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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但是這個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給我寫信說:“《寬容》一書出版于一九二五年。現在已經快成古典作品了,我們想搞一個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個‘大眾化的价格’”。如果他們要對原作作必要的安排,我還愿意寫最后一章嗎?也許我可以試著盡力說明,寬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內為什么這樣慘淡地破滅,我們如今的時代為什么還沒有超脫仇恨、殘忍和偏執!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話,那我可以講出來嗎?
  我回答說,解剖美麗的寬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興的事,卻是應該做的,我覺得這是我的責任。
  下一個問題是,我應該在哪一頁与十五年前寫的這本書告別,開始寫后記呢?
  出版商建議我刪去最后一章,因為結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歡呼。關于這一點他們無疑是對的。的确沒什么可高興的,用《英雄》中的葬禮進行曲伴隨我的結束語,比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充滿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過細想之后,我覺得這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樣,對前景都很悲觀。但是這本書還要留在世上許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還是讓下一代知道,一九二五年怎樣激起了我們對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一九四○年又是怎樣徹底打破了這些光輝的夢想,為什么會發生這种事情,我們犯了什么錯誤才導致這場可怕的災難。
  經過几次通信后,我說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還是通情達理的,下面便是我給出版商寫的內容,作為《寬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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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七年可以說是個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鍋”,人類所有的邪惡弊端全部匯集在里面,成了大雜燴,它會毒死我們所有的人(除非我們發明一种又快又靈的解毒藥)。我仔細研究了倒入這個嘔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份,也不厭其煩地觀察了對這個可惡的大雜燴負主要責任的那些人。那個大雜燴臭气熏天,正在我們整個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民主國家中的人一樣,看到下等的廚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擁戴,真是大惑不解。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為這令人作嘔的大雜燴而欣喜若狂,而且還用全部時間把它強灌進對他們毫無妨害的旁觀者的喉嚨。這些旁觀者顯然更喜歡祖傳的善意和寬容的濃湯,可他們要是不對大雜燴表示出高興的樣子,不吃下這堆翻腸倒胃的東西,就馬上會被殺死。我盡力了解了這种事情怎么會發生,以滿足我的好奇心。現在我要告訴你我耐心觀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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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的起因,我建議大家效仿精明可敬的政治家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住在紐約州的阿爾巴尼,現在住在帝國大廈。我們首先看一下記錄,看能找到什么。
  我這里提一個問題,它似乎有點离題,但是(過一會儿你就會看到)和我們要解決的難題卻有密切關系。你養過狗、貓或其它家禽動物嗎?你研究過這些卑賤的動物對豢養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園和后院的態度嗎?你一定注意到,這些不能說話的動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訓練,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庸地珍視著它們自認為的“權利和特權”。同一條警犬,它可以讓主人的孩子拉著它的尾巴在屋里轉圈,也可以讓孩子從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孩子剛剛踏上屬于“它”家的草坪時,它就馬上去嗥叫不止。德國种的最小的獵狗一定注意到了鄰居家北歐种粗毛大獵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獵狗敢于跨越它認為是區分自家領地和鄰居地盤的界限一步,它便會扑向那頭凶猛的大獸。甚至只顧自己舒服的貓,當另一只貓膽敢闖入自己的爐邊時,也會勃然大怒。
  捕捉大獵物的獵人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習慣。他們告訴我說,野獸具有集群本能,外面的野獸休想加入它們的部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對于它們迅速削弱的實力來說是多么有利。那些假裝懂得不會說話的魚的心理的人對我講,甚至在這些冷血動物當中,當一個陌生的魚出現時,也有一种固定的行為准則,在河流岩石之間固定的場所栖息的魚,從來也下會讓一條外來的魚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不很精通動物學,但我學到了一點關于人類的知識,當我研究人類在所謂歷史時期(在這段短暫的時間里人類記錄了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的行為記載時,我發現了什么呢?我發現從開始到現在,人類從來就是“群居動物”,只有當一個人感到自己屬于由同路人結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都苟和于自己繼承的信仰、偏見、偏愛、恐懼、希望和理想時,這個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當然,經濟上的需要偶爾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對抗的部落,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這种安排總不能持久。真正使許多人不顧艱難險阻和危險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因為他們有許多涇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見、共同偏愛、共同恐懼、共同希望和理想。
  看一下從喬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記載。各個時代各個地方的情況都一樣——每個團体、每個部落、每個宗派、几乎每個家庭,都堅持与鄰居們保持一定距离,因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沒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動的任何基礎。我給你舉一個盡人皆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從一開始都用什么名字稱呼自己呢?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們稱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選民”,更荒謬的是,“屬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賤的小農,但他們卻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猶太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蘇密”——現在人們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蘭,它的意思(人們告訴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許多部落——我們最熟悉的只是塔希提島人——也稱自己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亞同西亞、北非和北歐相距万里之遙,在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間毫無共同之處。可是有一點,他們都明顯地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們看不起人類的其他成員,認為他們是异己,不体面,應該受到鄙視,如果可能,還得躲遠一點。
