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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性一元論:精神分析學的婦女觀


  精神分析學對心理生理學的十分重要發展在于,它認為沒有一個因素可以介入心理生活而又不具有人的意義;實際存在的并不是生物學家所說的客体一身体,而是主体借以生活的身体。女人是雌性,在某种程度上連她自己也這樣認為。生物學上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她所真正經歷的處境的一部分。因而,卵子結构在這里沒有得到反映,相反,生物學上不太重要的器官,如陰蒂,卻在這里起著頭等重要的作用。并不是本性在規定著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感情生活當中,基于自身利益同本性打交道時,規定了她自己。一個完整的体系就是用這种觀點建立起來的,我不想對它做全面評論,只想檢查它對婦女研究所起的作用。討論精神分析學實際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和所有的宗教——例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它也是根据嚴格的概念展現出一种令人尷尬的靈活性。它所使用的術語,有時有著极其嚴格的字面含義,如“男性生殖器”就完全是指標志男性的那個肉質突出部。另一方面,這些術語又被無限延伸,具有象征意義,這時男性生殖器又表示男性的全部特征与處境。若你對這個學說的字面含義發出非難,精神分析學家就會抗議說你歪曲了它的精神;若你贊同它的精神,他馬上又會讓你局限于字面含義。有人說,這個學說本身無關緊要,精神分析學是一种方法;但這一方法的成功卻又增強了信奉者的信心。要知道,發現精神分析學本來面目的人,要不是在精神分析學家當中,又會在哪里呢?但是在這些人當中也有异端者,正如基督徒和馬克思主義者當中也有异端者。不只一位精神分析學家聲稱,“精神分析學的最凶惡敵人就是精神分析學家本身”。盡管學究式的精确往往是迂腐的,可是許多含糊之處還是應當予以澄清。正如薩特和海洛一龐策所觀察到的,“性与生存共存”這個命題,就可以按照兩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它的含義既可以是,生存者的所有体驗都具有性的含義,也可以是,所有的性現象都具有生存的含義。調和這些說法是可能的,但人們往往只從這种說法滑到另一种說法。而且,一旦把“性”同“生殖器”區別開來,性這個概念就會變得不太清楚。達爾比茲認為,“弗洛伊德所談及的性,是指消除生殖的內在傾向”。但是,沒有比“傾向”即“可能性”更為含糊的概念了,因為只有實現才可以确切證實什么是可能的。弗洛伊德不是哲學家,所以他拒絕為他的体系做哲學辯護。他的信徒們堅持認為,他因此避免了形而上學的一切非難。不過,在他种种格言的背后,仍然存在著形而上學的假定,而且使用他的語言本身就是在采納一种哲學。正是由于這种混亂,才需要批評,可這种混亂又使批評難以進行。
  弗洛伊德對女人的命運從未表示過特別的熱心。顯然,他只是把對男人命運的描述稍加修改,就變成了對女人命運的描述。性學家瑪拉依曾說:“作為种能,我們可以說里比多是一种具有男性特征的力量。對性高潮,我們將持同樣的見解。”他認為,達到性高潮的女人是“男性化”的女人;性沖動朝著一個方向,女人只是處在這條路的半途中。弗洛伊德的看法沒有這么极端。他承認女人的性欲發展得和男人一樣完整,但他几乎沒有去專門研究它。他寫道:“里比多實質上經常地、有規律地是男性的,不論它是在男人那里出現,還是在女人那里出現。”他并不認為女性里比多有自己的固有本性,因此在他看來,它必然像是對人的一般里比多的一种复雜的偏离。他認為,這种發育過程最初在男女兩性是相同的——每個嬰儿都先經過固戀母親乳房的口唇期,再經過肛門期,最后達到生殖器期。在生殖器期,兩性開始出現差別。
