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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辛西婭邊開車邊看著安·坎貝爾的通訊錄,我看她根本不好好看路,便說:“把它給我。”
  她把通訊錄扔到我的膝蓋上,并用手勢提醒我必須認真對待它。
  我翻了翻,發現封面是皮革的,已經很舊了。紙的質量很好,上面的字体也很工整,每一行記著一個人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有好多地方被划掉了,又填上了新的。其中有兩欄標著“陣亡”的字樣。總之,這是一本典型的職業軍人的通訊錄。上面記下了時代和世事的變遷。雖然我知道這是一本公開擺在辦公桌上的通訊錄,決不是我們要找的那种小黑本,但是我知道,即便這樣,這里面的某一個人也肯定了解一些我們要了解的情況。如果給我兩年時間,我非要挨個儿將他們審問一番不可。顯然,現在我要做的只能是把這個小本子交給弗吉尼亞福爾斯徹奇犯罪調查處總部,我的頂頭上司卡爾·古斯塔爾·赫爾曼上校,他會按通訊錄的地址發信到世界各地調查處,然后收回一大堆審問記錄,堆起來比他這個令人頭痛的條頓人還高。這樣或許他就不會再干預我這個案子了。
  順便談談我的老板吧。卡爾·赫爾曼出生在德國,离法蘭克福附近的一個美國軍事基地很近。他像好多因戰爭而失去了家的孩子一樣,被美國軍隊當成了能帶來吉祥的人。他為了養家,加入了美國軍隊。多年前,美國軍隊中有許多德國人,其中有不少人后來當上了軍官,直到現在還有不少軍官在職。總体看來,這些軍官還是很稱職的,美國軍隊能有他們也算是一种榮幸。但在他們手下工作的人可就不那么榮幸了,因而經常牢騷滿腹。卡爾這個人工作效率高,富有獻身精神,品德高尚,而且說話辦事都很得体。我所知道他犯的唯一錯誤是他自認為我很喜歡他,他錯了。但我敬重他,我也會永遠信任他,實際上,我一直是這樣做的。
  現在事情已經很明朗了,這個案子必須盡快了結,否則好多人的事業和聲譽都要因為与此案有關而毀于一旦。
  我希望這次謀殺最好是一個10年前有過犯罪記錄的非軍人干的,但我也有一個最坏的設想……唉,已經有些跡象表明,這設想是有一定道理。
  辛西婭又談到了那本通訊錄:“她的朋友和熟人還真不少呢。”
  “難道你沒有?”
  “在這個工作環境里還沒有。”
  “是的。”确實,我們的工作使我們与軍隊有些脫節,所以我們的同事和朋友也就相對少了一些。排他性是所有警察的共性,所以軍警在執行一項短期任務時不會交太多的朋友,連和异性朋友的關系也是很短促,很緊張,頗似正執行短期任務。
  辛西婭的車上因為貼著特殊來訪者的停車標簽,所以我們順利地通過了哨卡,几分鐘就來到了基地中心。
  她把車停在憲兵司令部大樓門口。這是一幢老式的磚砌樓房,是一戰時期留下來的建筑。現在的哈德雷堡就是一戰時的哈德雷軍營。軍事基地和城市一樣,開始興建時總有一定的原因,后來里面又建起了居住區、監獄、醫院、教堂等,當然建的時間有早有晚。
  我們原以為肯特正在等我們,可是由于我們的裝束——一個穿著一等准尉軍服,另一個是便裝,所以頗費了一些周折才進了肯特的辦公室。我對肯特很不滿意,不只因為他對我們的態度,還因為他對本案沒有計划。記得我在軍官學校上學時學過,沒有計划就不能成功。但現在的教育則說什么不要過激,要替雙方考慮。幸虧我在那個老式軍官學校學習過,所以才懂得其中真正的含義,我對肯特說:“上校,你對本案有把握嗎?”
  “坦白說,沒有。”
  肯特和我一樣也在那所老式學校受過教育,我一直很尊重他。我問他:“為什么?”