  在這個触目惊心的規律中,乍看起來希腊象是一個例外。但是他們高傲地堅持自己是海倫的直系子孫,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這表明他們很尊重本种族的人。他們輕蔑地把非希腊人指為野蠻人(希腊文barbarous這個詞的意思是陌生、外來、粗野、奴性和無知),這暴露了他們非常蔑視所有的非希腊人,粗率無禮地稱他們為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的确高出一籌而且心胸寬廣的著名科學家、哲學家們也認為他們是劣等人。這表明至少在這個方面,他們和愚昧無知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的水平一樣,那些土人從來沒學過三以上的數,但卻十分得意地告訴歐洲最早的來訪者說,如果問他們是什么人,將是非常愚蠢的,因為他們顯然是獨一無二和絕無僅有的“上帝的人”。
  我們注意到的羅馬人不受這种傲慢無禮的討厭形式的束縛。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評价低于旁人。千万不要這樣認為!他們象現代的英國人一樣,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所以他們從不認為有必要就這一點做任何明确的解釋。他們是羅馬人,這就夠了。對這么一個顯而易見的事——這是人人都能看見的——大惊小怪不免有失体統。羅馬人對此并不在乎,至少在這方面是不在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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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純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數部落和民族認為自己是獨一無二值得被稱為真正的人民的人,這一點我就談這么多吧。但這只是一個細節,因為伴隨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識,還有對宗教、道德、風俗這些不同但至關重要的問題的特定的信仰。結果,每個集團無論大小都總是居住在壁壘森嚴的城堡里,用偏見和固執這個堅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來的影響。
  美國已經獨立地生存一個半世紀了。誠然,清教徒的不寬容行徑是沒有什么可吹噓的,但是我們畢竟避免了最危險的极端行為。可是現在,邊遠地區已經開發了,國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們卻似乎沒有從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錯誤事例中吸取足夠的東西。就在我們的土地上,各個种族團体仍緊緊地抱成團,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象根本沒有听說過《人權宣言》一樣。宗教團体好象從未談過憲法中對出版自由的規定,不但強令自己的成員應該閱讀和思考什么,還不顧由全体人民選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來。在咫尺之間,我們就能看到(如果我們愿意這么做的話)一种狹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發展,它直到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時一直被認為是黑暗時代的不幸殘余。
  很明顯,我們對形勢的樂觀看法有點過早。在近六年的發展中,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見和片面的民族主義、种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增長開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們相信,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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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并不是一個愉快的發現,但正如一個喜歡哲學的法國將軍不久前說的那樣(几乎是預言):“對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沒有用的,因為事實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會改變”。所以讓我們勇敢地面對這些最不受歡迎的發展,作出合乎邏輯的結論,找出對付它們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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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最廣博的意義講,寬容這個詞從來就是一個奢侈品,購買它的人只會是智力非常發達的人——這些人從思想上說是擺脫了不夠開明的同伴們的狹隘偏見的人,看到整個人類具有廣闊多彩的前景。他們就象我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奧里利厄斯·希馬丘斯向我們提出質問:既然我們舉目共望同樣的星星,既然我們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謎深奧得只有一條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們為什么還總是彼此為敵呢?但是如果我們敢于這樣做,并且引證一個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語,那些堅持只有一條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們的那條道路)的幫派的不寬容首領就會馬上向我們嚎叫起來,并投來石塊和木捧,那些沒有沿著他們的狹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遠淪入地獄,因此便嚴厲鎮壓他們,來防止他們的怀疑影響別的人,使別的人也去試一試在“唯一權威性的地圖”上沒有標出的路徑。
  昆塔斯·奧里利厄斯·希馬丘斯生活在公元四世紀。從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們偶爾用提高嗓門的方法來捍衛這种精神和种族問題上的中立態度。他們偶爾(但僅僅是很短的時間)甚至成功地創建了自己的團体,在那里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許按照自己的方式尋求拯救。但這种寬容的態度總是由上層領導強行實施的。它從不來自下層,他們不甘于接受來自上層的干預,使憑借著傳統的權力,總是要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如果沒有別的方法使別人開竅,就用武力迫使他們“入會”,因而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馬。
  所有的美國人應該永遠感激不盡的是,他們的聯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學家締造的,這些人無愧于哲學家這個詞,他們具有廣泛的實際經驗,完全擺脫了十三個移民區早期歷史上典型的狂熱宗派主義。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報答,但等他們過世以后,千百万饑餓的歐洲人便潮水般地涌進了他們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國的美麗土地,這些歐洲人不僅帶來了強壯的臂膀(這是他們必需的),還帶來了古老的先入為主的偏見。他們只相信自己見解的正确性,在各個問題上只能依從自己,絕不能兼听旁議。