  弗洛伊德進而揭示了一個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認識到的事實,即男性性沖動明确存在于陰莖,而女性卻有兩個有明顯差別的性沖動系統:一個是陰蒂的,它發育于童年期;另一個是陰道的,它在青春期以后才開始發育。男孩子一旦進入生殖器期,他的發育便告完成,不過,他必須從自体性滿足傾向過渡到他体性滿足傾向。在自体性滿足傾向當中,快感是主体的;而在他体性滿足傾向當中,快感同一個客体,通常同女人密切相關。這种轉變在青春期要經過自戀期才能夠完成。但是,和童年期一樣,陰莖將仍是性沖動的特殊器官。女人的里比多也要經過自戀期,它是客体的,通常指向男人。但這一過程要复雜得多,因為女人必須從陰蒂快感過渡到陰道快感。對男人來說只有一個生殖器階段,可是對女人來說卻有兩個。她要冒极大的風險,因為如果不能最終完成她的性發育,她便會一直處于幼年階段,她的神經質便會加劇。
  即使仍然處在自体性滿足階段,孩子也會或多或少地強烈依戀于某個客体。男孩子固戀于他的母親,渴望自己和父親的身份相同。這种假想令他感到恐怖。他深怕父親因此懲罰他,把他弄得部位不健全。于是,從戀母情結產生了閹割情結。后來雖然針對父親的攻擊性在發展,但同時孩子也在使父親的權威內在化。于是,孩子心目中形成的超我(the SSpemp)開始資備自己的亂倫傾向。隨著對亂倫傾向的壓抑,戀母情結也被清除掉了。儿子擺脫了對父親的恐懼,在道德規范的指導嚇,把父親安插在他自己的心靈中。以前的戀母情結表現得越明顯,受到的壓制越強烈,現在的超我也就越有力,兩者是成比例的。
  最初弗洛伊德以完全對應的方式去描述小女孩的經歷,后來又把這個過程的女性形式稱為戀父情結。但是顯然,弗洛伊德在解釋時所根据的不是它本身,而是他的男性模式。不過他也承認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差別:小女孩最初有一种對母親的固戀,而在性的意義上小男孩卻根本不被父親所吸引。女孩子的這种固戀表明,口唇期還沒有完全結束。后來小女孩認為自己同父親是一致的。但是到了5歲,她發現男女之間在人体結构上有差別。她對自己沒有陰莖作出了反應,產生了閹割情結——她認為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全的,并為此感到痛苦。于是,她不得不放棄她的男性化要求,轉而認為自己是与母親的身份一致的,并設法引誘父親。閹割情結和戀父情結就這樣相互推波助瀾。她的受挫感越來越強烈,因為一方面地在愛著自己的父親,另一方面她又徒勞地想和他一樣。反過來,她的遺憾又加深了她的愛,因為通過激發父親的感情,她可以彌補她的劣等性。小女孩對母親心怀一种競爭感和敵意。后來超我也在她那里形成,亂倫傾向受到壓抑。但是她的超我不太有力,因為對戀父情緒的規定不如對戀母情結的規定那么嚴格;這是由于這种固戀開始是針對母親的,后來父親才成為他本人所譴責的那种愛的對象,所以和与儿子競爭時相比,他的禁止比較軟弱。人們可以看到,和女孩子的生殖器發育一樣,整個性的戲劇在女孩子那里,要比在她的兄弟那里复雜得多。因而她可能對閣割情結作出反應,拒絕接受她的女性气質,仍頑固地想有一個明莖,并認為自己与父親是一致的。這种態度將會讓她一直停留在陰蒂快感階段,并使她性冷淡或轉向同性戀。
  人們之所以可能對這种觀點提出兩點异議,是因為實際上弗洛伊德所依据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女人認為自己是一個身体不健全的人。但是這种身体不健全的想法意味著比較和評价。目前許多精神分析學家認為,少女對沒有陰莖可能會感到遺憾,不過她并不認為陰莖是從她身上給割掉了Z而且連這种遺憾也不是普遍存在的。它可能來自對人体結构的簡單比較;實際上,許多小女孩很晚才發現男性的身体結构,而且即便發現了,也不過是看看而已。小男孩從陰望獲得了活生生的体驗,這种体驗使陰莖成為他自豪的對象。但是這种自豪對他的姐妹未必意味著相應的恥辱,因為她們僅僅了解這個男性器官的表面,而這塊肉瘤,這個又軟又小的肉條,本身也許只會引起她們的冷漠甚至厭惡。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過早評价男性气質的結果。弗洛伊德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實際上它是有待解釋的。另一方面,戀父情結這個概念十分含糊,因為對女性里比多的基本描述非沒有證實它。就是男人的明确表現在生殖器上的戀母情結,也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除了极個別的例外,人們也不可能認為父親是引起年輕女儿生殖器興奮的原因。女性性沖動的主要一個問題是陰蒂快感的局部性。只是到了青春期,她的性感區才隨著陰道感覺的增強,在身体各個部位開始發展。