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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個南方女郎

〔美國〕菲茨杰拉德

　　弗·斯·菲茨杰拉德（１８９６∼１９４０），美國小說家。生于美國明尼蘇達州保羅市一個商人家庭。１９１７年于普林頓大學輟學入伍，１９１９年退伍。次年發表長篇小說《人間天堂》，一舉成名，遂与姍爾達·賽瑞成婚，她對他的生活和創作都產生較大的影響。他的創作傾向具有“迷惘的一代”的特征。１９２５年其代表作《偉大的蓋茨比》出版，以對美國理想的破滅揭示了他的雙重性格和內心沖突，被譽為當代最深刻的一部美國小說，從而确立了他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使其成為２０世紀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此后，他的重要作品還有長篇小說《夜色溫柔》和《最后一個巨頭》。
　　《最后一個南方女郎》是一篇關于几個軍人和一個南方女郎愛情糾葛的短篇小說。
１

　　經受了亞特蘭大１那富有戲劇性的、十足南方風味的魅力后，我們大家都認為塔萊頓真是個鬼地方，因為那儿比我們到過的任何地方都熱——第一天就有十几個新兵倒在佐治亞州火辣辣的太陽底下。要是你看到牛群被黑人“唏……
　　呀”地吆喝著慢慢赶過商業街，你就會覺得在炎熱的大白天也會恍恍惚惚——人們多么想動一動手或動一動腳，以便知道自己還活著。
　　我留在外面的營房里，听沃倫少尉講那些姑娘們的事情。
　　那是１５年以前的事了，我忘了我當時是什么感覺，我只知道光陰一天一天地逝去，日子比今天好過，我的心里是空空的，因為她在北方舉行了婚禮，她的光彩在我心里留駐了３年。我看了報紙上的報道和照片，那是“一次帶著火藥味的浪漫主義婚禮”。一切是那樣豪華，然而又顯得那樣凄然，我清楚地記得天空在昏暗中閃光，婚禮就是在這樣的气氛中舉行的。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的故作風雅的人，所以我基本上是羡慕多于悲傷。
　　有一天我到塔萊頓去理發，在那儿正巧碰上一位名叫比爾·諾爾斯的可愛的小伙子，他在哈瓦爾德，是屬于防衛軍的，在我們的駐地前面，但最后被調至空軍而留在那儿。
　　“見到你很高興，安迪，”他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說，“在我去得克薩斯以前，我會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的，這里确實只有３位姑娘……”
　　一談到關于３位姑娘的一些神秘的事情，我的興趣就來了。
　　“……這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們站在一家雜貨店門口，他把我推了進去，把我介紹給那位年輕姑娘，但她馬上使我感到討厭。
　　“另外兩位叫艾利·卡爾霍恩和薩莉·卡羅爾·哈珀。”
　　從他提艾利·卡爾霍恩的口气來看，我猜想他很喜歡她。
　　他老是在想，如果他走了，她將怎么辦，照他的意思，她應該安安穩穩、太太平平地過日子。
　　處在我這樣的年齡，我毫不掩飾地承認——不是我准備在她面前獻殷勤——艾利·卡爾霍恩，這是多么迷人的名字呀！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一個漂亮的姑娘。對這樣一位姑娘，另一位年長一點的有權利說，她不配一位２３歲的人。要是比爾問我，我會不假思索、鄭重其事地發誓說，艾利對我來說是一位姐姐，但他沒有問，只是惱怒地大歎一口气，因為他現在不得不隨軍而走。３天后他打電話給我，對我說，明天早上是該走的時候了，他將在今晚帶我到她那儿去。