  “因為你在以你的方式去破案,而我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你提供一些條件和幫助。”
  “那就由你來破案吧。”
  “別嚇唬我,保羅。”
  我們就這樣唇槍舌劍地斗了約兩分鐘。那是一個誠實的便衣警察和一個老奸巨猾的家伙進行的一場既微不足道又很正統的較量。
  辛西婭耐心地听了一會儿說:“肯特上校,布倫納先生,射擊場上正躺著一個死去的女人,她被謀殺了,而且很可能被奸污了。劊子手還逍遙法外呢。”
  她的話使我們停止了爭吵,我和肯特都低下了頭,而且很文雅地握了握手。其實也沒什么大不了的,我們不過是發了一通牢騷而已。
  肯特對我說:“我打算在5分鐘內帶一名軍醫和一名牧師去坎貝爾將軍辦公室。被害人住所的電話也正遷往喬丹机場。法醫現在還在現場。坎貝爾上尉的病歷和個人檔案都在這儿。牙科病歷在驗尸官那儿。因為驗尸官還需要她的其他病歷,所以我必須把這些都拿過去。”
  森希爾小姐開口說道:“得了,肯特,還是讓我去把那些見鬼的檔案复印一份吧。”
  “好吧。”肯特把我們帶進了審訊室。他問我們:“你們想先見哪一個?”
  “圣·約翰中士。”我回答說。職位高的人自有他的特權。
  哈羅德·圣·約翰中士被帶了進來,我示意他在我和辛西婭桌前的椅子上坐下,對他說:“這位是森希爾小姐,我是布倫納先生。”
  他看了看我的名牌,上面寫著“怀特”,又看了上面的杠杠,說明我是一名參謀中士。他開始沒明白過來,過了一會儿才明白了:“哦……是犯罪調查處的。”
  “怎么說都行。”我接著說,“在我們調查的這個案子中你不是嫌疑犯,所以根据《軍事審判統一法典》第31條,我們就不宣讀你的權利了。所以你最好能主動地、全面地、真實地回答我的問題。不要等我命令你才回答。如果在談話當中,你的話使我們認為你有嫌疑,我們就會宣讀你的權利,但你有權保持沉默。哈里,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長官。”
  “很好。”我們談了大約5分鐘,我就對他有了大致的了解。圣·約翰55歲,禿頂,皮膚呈褐色,可能是因為攝入了過多的咖啡因、尼古丁,喝了過多的烈性酒而造成的。
  在我們倆談話的時候,辛西婭快速做了記錄。圣·約翰突然打斷了我的話:“長官,我知道我是最后一個看見她活著的人,我也知道這确實能說明某些問題,但如果是我殺了她,我決不會去報告我發現她死了,對不對?”
  除了時態和句法上的錯誤,他說得挺有道理。我對他說:“最后看見她活著的人是殺了她的那個人。同樣,殺她的人也是第一個看到她死去的人。而你是第二個看到她死去的人,是這樣嗎?”
  “是的……是的……長官,我的意思是——”
  “中士,你不要搶著回答問題!”
  “是,長官。”
  辛西婭較緩和地說:“中士,我知道這對你是一种考驗,你所看到的情景,即使是一個經驗丰富的人看了也會受到很大震動,所以當你發現了尸体的時候,你簡直不敢相信你的眼睛,是嗎?”
  他急忙點了點頭:“是的,我确實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根本沒想到會是她。嗯,開始我根本沒認出來是她,因為……我從來……沒見過她那個樣子……噢,上帝,我從沒見過任何人那個樣子。你知道,昨晚月光很好,我開著車看見她的吉普車停在那儿,我就下了車,看到遠處……你知道——看到有樣東西躺在那邊的射擊場上,我走得越來越近,終于認出了那東西是什么,便赶緊過去看她是否還活著。”
  “你在尸体旁跪下了嗎?”
  “哦,我沒跪下,長官。我當時只知道拼命地跑,鑽進車里就直接開到了憲兵司令部大樓報案。”
  “你确定她已經死了嗎?”
  “如果已經死了,我一看就知道。”
  “你大約几點离開總部的?”
  “大約4點。”
  “你什么時候發現尸体的?”辛西婭問。
  “哦,大約是在离開總部20或30分鐘之后吧。”
  “你在別的哨所停留過嗎?”
  “稍有停留。但沒有人見過她。所以我猜她肯定是先到最后一個哨所去了,越過其他的哨所直接開車到了出事地點。”
  “你想沒想過她開小差跑了?”
  “沒有。”
  “再想想,中士。”
  “哦……她不是那种人。不過也許我那樣想過,記不清了。但我确實記得我曾想過她可能是迷路了,因為迷路在晚上是常有的事。”
  “你想沒想過她會出車禍?”
  “想過,長官。”
  “這就是說,當你發現她死了時并沒感到太惊訝。對嗎?”
  “也許吧。”他開始到處摸索香煙,問我:“可以抽煙嗎?”
  “當然可以,只是別往外吐。”
  他笑了笑,點著煙,吸了兩口,便向森希爾小姐道歉,說他污染了空气。我對舊式部隊唯一不怀念的東西就是這种2角5分錢一盒的香煙,因為除了炸藥庫和燃料庫這些禁止抽煙的地方,到處都彌漫著這种廉价香煙燃出的煙霧。
  我等他重新安頓下來,問他:“你開車找她的時候想沒想過‘強奸’這個詞?”