所以,說10歲的女孩子對父親的親吻和撫摸有一种引起陰蒂快感的“內在傾向”,這多半是在胡說八道。如果認為戀父情結僅有极易擴散的特征,那么就會提出整個感情問題,而弗洛伊德并沒有幫助我們把感情同性欲加以區別。把父親神化的決不是女性里比多(母親也沒有被她在儿子身上所引起的欲望所神化人相反,(女儿的)女性欲望是指向主權者這個事實,賦予它一科特殊的性質。女性里比多沒有決定它的客体本性,宁可說它是在受這一本性的影響。父親擁有主權是一個有關社會起源的事實,弗洛伊德對此沒有給予解釋。他實際上認為,要說明在歷史上某個時刻是什么權威決定了父親應當具有高于母親的地位,這是不可能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這种決定是進步的,但其原因尚不為人所知。正如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所指出的:“這不可能始終是父權的權威,因為這种權威恰恰是進步賦予父親的。”
  阿德勒對弗洛伊德的觀點持有异議,因為他看到了只靠性欲去解釋人的生活的理論体系的不足之處。他認為,性欲應當和全部人格并為一体。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所有行為仿佛都是欲望的產物,就是說,是尋求快感的產物。但阿德勒卻認為,人似乎在瞄准某些目標;他用動机、目的和設計來代替性沖動,賦予努力以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性在他心目中常常只有象征性的价值。按照他的理論体系,人的戲劇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要素:每一個人都有權力意志,不過它又和自卑情結相伴;由此引起的沖突,使個人在逃避現實(他擔心自己也許不能對付的現實)的過程中詭計多端。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這樣從他所憂患的社會中撤了出來,因而患了社會態度失調的神經病。女人的自卑情結,呈現出一种對她的女性气質感到慚愧并加以抵制的形式。引起這种情結的并不是不具備陰莖,宁可說是女人的全部處境。即使小女孩對陰莖感到嫉妒,那也僅僅是把它看成男孩子擁有特權的象征。父親的家庭地位,男性的普遍优勢,她自己所受的教育——每一件事都讓她更加堅信男性是优越的。后來,她在性交時感到了一种新的屈辱,因為性交時女人的位置是在男人的下方。她以“男性化抗議”的方式作出反應:她或努力讓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開戰。做母親以后,她也許可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找到和陰莖對等的東西。但這樣一來就意味著,她開始全盤接受她的女人角色,承認自己是劣等的。她的內心斗爭遠比男性嚴重。
  我在這里并不想對導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分手的理論分歧詳加評述,也不想詳細討論調和這些分歧的可能性。但是可以這樣說,不論是根据性沖動,還是根据動机,其解釋都不是充分的,因為每一种沖動都產生動机,而每一种動机又都只能根据沖動來認識。因此,把弗洛伊德主義与阿德勒主義綜合起來也許是可以實現的。實際上,阿德勒在引入目標和終极性這些概念時,仍認為心理的因果關系是其理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在涉及動力与机制兩者的關系時,他還是一個和弗洛伊德意見一致的重要人物:物理學家在談及沖突或引力時,總是承認決定論。所有的精神分析學家都在堅持一個不言自明的命題,這就是,人的歷史應當用諸种決定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來解釋。而且所有的精神分析學家都把同一种命運分派給女人。她的戲劇被概括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這兩种傾向的沖突。第一种傾向通過陰蒂組織表現出來,第二种傾向則表現為陰道性沖動。作為一個孩子,她認為自己同父親是一致的,后來她產生了和男性有關的自卑感,從而面臨兩難境地:要么堅持她的獨立性,因而變得男性化(由于潛在的自卑情結,這會導致有患神經病危險的緊張狀態),要么通過順從性愛實現幸福,這种解決方式是由她對握有主權的父親的愛所促成的。他才是她要尋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愛同想受支配的欲望混在了一起。她將通過做母親得到回報,因為母性將給她提供新的獨立性。看來,這出戲劇具有它自己的能量和動力。它通過各种扭曲的事件,堅定地沿著自己的航向前進,那時每個女人都被沖得身不由己。