　　我們在飯店門口見面，一起到城里去。那是一個炎熱而開滿花朵的黃昏，卡爾霍恩家門廊的四根白色大柱子面對著街道，台階后面交錯蜿蜒地垂挂著葡萄蔓，看上去就像一個幽黑的地獄。
　　我們沿著花園小徑走去，一位穿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在門內喊道：“很抱歉，讓你們久等了，”但當她看見我們時，又補充說，“啊，我以為你們１０分鐘以前就到了……”
　　我們剛坐下，第三位男子——哈里·利駐地的飛行員從黑暗的階梯走來，她中斷了開場白。
　　“啊，坎比！”她叫道，“您好嗎？”
　　他和比爾·諾爾斯緊張地等待著，就像兩個打官司的人一樣。
　　“坎比，我想小聲告訴您一些事情，我親愛的。”她接著又說：“請原諒，比爾。”
　　他們走開了几步，接著坎比少尉以极度憤怒的聲調說：
　　“那就星期四，可是說定了啊。”他向我們微微點了點頭——
　　這一舉動几乎使人感覺不到，然后，他走開了，往花園小徑走下去，他那馬靴在燈光下一閃一閃。
　　“喂，您來吧，我一下子記不起您的名字了……”
　　這就是他所說的南方姑娘，他把美國南部的姑娘看得十分純洁。我總算領教了艾利·卡爾霍恩，盡管我從未听過魯思·德雷珀的歌劇，也從未讀過馬斯·欽的小說，但我覺得她机智敏捷、能說會道、善于使人迷惑、具有南方英雄時代的父老兄弟和奉獻者那种暗示背景的本領。她還有一种不斷和炎熱作斗爭的無可挑剔的冷靜態度，有時她說話的腔調好像在對奴隸下命令，有時又變得無比溫柔、嫵媚，如美好的夜色一樣討人喜歡。
　　在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面目，但是當我站起來告辭時——顯然，他們不希望我再呆下去——她處在從門那邊照過來的桔黃色燈光中，我發現她個子不高，一頭金發，她臉上抹了太多的大紅胭脂，和那涂得像小丑一樣白的鼻子相映成趣，但這并未影響她的魅力，她畢竟是夜空中的一顆明星。
　　“如果比爾走了，我將每晚一個人坐在這里，也許你可陪我到俱樂部去參加舞會。”這一親切的預言使比爾哈哈大笑起來。
　　“您等一下，”艾利輕聲說，“您的槍背歪了。”
　　她又幫我把肩章上的標志弄弄正，對我看了１秒鐘，不僅僅出于好奇，那是一种探索的目光，似乎在問：“你能做到嗎？”然后我就象坎比少尉那樣勉強地离開了，消失在突然變得無聊的夜色中。
　　兩星期后，我和她又坐在這柱廊里，說得更确切些，她半躺在我的怀里，然而卻沒有碰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我想吻她，可是沒成功，我几乎試了１個小時，始終沒有成功。我們在開玩笑地爭論，爭論我說話是不是真誠的問題，我的理論是，如果她允許我吻她，我會愛上她的，而她卻說，我顯然不是很真誠的。
　　在兩次這樣的爭論間隔中，她向我提起了她哥哥，他在耶魯大學念書的最后一年中去世了，她把他的相片給我看——一張漂亮而嚴肅的面孔，長著一頭鬈發。她對我說，如果她結識到一個長得和他哥哥一樣的人，她就會嫁給他。這种家庭唯心主義使我非常泄气，盡管我有強烈的自信心，可我還是感到，要競爭的話，我不是那位死者的對手。