  他點了點頭。
  “我不認識她。”我說,“她長得很漂亮嗎?”
  他看了看辛西婭又看了看我說:“非常漂亮。”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強奸的誘餌’?”
  他不愿意談論這個話題,但卻依舊說:“她雖容貌出眾,但從不夸耀。她确實做得很得体,任何男人如果對她產生邪念都會很快消失。就我所知,她是一個很不錯的女人。將軍的女儿嘛!”
  我問她:“你發現尸体后,為什么沒到羅賓斯的哨所去打個電話?”
  “沒想到。”
  “也沒想到把羅賓斯帶到犯罪現場?”
  “沒有,長官。我當時确實十分震惊。”
  “你怎么想到出去找安·坎貝爾的?”
  “因為她出去了好長時間,我不知道在她哪儿。”
  “她”應該在那個介詞的前邊,但我听其自然、只問道:“你有調查長官去向的習慣嗎?”
  “沒有,長官,我只是感覺到不對勁了。”
  “啊哈,為什么?”
  “啊……她有點……她一晚上都魂不守舍……”
  辛西婭問道:“你能給我描述一下她那晚上的表現嗎?”
  “好的……哦,就像我剛才說的——她魂不守舍,也許比這更嚴重一些,可以說緊張吧。”
  “在那晚上之前你認識她嗎?”
  “認識……不過不是太熟悉。也就像別的人對她的了解一樣,知道她是將軍的女儿,在電視上見過她做的征兵廣告。”
  我問他:“在那晚上之前你跟她說過話嗎?”
  “沒有,長官。”
  “你在基地見過她嗎?”
  “見過,長官。”
  “在基地外邊呢?”
  “沒有,長官。”
  “這么說,你确實無法比較她那晚的舉動和平時有什么不同了?”
  “是的,長官。不過我知道人在憂慮的時候是什么樣子。”他很難得地深思了一次又說:“我可以感覺到她确實是個頭腦冷靜的人,就說那晚她工作的樣子吧,效率很高。但她不時地沉默下來,我敢說她肯定有什么心事。”
  “你對她談到過這一點嗎?”
  “啊,沒有,我要是說了,她還不把我的腦袋敲掉。”他沖辛西婭討好地笑了笑,露出了20顆部隊牙醫補過的很不整齊的牙齒,說:“對不起,長官。”
  “沒關系,隨便說好了。”森希爾小姐臉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露出一口經地方牙醫修整過的上等牙齒。
  實際上,辛西婭的態度是對的,因為好多像圣·約翰這樣的老兵都是一張口就是粗話、陳詞濫調和外來語,而且不管是不是來自南方,說話都帶有几分南方口音。
  辛西婭又問:“那天晚上她打過或是接過電話嗎?”
  問得好。不過圣·約翰開口之前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他說:“我在屋里時她一個電話也沒打過,但可能在我出去的時候打過。她倒是接到過一個電話。接電話時她讓我出去了。”
  “大約什么時候?”
  “噢,大約……大約在她出去檢查哨所前10分鐘吧。”
  我問他:“你偷听了嗎?”
  他肯定地搖了搖頭,說:“沒有,長官。”
  “好吧,中士,請你告訴我,你當時离尸体有多遠?”
  “哦……有几英尺吧。”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斷定她已經死了。”
  “哦……我只是猜想她可能死了……因為她的眼睛睜著……而我喊她……”
  “你帶武器了嗎?”
  “沒有,長官。”
  “你值勤時不該帶武器嗎?”
  “我想我是忘帶了。”
  “就是說你看到那里躺著一個人,猜想她已經死了,然后就溜之大吉?”
  “是的,長官……我想我當時是應該走近看看。”
  “中士,一個裸体女人就躺在你的腳下,而這個女人又是你的上司,是你認識的人,你竟然沒有湊近去看看她是活著還是死了!”
