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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巴爾扎克在《幻滅》中描寫未來的大作家德·阿泰茲時,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要像莫里哀那樣,先成為深刻的哲學家,再寫喜劇。”看來,這正是《人間喜劇》的作者對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茲一樣,在巴黎的六層閣樓上受過饑餓和寒冷的折磨,在人類知識的寶藏中耐心地挖掘過,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會中生活過、搏斗過、感受過。
  人們常說《歐也妮·葛朗台》和《高老頭》是巴爾扎克的代表作。實際上,在表現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驗方面,《幻滅》比其他小說具有更大的代表性。書中几個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經歷,他們的激情、幻想和苦難,他几乎全都親自体嘗過。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奮斗歷程分別給了三個不同類型的青年:他在大衛·賽夏的故事里,傾訴了自己經營印刷所、鑄字厂和受債務迫害的慘痛經驗;在呂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壇和新聞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從生活和創作中總結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張給了德·阿泰茲;同時讓盧斯托和伏脫冷充當了他剖析社會的代言人。可以想見,作家對這部作品是傾注了极大熱情的。他在給韓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將《幻滅》稱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1,聲稱這部小說“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的時代”2。在《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爾扎克明确宣稱這是“風俗研究”中“迄今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滅》的中心內容,是兩個有才能、有抱負的青年理想破滅的故事。主人公呂西安是一位詩人,在外省頗有些名气。他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巴黎,結果在巴黎新聞界惡劣風气的影響下,离開了嚴肅的創作道路,變成無恥的報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傾軋、文壇斗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妹夫大衛·賽夏是個埋頭苦干的發明家,因為敵不過同行的陰險算計,被迫放棄發明專利,從此棄絕了科學研究的理想。
  作者將這兩個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与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巴黎生活的影響緊緊聯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義。在巴爾扎克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話中的塞壬女仙,不斷地吸引著和毀滅著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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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2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3巴爾扎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這儿,巴黎顯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生活法則的表征出現的。隨著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級門閥觀念的削弱,憑借個人才智到社會上尋求發跡的机會,已成為法國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戶戶對那些稍有天賦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爾扎克不無嘲諷地寫道:“拿破侖的榜樣,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為十九世紀的致命傷。”這种幻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因為在封建時代,每個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与自由競爭相适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產生以后,才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巴黎為圓心向外省擴散;巴黎的財富、權力,對外省青年必然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運气,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競爭角逐的局面。競爭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顯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這就必然挑起無窮無盡极其殘酷的斗爭,由此產生一首首個人奮斗的詩篇,一出出理想破滅的悲劇,同時也產生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的主題——個人与社會的對抗。巴爾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僅意識到時代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時看到了社會還包含著那么多阻礙個人發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統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殘,多少理想歸于幻滅。這种理想与現實的矛盾,個人發展的可能性与阻礙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說的悲劇沖突。