  精神分析學家們在經驗中毫不費力地證實了他們的理論。如我們所知,只要把十分微妙的复雜情況加在托勒密体系上,用這一体系去解釋行星的位置,長期以來這是可以做到的。而只要把顛倒過來的戀母情結加在戀母情緒上,只要揭示出各种焦慮中的欲望,就會把和弗洛伊德体系的正确性相矛盾的事實,順利地和這一体系并為一体。要去解釋只同背景相左的形式是可能的,而理解這一形式的方法會确切而詳細地揭示出這一形式后面的背景。所以,誰要是決心描述弗洛伊德觀點中的特例,誰就會遇到這特例背后的弗洛伊德圖式。但是,如果一种學說需要增加較次要的解釋,而在增加時又是含糊其辭和為所欲為的,如果通過觀察發現違背和符合規律的事例同樣多,那么我們最好還是放棄這种陳舊而又僵化的框架。誠然,今天每一位精神分析學家都在忙著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讓他的概念不那么僵化,試圖采取折衷的態度。例如,一位當代的精神分析學家就這樣寫道:“無論哪里存在情結,都肯定有一些成分存在……情結存在于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的聯系中,而不是存在于其中一种成分對另一种成分的表現中。”但是,諸种成分的單純聯系這個概念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心理生活不是一种拼湊,它的每一個方面都是一個單純的整体,所以我們必須重視其統一性。我們只有用各不相同的事實去恢复生存的本來目的,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如果我們不去追溯這种根源,人類就會仿佛是一個由沒有意義的并且只起附屬作用的強制和禁令組成的戰場。
  精神分析學家們一直都不接受“選擇”這個觀念以及相關的价值觀念,所以他們的理論体系有其固有的弱點。弗洛伊德把強制与禁令從生存者的自由選擇中分离出來時,沒有向我們說明它們的起源——他認為它們的存在是理所當然的。他努力用權威觀念去取代价值觀念,但他在《摩西与一神論》中承認,他無法解釋這种權威。例如,亂倫是由于為父親所禁而被禁止——但父親為什么要去禁止它呢?這是一個謎。超我使來自獨斷專制的命令和禁令內在化了,并攝取了它們,所以它有一种本能的動力。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會由于認為道德与性欲無關,兩种現實就是毫無關系的。人類的統一性似乎在瓦解,在個人和社會之間無路可通。為了讓它們重新獲得統一,弗洛伊德不得不虛构离奇的故事,如在《圖騰与禁忌》中就是如此。阿德勒清楚地看到,只有根据社會的處境,閥割情結才可以得到解釋。他盡力解決价值問題,但他沒有到具有社會所公認的价值的個体那里去尋本求源,也沒有認識到性欲本身包含著价值,因而他對性欲的重要性作出了錯誤的判斷。
  性在人類生活中無疑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它滲透于整個生命。我們從生理學已經得知,睾丸和卵巢的生存活動同整個身体的生存活動是一体的。生存者有一個有性欲的、可性交的身体,因而在他同其他也有一個可性支身体的生存者的關系中,始終涉及到性。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具体表現,那就會涉及到它們的含義能否被發現的問題。由于不具備這种觀點,精神分析學家們才將有待解釋的事實看做是理所當然的。例如,他們告訴我們說,小女孩對露著屁股蹲著撒尿感到害羞——但這种羞恥感是怎么來的呢?同樣,在問到男性是否對他的陰莖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現在他的陰莖上這類問題以前,有必要知道什么是自豪,以及主体的欲望怎么會体現在一個客体上。沒有必要把性當做最基本的論据,因為生存者有更根本的“生存追求”,而性只是它的一個方面。就像巴切拉德在論述地球、空气和水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樣,薩特在《存在与虛無》中也論證了這一真理。