　　就這樣度過了一個晚上，其他夜晚也是這樣打發的，每次見面結束給我留下的就是回憶玉蘭花的香味，帶著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滿情緒回到營房。我從未吻過她。星期六晚上我們去看歌舞劇、到俱樂部去——她只是偶爾和同一個男人跳上１０步舞、她把我帶到花園的窗戶邊看整頭家畜串在鐵杆上燒烤、去參加狂熱的西瓜晚會。她從來不把我的感情放在心上，從不把我對她的感情化作愛情。今天我才知道，要她那樣做的話也不是難事，然而她是一位聰明的１９歲的女子，她知道我們在感情上并不般配，所以我只是她的一位好朋友罷了。
　　我們談到比爾·諾爾斯，她是在認真地考慮比爾的，盡管她不愿承認這一點，但某一個冬天在紐約一個學校里的經歷以及在耶魯大學的一次舞會使她的目光從此望著北方。當是她說她是不會嫁給一個南方的男子的。漸漸地我發現，從感情和意志來看，她和那些唱唱黑人歌曲、在俱樂部的酒吧里擲雙骰子的姑娘們不一樣，所以比爾、我和其他人都喜歡上她那儿去，我們贊賞她。
　　在６月和７月，當海外傳來模棱兩可的打仗謠言時，艾利的目光在俱樂部的舞池上東掃西瞄，她在那些個子長得很高的年輕軍官中尋找著，發現有几個是迷人的，這是她用尖銳而毫不含糊的眼光挑選出來的——坎比少尉當然是被排除的，她好象有點鄙視他，但卻仍和他有約會，“因為他很真誠”。整個夏天我們就這樣分享著夜晚的時光。
　　有一天，她取消了所有的約會——比爾·諾爾斯休假，要到塔萊頓來。我們用科學的冷靜態度在研究這件事——他會促使她作出決定嗎？偏偏坎比少尉一點不客觀、不冷靜，他就是這么不知趣。他對她說，如果她和諾爾斯結婚的話，他就把飛机升到２０００米高空，然后將發動机關掉，讓飛机墜下來——他在嚇她。在比爾到來前，我和她的最后一次約會只好讓給了坎比。
　　星期六晚上，她和比爾·諾爾斯到俱樂部去，他們是美妙的一對，我感到羡慕和憂傷。他們在跳舞時，３人樂隊奏起了《你一走，一切都流逝》，奏得那么令人心碎，我似乎至今仍能听見——每個節拍都是珍貴的１分鐘。我很清楚，塔萊頓已經變成了我的一塊心頭肉，我有點不好意思地看看周圍，外面炎熱而幽暗，在歌樂舞中出現了一對一對穿蟬翼紗和橄欖綠制服的情侶，我想看看有沒有什么人向我走來。那是青春時代和戰爭時代，在這片土地上以后再也沒有萌發過這么多的愛情。
　　我和艾利跳舞時，她突然建議，我們應該出去，坐上一輛小車。她想知道，今天晚上男人們為什么不想和她接近，難道他們認為她已經結婚了。
　　“你會結婚嗎？”
　　“我不知道，安迪，有時候，如果他把我奉若神明，我就覺得很激動，”她輕聲說，“可是……”
　　她笑笑，她那溫柔、嬌嫩的身体碰到了我的身体，她的臉向我靠過來，在這一剎那——而比爾·諾爾斯就在１０米遠處，我想終于有机會和她接吻了，我們的嘴唇輕輕地碰上了，准備……正在這時，一位飛行軍官從柱廊拐角走過來，我們就在柱廊旁邊，他在黑暗中找到了我們，猶豫著說：
　　“艾利。”
　　“嗯。”
　　“您知道嗎，今天下午出了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事？”她往前探著身子問，從她的說話聲中可听出她很緊張。
　　“霍勒斯·坎比墜机了，當即死亡。”
　　她慢慢站起身來，走出汽車。
　　“您說他死了？”她問道。
　　“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發動机……”
　　“噢！”她輕輕地叫了一聲，這聲音是穿過她突然捂住臉的雙手而傳出來的。她把頭靠到汽車邊上抽搐地哭泣著，但沒有眼淚，我們束手無策地看著她。過了１分鐘，我把比爾叫來，他一籌莫展地站著，很為她擔心，我告訴他，她要回家。
　　我在外面坐到台階上，是的，我不能容忍坎比，但他那可怕的、毫無意義的死亡是不能与法國每天成千上万的死亡相提并論的。
　　几分鐘后，艾利和比爾從汽車里走了出來，艾利不在嗚咽，當她看見我坐著，便很快朝我走來。