  既然沖突主要是在個人与環境之間展開,對主人公不幸命運的描繪,必然与對整個社會的批判揭露交織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將人物放在歷史的框架內,讓整個社會在他周圍活動著,呼吸著,影響著他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人物在生活的波濤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標愈來愈遠,終于被卷進危險的深淵。《幻滅》好像一幅巨型壁畫,展示了法國大革命以后從外省到巴黎的廣闊圖景,描繪出王政复辟時期种种最富特征意義的現象:一方面,貴族的高貴姓氏和顯赫地位仍然強烈地吸引著愛慕虛榮的青年;另一方面,資產者的財富已成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資產階級自由党在社會上比執政的保王党更有勢力。這兩大階級的爭奪,牽動著文壇上兩派勢力的斗爭,也支配著呂西安的思想和命運。在這里,作者敏銳地指出了在复辟時期還處于萌芽狀態的資本集中現象,描繪出工商業的競爭、同行間的傾軋和吞并是以何等陰險毒辣的方式在進行。大衛·賽夏就是在這類斗爭中受圍獵的一個犧牲品。在這些不同的角斗場上,作者勾勒了眾多的不同階層、不同身分的人物……總之,《幻滅》好比社會的縮影,集中了法國社會在新舊交替時期的种种怪現象。其中最富時代特色的現象之一,就是剛起步不久的新聞界。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中,正面揭露新聞界內幕的作品,巴爾扎克的《幻滅》屬于最早的,也是寫得最大膽的一部。他撕開報界這座圣殿的帷幕,讓人們看到這是個拿靈魂作交易的舖子。他一樁一件列舉新聞界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惹得新聞界的首腦和文藝界的“執政”們暴跳如雷。在巴爾扎克看來,報界既是現代社會惡劣風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現,也是進一步毒化社會風气的大癰疽,正是報界這股邪惡的勢力,“扼殺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1,把無數呂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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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巴爾扎克:《幻滅》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滅》的主人公呂西安不是英雄(當然也不是坏蛋),而是一個中間人物。作者是把他作為思想性格有嚴重弱點,而又有相當天賦的一類青年來刻畫的。這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的典型環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聰明,有才華,但是自私、虛榮,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總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沒有毅力在真學問上下功夫。所以他經不起浮華世界的引誘,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墮落。對這樣一個人物,作者的態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對于他的錯誤和失敗,作者既不完全歸咎于社會,也不完全歸咎于個人。社會環境的惡劣影響,正是通過呂西安自身的弱點起作用的。
  呂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擺著兩條路。一是德·阿泰茲和他的小團体的道路,這條路艱苦、漫長,然而清白可靠。要走這條路,呂西安缺的是堅強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條就是斐諾已經取得成功、盧斯托正尾隨其后的道路,這條路肮髒、危險,然而表面看來是名利雙收的捷徑。要走這條路,呂西安卻又缺乏作惡的魄力和本領。因此呂西安兩條路都走不通。
  大衛·賽夏是与呂西安完全不同類型的一個青年。他正直寬厚、淳朴善良。他沒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沒有才能或抱負。他用全副精力從事一項科學發明,想為他所愛的人掙起一份家業,他不乏恒心与毅力,卻仍遭到慘敗,原因是他的心地過于單純,對現實缺乏透徹的理解,不像德·阿泰茲等人對人對事都有极冷靜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會里毫無自衛的准備;出沒在生存競爭的槍林彈雨中卻不穿鎧甲,不戴頭盔。因此他當科學家綽綽有余,作買賣必定虧本,競爭中必定一敗涂地。
  德·阿泰茲是理想化了的巴爾扎克。小團体的道路正是作者為自己選擇的生活道路。他相信,盡管社會環境險惡,只要有堅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開拓自我,戰胜激流險灘,到達胜利的彼岸。所以,《幻滅》一書所描寫的雖是理想的破滅,卻并不給人以悲觀的印象。因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時,也著力刻畫了一些追求正義者、自強不息者,時刻讓讀者感覺到有一股不与惡濁環境同流合污的對抗力量,也就是說,巴爾扎克認為:人是可以与社會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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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二年七月
  獻給維克多·雨果
  先生,您兼具拉斐爾和皮特之天賦,在常人還渺不足道的年紀,已成為鼎鼎大名的詩人;您象夏多布里昂和一切有真才實學的人一樣,跟藏在報紙專欄背后或報館地下室里的忌才之徒著實經過一番較景。時人認為本書既是真實的故事,亦為膽識的憑證,現謹奉獻于您,但愿閣下的赫赫盛譽有助于這部作品蜚聲文壇。新聞記者,不也跟侯爵、闊佬、醫生和法官一樣,成為莫里哀筆下及其劇院舞台上的人物么?巴黎的報界是從來不肯放過任何故事的,為什么這部castigatridendomores1的《人間喜劇》倒要放過這股勢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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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拉丁文,以嘲笑來匡正世風。
  先生,我謹志此言,不胜欣慰之至。
  您真摯的崇拜者及友人
  德·巴爾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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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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