精神分析學家認為,關于人的最重要的真理在于他同自己身体的關系,以及在群体中同伙伴們身体的關系。但是,在其試圖發現的周圍自然界的本体當中,在勞動娛樂及對各种“能動的想像力”体驗時,人有一种基本的利益。人渴望与整個世界具体地取得一致,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認識它。新作上地,挖掘洞穴,同擁抱、性交一樣,也是根本的活動,所以在這里只看到性的象征性的精神分析學家們,他們實際上在欺騙自己。洞穴、沼澤。裂縫、堅硬、完整,這都是些基本現實;它們引起人的興趣并不受里比多的支配,宁可說里比多是由于它們得到人的認識而增色。完整性之所以使人入迷,并不是因為它象征著女性的處女性,相反卻是由于人對完整性的崇拜才使處女性顯得珍貴。勞動、戰爭、娛樂和藝術是人參与世界的標志,它們不可能被歸結為任何其他的東西。它們所揭示出來的性質,同性所揭示的性質相抵触。個人在行使他的選擇權時,所依据的既是它們又是這些性体驗。但是,只有用本体論的觀點去認識總体存在,我們才有可能恢复這种選擇的統一。
  的确,在決定論和“集体潛意識”的名義下,精神分析學家所堅決拒絕的,正是這种“選擇”概念。這种潛意識應當向人類提供預制的意象及一般的象征主義。因而它要解釋所觀察到的夢与夢的、無目的行為与無目的行為的、神志不清時的幻覺之間的、比喻与比喻的,以及人的命運之間的相似之處。要談及自由,就不應當去解釋這些令人不安的一致之處。但是,自由觀念并非同某些永恒的生存不相容。如果說精神分析的方法盡管在理論上是謬誤的,卻往往是有价值的,那是因為每一种個別情況都有某些不可否定的普遍性因素:處境与行為模式往往重复出現,而決定的契机則從普遍性与重复性的烏云中閃現。弗洛伊德說,“人体結构即命運”。這個警句在梅洛一龐蒂那里引起共鳴,他說,“身体即普遍性”。生存到處都是一樣,它越過了個体生存者之間的鴻溝,在相似的机体中表現自身,所以在本体論因素同性因素的關聯中會發現永恒因素。在特定的歷史時代,技術、社會的經濟結构与社會結构,將向社會所有成員展示出一個相同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將存在著一种性与社會模式的永恒關系;處在相似條件下的相似個体,將會看到在特定環境中相似的重要特點。這种相似性并沒有形成嚴格的普遍性,但它部解釋了這個事實:在個体的典型經歷中,可以把一般類型識別出來。
  在我看來,象征不是神秘的潛意識所炮制出來的比喻,宁可說它是一种通過模擬有意義的客体所獲得的有某种含義的知覺。對大多數個体來說,象征的含義,其表現方式是相同的,因為相同的生存處境將所有的生存者聯系起來,所有的生存者必然回資完全相同的人為處境。象征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和語言一樣,它是被既是伙伴關系又是分离的人的現實精心制造出來的。正如精神分析學家不得不承認的,個人的發明雖然違背了學說,但卻仍有它自己的位置。例如,我們的觀點使我們有可能去認識廣泛賦予陰莖的那种价值。如果我們不從主体的异化傾向這個生存事實出發,要闡明它是不可能的。主体的自由在他那里所引起的焦慮,使他通過事物探求自我,這是對自我的逃避。這是一种基本的傾向,嬰儿尚在斷乳离開整体時,就馬上會通過鏡子,通過父母的凝視,開始把握他的异化生存。原始人通過超自然力,通過圖騰受到异化。文明人則在他們個人的精神中,在他們的自我、他們的名聲、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的工作中受到异化。這里可以發現一种原始的誘惑,它會讓人們變得不真實,無法真正成為他們自己。對小男孩來說,陰莖很奇特,它适于扮演這种“雙重”角色——對他,它既是一個外來的客体又是他本人;它是一個玩物,一個布娃娃,然而又是他自己的肉体,親戚和保姆就像對待一個小人似的對待它。于是,要看到它在小男孩身上怎樣變成了“一個比他本人更机靈、更有智慧、更聰明的第二自我,是很容易的。陰莖之所以被主体既看成他自己,又看成是同他自己有區別的,是因為陰莖的排尿功能及后來的勃起功能是介于隨意和非隨意之間的中間過程;同時也是因為它是反复無常的,仿佛是主觀快感的外部根源。個体對物种的超越具体表現在陰莖那里,并且它也是自豪的根本原因。由于男性生殖器受到如此注意,男人才能把從它那里溢出來的生命同他的主觀個体性結合為一体。不難發現,陰莖的長度,排尿的力度,勃起与射精的強度,是他衡量他自己价值的尺度。