  辛西婭從桌子底下拍了我一下。
  看來我已經成了一個坏警官了,還是知趣地走開,把證人留給那位好警官吧。我站了起來,說:“好了,你們繼續談。我一會儿回來。”我离開審訊室,到了一等兵羅賓斯被軟禁的房間里,見她穿著軍服,赤著腳,正躺在帆布床上看著基地發行的報紙。這份報紙是公共情報部發行的周報,報道的基本上都是好消息。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報道將軍女儿遭奸殺這個消息,也許會用這樣的標題:《在射擊場發現無名女尸》。
  我打開鎖走了進去。羅賓斯看了我一眼,放下報紙,倚著牆坐了起來。
  我說:“早上好。我叫布倫納,是犯罪調查處的。我想就昨晚發生的案子問你几個問題。”
  我和她的談話沒有什么結果,因為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一個字“是”或“不”。
  我仔細觀察了一下羅賓斯。她大約20歲,一頭褐色短發,雖然經常晚上不睡覺,但外表很整洁,眼睛也透著几分机警,總之不算丑。她說話帶有很重的南方口音,估計她的家离這儿不遠。她當兵以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可能不是太高。而現在,她和部隊里所有的一等兵都一樣了,而且高于新兵,還可能再往上升呢。
  “你到彈藥庫上崗大約是什么時間?”我問道。
  “1點,5點半換班。”
  “從你去放哨到憲兵找到你這段時間,有別人經過你的哨所嗎?”
  “沒有。”
  “你听到過什么不平常的聲音嗎?”
  “听到過。”
  “什么?”
  “貓頭鷹叫,在這個地區不太多。”
  “我明白了。”這時我想起了辛西婭,忙改口問:“你看見過什么不尋常的東西嗎?”
  “見過車燈的光。”
  “什么樣的車燈?”
  “很可能是她開的那輛吉普車。”
  “什么時間?”
  “凌晨2點17分。”
  “請你描述一下你見到的情景。”
  “我看見了燈光,車在一公里外的地方停了下來,后來燈就滅了。”
  “車燈是一停車就滅了,還是過了一會儿?”
  “車一停下就滅了。只見車燈閃了一下,車停了,車燈就滅了。”
  “當時你是怎么想的?”
  “可能有人開車正向這邊來。”
  “但他們停下了。”
  “是的,當時也不知道該想什么。”
  “你想過要去報告嗎?”
  “當然想過,我當即打了電話。”
  “打給誰的?”
  “海斯中士。他是警衛室的中士。”
  “他說什么?”
  “他說彈藥庫除了我所在的地方,別處都沒有什么可偷的。他命令我不許走開。”
  “你怎么說的?”
  “我告訴他事情有些奇怪。”
  “他說什么?”
  “他說附近倒是有個廁所,可能有人正在上廁所,還說也可能是值勤官在巡邏,讓大家警惕。”她頓了頓又說:“他還說好多人在美好的夏夜到那儿去做愛。這可是他說的。”
  “那還用說。”
  “我不喜歡說髒話。”
  “我也不喜歡。”我仔細看了看眼前這位年輕姑娘。她單純、机靈,至少也可以這樣評价她,她是個很合适的證人,她有很敏銳的觀察力,這种觀察力可能是生來就有的,也可能是后天練出來的。顯然我還沒完全掌握她所知道的線索,所以她不肯主動提供任何線索。我說:“一等兵,你知道坎貝爾發生了什么事嗎?”
  她點了點頭。
  “我已經受命要抓獲罪犯。”
  “听說她不但被殺而且被強奸了。”
  “可能是。所以我要和你談談,不一定非談我問到的事。談談你的……你的感覺,你的印象。”
  她的表情開始有了變化,緊咬著下唇,從右眼里滾出了一滴眼淚。她說:“當時我真該去看看發生了什么事。也許我能阻止呢。可那個愚蠢的海斯中士……”她無聲地哭了一兩分鐘,這段時間我一直低頭看著腳上的靴子。最后我說:“你接到的命令是換崗前不得离開。你不過是執行命令而已。”
  她努力平靜下來,說:“是的,可是任何一個有點常識并且帶著武器的士兵在這种情況下都會去看看的。后來車燈再也沒亮過,而我只是像個傻瓜一樣地站在那儿,連個電話也沒敢再打。直到后來我又看到另一輛車的燈光。車停下了,后來又飛快地轉了個方向,飛快地開走了。我這才意識到出事了。”
  “那是什么時間?”
  “4點25分。”
  時間和圣·約翰說的剛好吻合。我問她:“在2點17分到4點25分之間你沒再看見車燈嗎?”
  “是的。不過,大約5點時我看見了,就是那個找到尸体的憲兵。大約15分鐘后另一個憲兵跑來告訴我發生的事情。”
  “离那么遠你能听見卡車聲嗎?”
  “听不見。”
  “能听見關車門的聲音嗎?”
  “要是順風就能听見了。可惜當時是頂風。”
  我站了起來,對她說:“謝謝你,你确實為我提供了不少幫助。”
  “我可不這樣想。”
  “我這樣想。”我走到門口又轉過身來對她說:“如果我讓你回軍營,你能保證不把這些情況告訴任何人嗎?”
