場變革。至于你們這樣的人,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都將被強制去為建設新社會而工作。”
  丘察姆怀著掩飾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爾。
  “他們要是不服從呢?你知道,暴力會引起反抗。”
  保爾把一只手緊緊壓在杯子上。
  “那我們就……”保爾抓住杯子,猛一使勁,只听卡嚓一聲,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進了盤子里。
  “你手輕點,年輕人。一只杯子八十六個戈比呢。”丘察姆來火了。
  保爾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對廖莉婭說:“請你明天幫我買十只杯子,厚點,帶棱的。”
  夜里,保爾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個偶然的机緣使他來到這里,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他們的家庭悲劇。他在考慮,怎樣才能幫助她們母女沖出牢籠。保爾自己的生活正在剎車,他本人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眼前要采取果斷的行動,比任何時候都困難。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母女三人永遠离開老頭子。但是。這件事并不那么簡單。發動這場家庭革命,他現在力不從心,再過几天他就要离開這里,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在這低矮窄小的屋子里揚起積塵?但是,老頭子那副可憎的模樣實在使他不能平靜。保爾擬了好几個方案,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床搭在廚房里,隔壁是達雅的臥室,她想東想西,心神不宁,也沒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婭和保爾在她的小房間里,一直談到深夜。過去慶祝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遠遠地看到過,如今其中的一個就近在眼前,這在她這輩子中還是頭一回。這個人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父親立下的規矩,使他們一家人离群索居,縮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里,完全脫离了社會生活。
  她在碼頭上縫糧食口袋,下了班必須馬上跑回家,一小時以后,又要赶到父親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掃房間,擦地板,一直干到半夜。只有禮拜天才有几個鐘頭空閒時間,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間里,有時同小姐妹們去看場電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條暗淡的灰色帶子。母親只疼愛一個儿子。他長得像母親。這是一种盲目的、偏心眼的愛。喬治長成了個懶虫。吃的,穿的,最好的都盡他挑。兩個女儿母親一點不放在心上。達雅和廖莉婭怎么也弄不明白母親對孩子這樣偏愛到底是什么原因,不過姐妹倆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達雅,喬治認為她生來只配做吃力不討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單是喬治一個人這樣認為。這樣一來,干牛馬活的特權慢慢就歸她專有了。凡是別人不肯干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滿情緒流露,喬治馬上厚顏無恥地眯起一只右眼——這個表示輕蔑的表情他是從加里·皮爾那里學來的——咂著嘴挖苦她說:“呵,這腦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沒想到。”
  眼下突然來了這么一個小伙子,帶來一股清新而又強勁的風。她告訴他,兩年來她几乎沒有讀過一种報,對共青團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而且多半是听父親說的,而父親是從來不放過机會臭罵那些他稱之為“放蕩姑娘”的女共青團員的。達雅向保爾介紹自己的這些情況時,她是多么難以啟齒啊。
  達雅知道,父親對保爾的到來极為不滿,而母親因為父親無理取鬧,已經發作了一次心髒病。
  “他也許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親談過這場話,他不會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樣。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個人偶然來了,又走了,再過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達雅怀著一种莫名的憂傷,想到這里,不知道為什么心里特別難過,一頭扎進枕頭,痛哭了起來。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爾上街回來,只有達雅一個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親戚家串門去了。
  保爾走進她的房間。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問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輕聲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慮過的几個方案,決定試探一下,看看她的反應。
  為了赶在家里人回來之前結束這場談話,他開門見山,說:“達雅,你听我說,咱們互相稱呼‘你’吧,要那些沒用的客套干什么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湊巧,這次到你們家來,正赶上我的處境也十分狼狽,不然的話,情況就一定會兩樣。要是在一年前,咱們可以一起离開這儿。像你和廖莉婭,都有兩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們應該跟老頭子一刀兩斷,這號人是不听勸的。但是現在還不能這么干。我連自己將來會怎么樣都還不知道。所以說,我是被解除了武裝的。那么,現在怎么辦呢?我要去力爭恢复工作。關于我的身体情況,誰知道大夫都寫了些什么,同志們竟要我無限期地治療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樣,這种情況一定能扭轉過來……我給我母親去信聯系一下,到時候咱們就用快刀斬斷這團亂麻。我反正不能就這樣扔下你們不管。只是有一點我要說,達尤莎,你們的生活,特別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個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這樣做嗎?”
  達雅抬起垂著的頭,小聲回答說:“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沒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這樣猶豫,保爾是理解的。他說:“沒關系,達尤莎!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辦。告訴我,你對這個家庭很留戀嗎?”