  所以,体現在男性生殖器中的超越是一個恒量。由于孩子產生的被超越感(就是說,他自己的超越被父親所阻撓)也是一個恒量,于是我們不斷遇到弗洛伊德所謂的“閹割情結”概念。小女孩沒有第二自我,沒有被异化在一個物体中,所以她不可能挽回她的完整性。這使得她把全部自我變成一個客体,把自己樹為他者。無論她是否知道她同男孩子是可以比較的,這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即使她不知道,缺少陰莖也會妨礙她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性欲的人。由此會引出許多后果。但盡管如此,我提到過的那些恒量仍不會形成一成不變的命運——男性生殖器之所以呈現出它的价值,是因為它象征著其他方面的支配權。如果女人想成功地把自己樹為主体,她就要造出男性生殖器的對等物。實際上,由于体現了將來想有個孩子的愿望,布娃娃可以成為一种比陰莖更為珍貴的財富。在母系社會,女人擁有使群体受到异化的假面具;在這樣一些社會,陰莖失去了它的許多榮耀。實際上,人的真正特權只是由于全部處境,才以人体結构上的特權為依据。精神分析學只有在歷史環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
  我們可以用女人自己的女性意識去解釋女人,但這并不比說她是一個雌性更令人滿意。因為她是在取決于社會(她是其中的一員)的環境中,取得這种意識的。精神分析學的語言使潛意識和全部心理生活內在化了,所以它暗示,個人戲劇是在他的內部展開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結、傾向等這類術語就具有這樣的含義。但是,生命是和世界相聯系的,個人通過周圍的世界來進行自己的選擇,并以此來确定他自己。因此,為了找到我們所關心的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轉向世界。精神分析學尤其沒有說明女人為什么是他者。因為弗洛伊德本人認為陰莖的威望可以由父親的主權來解釋;可是,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又承認他對男性霸權的起源一無所知。
  因此,雖然我們拒絕接受精神分析學的方法,但并不en bier〔全盤〕否定這門學科的貢獻,或否認它的某些見解很有見地。首先,我們并不局限于認為性欲是既定的。這种觀點的不足之處,由于沒有對女性里比多進行有效的闡述而得到證明。正如找已經說過的,精神分析學家們對它從未進行過直接的研究,僅僅把男性里比多作為他們的出發點。他們似乎忽略了男性吸引女性時所產生的基本矛盾心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追隨者,都把女性遇到男性時的焦慮,解釋成一种倒置的受挫欲望。斯特克爾則比較清楚地看到,這里涉及到某种固有的反應,但他對此的解釋也是膚淺的。他說,女人對破坏處女性、插入、怀孕及疼痛都感到恐懼,這种恐懼會壓抑她的欲望——但這种解釋也未免過于理性化了。我們不應當認為她的欲望是偽裝在焦慮里面的,或因恐懼而喪失,而應當認為沖動同恐懼的混合即女性欲望,是一個根本的事實:吸引和排斥的不可分割的合成是它的特征。我們也許會注意到,許多雌性動物即使在要求性交時也回避性交,我們倒是很可以責怪它們的撒嬌和虛偽。但是,對原始行為模式同复雜行為模式之間的相似性加以維護,并以此來闡明原始行為模式,這是荒謬的。原始行為模式實際上源于女人所謂的撒嬌和虛偽的態度。由于根据男性將里比多定義為一种動力,一种能量,“被動里比多”這個概念就令人大惑不解。但是,人們最好不要持這种見解,即一种光線可能是黃色的又是藍色的——它所需要的是對綠色的直覺。如果我們不是用“能量”這類含糊術語定義里比多,而是把性欲的含義同人的獲取、捕捉、飲食、制作、服從等其他行為的含義聯系在一起,那么我們會更加完整地把握現實,因為這是認識客觀的多种方式之一。我們還應當研究性沖動對象的特質,因為它不僅是作為性行為的觀察對象,而且也是作為一般行為的觀察對象出現的。這种研究將超出精神分析學的框架,而這一框架假定性沖動是最基本的。