  當時我們太樂觀了,又忙于勘探大陸的資源,以至于覺得有了這口大熔爐就能解決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質,最好是經過緩慢复雜的過程,還需要經常的監督和照管,因為人的靈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們知道的任何物質都頑固。結果便是現在這個局面,用机關槍和集中營武裝起來各种各樣現代的不寬容比中世紀的又胜一籌,因為中世紀要“說服”异教徒也只不過使用地牢和緩慢燃燒的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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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能做些什么?前几頁我講過,我并不信賴對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視無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樂觀的結論:至少在目前我們對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態是做不了建設性的事情的。我們必須接受這种形勢,同時又要緩慢地為將來作出細致的計划,這點是确定無疑的,我們再也不能讓自己措手不及了,因為文明再也經受不住類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無休止的打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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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象一場颶風。它不僅摧毀了大部分人類組織,而且使許多人死去或陷于窮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長的時間里消除這些損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這場災難中幸存下來而且一毛未損的人們,興致勃勃地只顧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別人變成了廢墟的大廈。最后,在周圍受打擊最重的被遺棄的里弄里,要進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經完全不可能了。接著,在一些凄涼的地窖的廢墟里,誰也不知道從那儿跑來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們聚集一些被拋棄的人,開始宣講自己發明的學說,這些人是在荒涼的灌木叢里長大的,那里根本不會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學。
  既然重建工作已經落后了許多年,我們就可以用正确的觀點觀察它。世界大戰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鮮空气、陽光和好的食物,這比任何東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卻是饑餓和失望。于是許多有害的新學說應運而生,它使我們想起了那些難以置信的信條,它們是在三、四世紀小亞細亞衰敗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彎曲小街里發展起來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預言家們的信徒餓得受不了,便逃了出來,涌入我們相對平靜的村庄里,我們對此毫無准備,就象十七個世紀以前的亞歷山大人一樣,那時附近沙漠里的暴徒圓睜怪眼,闖入學校,處死了哲學家,因為他們傳授的寬容學說意味著對那些自認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們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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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們現在象過去一樣惊訝和絕望。現在我們再想掃除席卷了整個地球的瘟疫——偏執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經為時過晚了。但至少我們應該有勇气承認它們存有的現實,把它們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類性格在現今生活中的再現,多少年來,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著,等待時机東山再起。時机一到,它們不僅要凱旋而歸,而且由于受了這么長時間的壓抑,其狂暴、憤怒和凶殘的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甚。
  這就是現在展現在我們恐怖的目光前的圖景。我們自己(為遼闊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發的這場种族和宗教狂熱的惡果中還相對安全。但如果我們不常備不懈,病毒就會登上我們的海岸,把我們毀掉。
  剛才我問自己:“我們能做些什么?”就我看來,除了保持頭腦冷靜和時刻做好准備,沒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會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沖動只能加速崩潰的過程。因為民主的敵人會把我們的怜憫和長期容忍的態度誤解為單純的軟弱,因而會采取相應的行動。將來我們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我們才會想到,歐洲中部的民主國家和我們一樣,也是這樣被毀滅的,他們對持完全對立的理論的人大談什么寬容,就猶如對白螞蟻甜言蜜語地吹噓“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權力”,而這些白蟻卻正在摧毀我們腳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當前形勢,進行直截了當的反攻已經太晚了。是我們鼓勵了敵人進來。我們給予他們各种安全保護,直到他們有足夠的力量反對自己的保護人,并且迫使保護過他們的人過下等的生活——沒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們星球上屈指可數的几個角落里還殘存著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義感的人有責任——迫切的和絕對的責任——養精蓄銳,保存自己,以便迎來開始進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應該認為這是失敗主義者的表現,或是不敢應戰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實就是事實,由于不可饒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气,我們暫時喪失了許多領土,因而多少在目前我們應該撤退,然后為再發動一次啟蒙運動作好准備。
  這樣就給予我們在寬容問題上實際鍛煉自已的任務。我們應該結束得過且過、漠不關心的局面,首先要擺脫這种事情不會在這里發生的想法。它們不僅可能發生,而且已經發生了,還屢見不鮮。當我們勇敢地接受軍隊式的嚴明紀律——這支軍隊受命進行一場決戰——的時候,必須為那個快樂的時辰做好堅實的准備,那時我們能夠又一次為帶來最后和永久的理性而前進,使它發揮威力,給予自由。
  朋友們,這儿有一項留給几個堅定的自愿者的工作。我承認這將是我們所接受的最困難的一場斗爭,但是擔當它的人將流芳百世。這場光榮斗爭的幸存者將作為人類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們的歡呼——他們使人類解脫了多少代以來的偏見和自詡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縛,這种偏見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懼,會使最謙卑最溫順的人變成万物之中最殘忍的畜生和寬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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