  問題提得太突然,她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儿才說:“我很可怜我母親。父親欺侮了她一輩子,現在喬治又來折磨她,我很可怜她……雖然她對喬治比對我好……”
  這天他們談了很多。家里人快要回來了,保爾開玩笑地說:“真奇怪,老頭子怎么還沒給你找個婆家,把你打發出去呢?”
  達雅惊慌地擺了擺手,說:“我才不結婚呢。廖莉婭受的罪我看夠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一下,說:“這么說,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了?要是突然有個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話,是個挺不錯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么辦呢?”
  “那也不干!他們在你窗前轉來轉去,追求你的時候,全是挺不錯的。”
  保爾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气說:“好了。不結婚也可以過得不錯。不過你這樣對待年輕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點儿。好在你還沒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話,我可就真下不來台了。”說著,他用冰涼的手親切地撫摩了一下這位感到難為情的姑娘的手。
  “你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不會找我們的。我們對你們有什么用呢?”她小聲說。
  几天之后,保爾乘火車到哈爾科夫去。達雅、廖莉婭、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蘿扎都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證:不忘記那姐妹倆,幫助她們沖出牢籠。她們像是在送別親人,達雅兩眼噙著淚水,車開出好遠了,保爾還從窗口看到廖莉婭手中揮動的白手帕和達雅的條紋上衣。
  到了哈爾科夫,保爾不愿麻煩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里。稍事休息之后,他乘車來到中央委員會,等了一會儿,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保爾要求馬上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頭拒絕說:“這可辦不到,保爾。我們這儿有醫務委員會和党中央的決定,上面寫著:‘鑒于病情嚴重,應送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复工作。’”
  “他們什么不能寫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讓我工作吧!老是跑醫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還是不同意。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你要明白,保夫魯沙,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決要求,阿基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
  第二天,保爾就到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机要科上班了。他本來以為,只要一開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發覺自己想錯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飯也吃不上,因為他沒有力气從三樓下來,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飯。不是這只手,就是那只腳,經常麻木。有的時候,他全身都不能動彈,而且發燒。到了上班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起不來床。等這陣發作過去,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他終于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警告,這時他才意識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開始了——他要被迫离隊了。
  阿基姆又幫了他兩次忙,調動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過了一個多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的叮嚀,于是給她寫了一封信。她當天就來了,他從她那里了解到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這么說,我已經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來想開個玩笑,但是這個玩笑并不顯得輕松。
  体力剛剛有些恢复,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斬釘截鐵地要求保爾去住院,保爾悶聲悶气地回答說:“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恤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离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關里……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离群。”
  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了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党的人來說,脫离斗爭,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別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
  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里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髒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离開党。能使我离開戰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机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党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几個問題:“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上過党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
  “啊,那沒什么,沒上過這些學校也可以鍛煉成优秀的新聞工作者,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紹過您的情況。
  我們可以給您一個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這儿來上班,總之,可以給您創造各种方便條件。但是,干這一行需要有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這些話對保爾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經過半個小時的談話,證明他的知識不足,在他寫的一篇文章里,這位女同志用紅鉛筆划出了三十多處修辭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您現在寫的東西還不夠通順。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俄語。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您一直沒有時間學習。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任用您。我再說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寫的這篇東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動內容,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修改別人文章的人。”
  保爾拄著手杖站了起來。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動著。
  “就這樣吧,我同意您的意見。我能成為什么文學家呢?!
  我以前是個好火夫,也是個不錯的電工。我騎馬很內行,很會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是個不稱職的戰士。”
  他告別之后,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點跌倒。一個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同志?您的臉色很難看!”
  保爾鎮定了片刻,然后輕輕掙脫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著手杖走了。
  從這天起,保爾的健康每況愈下。恢复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越來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恤金。他拿到了撫恤金,同時還領到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發給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他隨身攜帶,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瑪爾塔這時來了一封信,邀請保爾到她那里小住和休養。保爾本來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怀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找到幸福,也就是說,找到用不著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樣,大家都勸他治療,并且答應給他找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爾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個人待在屋子里。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饑似渴地讀著書,一本接一本——瑪爾塔有很多藏書。晚上瑪爾塔的許多女友常來看望,有時也有男同志來。
  從港口來了几封信。丘察姆家邀請他到她們那里去。生活的繩扣拉得越來越緊。她們盼望著他的幫助。
  一天早晨,保爾离開了鵝舍胡同那座宁靜的寓所。列車載著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開潮濕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溫暖的海岸。他看著電線杆在窗外飛過。他的雙眉緊鎖著,兩只近乎黑色的眼睛里隱藏著頑強的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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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東西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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