  “可我向誰保證呢?”
  “這樣吧,給你一星期的公假。把你的電話號碼留給你的指揮部。”
  我又回到了審訊室,只見辛西婭一個人坐在那儿,雙手抱著頭,可能在看剛才的審訊記錄,也可能在思考什么。
  我們把審問記錄對照了一下,發現死者遇害的時間在2點17分到4點25分之間。我們還推斷出,罪犯或者罪犯們有可能在安·坎貝爾的吉普車里,或者早在犯罪地點等著了。如果罪犯自己也開著車,那他肯定沒開車燈,或者將車停放得离羅賓斯值班的哨所很遠。關于這一點,我一直認為是安·坎貝爾把他或他們開車接到犯罪地點的,但我并不否認這次謀殺是預約好的一場幽會所致,突然襲擊的可能性相對小一些,因她的吉普車剛一停下,車燈就關了。如果有人中途劫持,那么停車和熄燈之間肯定有一段間隔。辛西婭問:“如果是一次幽會的話,那她為什么還要開著車燈呢?”
  “很可能是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她有公事在身,如果不開車燈被巡警看見,肯定會被攔住查問。”
  “是這樣。可是車燈已經引起一笑兵羅賓斯的注意,安·坎貝爾為什么不先去哨所穩住羅賓斯再回到幽會地點呢?”
  “問得好。”
  “還有,為什么要把幽會地點選在离哨所1公里以內的地方?要知道,周圍還有几十万英畝的軍事用地供他們選擇呢。”
  “是的,可是根据羅賓斯從她上司那儿得到的情況,那儿有個廁所,還有自來水,所以人們才到那儿去做愛。可能是為了完事后清洗方便吧。”
  “也可能她是被一個心理變態的家伙劫持到那儿去的。你知道,心理變態的人根本意識不到他离哨所有多遠。”
  “也可能。不過從一些明顯的證据來看,劫殺是不可能的。”
  “那么她為什么偏要選在值勤的那天晚上去干呢?”辛西婭又問。
  “這是作樂的一种方式,女人也有作樂的怪癖。”
  “她值班時也的确是在值班,作樂是她的另一种生活。”
  我點了點頭說:“說得好。”我問她:“你覺得圣·約翰隱瞞了什么嗎?”
  “噢,他沒有掩飾自己的觀點。總的來說,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訴我們了。羅賓斯呢?”
  “她對我講了很多。她長得也不賴,來自亞拉巴馬,是個干淨利落的農村姑娘。”
  “如果她是個一等兵的話,那年紀完全可以做你的孫女了。”
  “好啦,你還是去吃午飯吧,我去給卡爾打電話,要是別人在我前頭向他報告了這個消息,我會挨槍子儿的。”
  “好的,”她站起來說,“讓我參加這個案子吧,保羅。”
  “這可要由赫爾曼先生決定了。”
  她戳了我肚子一下說:“不,這要看你的意思,只要你告訴他你要我參加就行了。”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會同意的。”
  我把她送到她的車旁。她上了車。我對她說:“過去的6小時零20分鐘和你合作得很愉快。”
  她笑了笑,說:“謝謝。我可是只有14分鐘過得還算愉快。我們在哪儿見面?什么時間?”
  “下午兩點,在這儿。”
  她把車開出來。我目送她消失在去基地的車流中。
  我回到憲兵司令部大樓,去找肯特為我准備的辦公室。原來他給了我一間沒有窗戶的屋子,里面有兩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文件柜,剩下的地方只能放一只垃圾桶。
  我在一張桌子旁邊坐了下來,看了一下那本通訊錄,然后把它扔在一邊,陷入了沉思——我不是在思考案子本身,而是此案牽涉到的政治內容、人際關系,還有我為了保護自己可使用的絕招,然后才開始考慮起這個案子來。
  在給赫爾曼打電話之前,我得把收集到的事實理順,并把我的理論和觀點隱藏起來。卡爾注重事實,但如果個人的看法對嫌疑犯不利,他也考慮你的看法。卡爾不是個政治野心家,所以本案潛在的那些問題他不太感興趣。在人力安排上,他堅持只要是他的命令,大家就要全力合作。記得去年在布魯塞爾我還向他提過一個要求,不論辛西婭在哪儿辦案都不要派我去。我還向他解釋說我們之間有點個人的隔閡。他雖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還是向我保證過,一定考慮我的請求。
  我拿起電話,撥通了福爾斯徹奇,為能攬了卡爾一天的生活而暗自得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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