  此外,我還要從另一個方面去提出女性命運這個問題:我要把女人放在价值領域,賦予她的行為以一种自由度。我認為,她有能力在她堅持超越和被异化為客体之間做出選擇;她不是相互矛盾的動力的玩物;她會根据道德尺度想出各种排列的辦法。精神分析學以權威代替价值,以動力代替選擇,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造物,一种替代物,這就是關于正常的概念。“正常”這個概念對治療學無疑十分有用,但它被精神分析學一般化,擴展到令人不安的地步。這种描述圖式被當做法則提了出來。毫無疑問,机械論的心理學不可能接受道德創造力的觀點。嚴格說來,它所能夠說明的是更少,而決不是更多;嚴格說來,它可以容許牽制,而決不是創造。如果主体沒有全面證明是發育正常的,人們就會說他的發育已受到抑制,而這种抑制又會被說成是一种不足,一种否定,而決不會是一种肯定的結果。除了別的,這還使對偉人所進行的精神分析十分令人震惊:我們被告知說,這樣那樣的移情,這樣那樣的升華,在他們身上還未曾發生過;可是這些分析沒有想到,也許他們不愿意經歷這個過程,也許他們有自己的充分理由;這些分析也不會認為,把他們的行為看成可能是受隨意目的的促動,也許這個想法更令人滿意。他們在解釋個体時,總是根据這個個体同過去的聯系,而不是根据其設計目標時所指向的未來。所以,精神分析學家們給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幅不真實的圖景,而且,几乎沒有為它提供任何有別于正常的標准。在這方面,他們對女性命運的陳述是非常簡單扼要的。在精神分析學家所理解的意義上,“認為自己”同母親或父親“是一致的”,就是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己;就是更喜歡一個外來形象,而不是更喜歡對自己生存的自發表現;就是假裝存在(hems)。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女人,受到兩种异化方式的誘惑。顯然,裝成男人是她受挫的根源;但裝成女人也是個騙局:做女人意味著要成為客体和他者——不過,在她的順從當中他者仍然是主体。
  對女人來說,真正的問題在于,既要拒絕這樣逃避現實,又要在超越中尋求自找實現。于是,要做的事情是,通過所謂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態度,看看在她面前會展現出怎樣的前景。如果一個孩子走上了父親或母親所指明的道路,那可能是因為這個孩子隨意接受了他們的設計;他的行為也可能是他根据目的和目標進行選擇的結果。連阿德勒也認為,權力意志只是一种荒唐的能量。他把每一种涉及超越的設計統統稱為“男性化抗議”。在阿德勒看來,小女孩爬樹只不過是為了證明她和男人是平等的。他沒有想到她喜歡爬樹。對母親來說,她的孩子和“陰莖對等物”完全不同。繪畫、寫作、參政,這些不僅僅是“升華”;這里有基于它們自身的理由要達到的目標。否認這一點就是否定了人類的全部歷史。
  讀者會注意到,這种解釋与精神分析學的解釋有些相似。實際情況是,從男性的觀點(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學家們所采納)來看,涉及异化的行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堅持超越的行為是男性化的。婦女史學家唐納遜(DOnaldso)說,“男人是個雄性的人,女人是個雌性的人”。這些定義被不對稱地歪曲了;而在精神分析學家們當中,尤其把男人定義為人,把女人定義為雌性——每當她的舉止像一個人時,她就被說成是在模仿男人。精神分析學家們把女孩和少女,說成是她們十分想認同于父母,她們在“男性化”和“女性化”這兩种傾向之間受折磨。我卻認為,她們在所給予她們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堅持自由之間猶豫不決。所以,我們將會同意某些事實,尤其是在我們准備研究展現在婦女面前的非真實的逃避道路的時候。但我們賦予這些事實的含義,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賦予的完全不一樣。對我們來說,把女人定義為人,是為了在价值世界,在人們必須了解其經濟与社會結构的世界,探索价值。我們將以存在主義的觀點去研究女人,給她們的全部處境以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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