　　“安迪，”她說得又快又輕，“你肯定不會把我昨天對你說的話講給任何人听的，對嗎？我指的是坎比所說過的話。”
　　“當然不會。”
　　她又看了我一會儿，這才放心，然后發出了一聲很特別的輕歎，輕得我几乎听不見。她眉毛往上一揚，裝出一副絕望的樣子——我只能這樣認為。
　　“安……迪。”
　　我不安地看看地上，因為我發現，她在提醒我——這是一种她無意施加給男人的不祥的影響。
　　“晚安，安迪！”比爾喊道，她已上了出租車。
　　“晚安！”我回答，几乎想再加上一句，“你這可怜的笨蛋。”
２

　　我完全可以像人們在小說中寫的那樣，采取一种漂亮的做法——去鄙視她，然而恰恰相反，只要她用那嬌小的手招一下，她總是可以得到我。
　　過了几天，她正常了。有一次她沉思著對我說：“我想你肯定知道，我討厭別人在這种時刻來想我，但那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我活了２３年，除了這件事以外，還沒有親身經歷過諸如此類的怪事。有的人非常堅強、很有魄力，他們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而另一些人一碰到難題就只會丟人現眼，我希望我是屬于前一种人的，至少在艾利面前我是很有把握的。
　　對她的印象，我必須加以修正，有一次我跟一位姑娘談起接吻的事情，我們對這個問題討論了很長時間——當時的人們對接吻是說得多，干得少——我說艾利只和二三個人接過吻，而且只有她覺得她愛他的時候才接吻。那位姑娘笑得前俯后仰，倒在了地上，把我給愣住了。
　　“不過這是真的，”我對她肯定地說，但我又突然感到這不是真的，“這是她自己講給我听的。”
　　“艾利·卡爾霍恩，你真行！哼，去年在技術學院的一次春季晚會上……”
　　９月份，我們每個星期都要被召喚到海上去，從第四培訓營來了一批軍官，以加強我們的戰斗力。第四營和前面三個營不一樣，候補軍官都是從士兵中提拔起來的。他們的名字也很奇怪，不帶元音字母，除了個別几個年輕軍官外，他們根本沒有受過什么教育。我們中隊補充了厄爾少尉，他是從馬薩諸塞州的新貝德福德來的——一位身体很棒的男人，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棒的人，他身高１米８５，長著一頭黑發，臉面非常清爽，還有那一對閃閃發光的深褐色眼睛。他不算很聰明，肯定也沒受過教育，然而他是一個好軍官，自負而令人起敬。每次起飛，穿戴得体，沾沾自喜，符合一個軍人的要求。我估計新貝德福德是一個州屬城市，所以使他有點驕橫和自以為是。
　　我們是兩個軍官分住一個房間，。于是他就和我一起住在我的臨時木板房里。沒出一個星期，塔萊頓的一個姑娘的照片被他粗暴地釘到板壁上。
　　“她不是什么小舖子的女售貨員，她是社交界人物，只跟高尚的人來往。”厄爾解釋說。
　　第二個星期六下午，我認識了這位女子——在鄉下某個私人游泳池邊上。當艾利和我來到時，游泳池的另一邊冒出了厄爾那半個穿著游泳褲的肌肉發達的軀体，一面拍打起水花。
　　“嗨，少尉！”
　　我也向他招招手，他笑笑，向我使使眼色，用頭朝著他旁邊的姑娘做了個動作。接著捅了一下她的腰部，再向我點點頭，算是在向我介紹她。
　　“基蒂·普雷斯頓旁邊的那個男人是誰？”艾利問。我回答她后，她卻說，他看上去就像一個有軌電車上的售票員，她一面說，一面做出一种找車票的樣了。
　　厄爾馬上以优美的自由游泳式全力游過來，在我們這一邊爬出泳池，我把他介紹給艾利。
　　“您覺得我的姑娘怎么樣，少尉？”他問。
　　“我不是跟您說過了嗎，她不錯，是嗎？”
　　厄爾向艾利點了點頭，這次他的意思是，他的姑娘和艾利是在同樣的圈子里交際的。
　　“我們哪天晚上一起上一家大飯店去吃飯，您看怎么樣？”
　　我就讓她們自己去決定。我覺得很有趣，艾利能看出來，能得出結論，認為厄爾不是一個理想的男人。但是擺脫厄爾少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興奮而善意地把艾利那四肢勻稱的漂亮身軀打量了一番，然后認為艾利甚至比別的女人好。
　　１０分鐘后，我看見他們倆一起在水中了，艾利頑強地一蹬，游了出去，厄爾卻辟啪地拍打著在她周圍游來游去，有時他停下來，樂呵呵地凝視著她，就像一個小伙子在看一個布娃娃。
　　整個下午的其余時間，他便呆在他那位姑娘身邊，艾利也終于回到了我的身邊，她笑著輕輕對我說：“他對我很留戀，他以為我沒錢付車費呢。”
　　但她很快轉過身去，基蒂·普雷斯頓小姐站在我們面前，她的臉紅得火辣辣的。
　　“艾利·卡爾霍恩，我想你不致于竭盡全力把這位男子從另一位姑娘手中奪過去吧。”
　　那威脅性的一幕使艾利臉上露出了一絲害怕的表情。
　　“我覺得你干這种事著實有兩下了。”普雷斯頓小姐的聲音很輕，但卻很尖銳，即使听不見，也能感覺到。我看見艾利那清澈明亮的眼睛尷尬地東看看、西望望，好在現在厄爾自己也在天真地看著我們。
　　“如果他礙著你什么了，那么你應該在他面前顯顯你的威風。”艾利緊接著抬起頭回敬說。
　　她對傳統儀態方式的看法和基蒂·普雷斯頓那幼稚、激烈的占有欲是互相矛盾的，或者這么說吧，艾利的“良好教育”和其他人的習慣是格格不入的。她把頭轉了過去，走開了。
　　“請您等一下，姑娘！”厄爾叫道，“告訴我您的地址，也許我會打電話給您的。”
　　她以一种基蒂完全不感興趣的方式看了他一眼。
　　“這個月我在紅十字會很忙，”她冷冷地說，冷得就像她那往后梳得光溜溜的金發，“再見。”
　　回去的路上她笑了，在這以前，她的臉部表情猶如被卷入了一場值得怀疑的桃色事件，此刻，這种表情已消失殆盡。
　　“她永遠也得不到這個年輕人的，”她說“他想換一個新的。”
　　“顯然，他想得到我。”她這么想著，覺得挺逗的。
　　“他想把他那軋票鉗給我，就像給我一枚大學生組織的徽章一樣，多么奇怪！如果我母親看到像他那樣的家伙走進我們家里，她會昏倒和死去的。”她說。
　　為了尊重艾利所說的話，過了整整１４天，厄爾才去拜訪她，后來在一次俱樂部舞會上他又去糾纏她，惹得她十分惱火。
　　“他是個頗為粗魯的小伙子，安迪”她輕聲對我說，“可是他做的一切又是那么真誠。”
　　她用“粗魯”這個字眼，但卻沒有這樣的含義——厄爾是個南方的小伙子，她這么說，無非是表明她的耳朵對美國佬的聲音和其他人的聲音區別不出來。除了厄爾站在門檻上以外，卡爾霍恩夫人是不會因任何其他原因而死去的；艾利的父親——卡爾雷恩先生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見證實了一种按他們的愿望已經消失了的合理現象。
　　艾利，她始終自命不凡，自以為高尚；艾利，她的崇拜者始終是她周密、認真地選出來的，始終是軍營中“最可愛的”男人。艾利和厄爾少尉！我已經厭煩了——向所有的人去解釋，說什么她只是為了尋找消遣和娛樂，所以每星期都換一個人，一會儿是彭薩科拉的海軍中士，一會儿是新奧爾良的老朋友，但其他時間總是和厄爾在一起。
　　上面來了命令，要臨時建立一支由軍官和下級軍官組成的先遣部隊開往港口，然后用船送到法國去，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名單。我在靶場呆了一個星期，當我回到軍營時，厄爾馬上把我叫住，約我去听搖滾樂演奏。
　　“我們几個軍官舉行一個小型告別晚會，只有你、我、克拉克上尉和３個姑娘參加。”
　　厄爾和我負責找姑娘，我們選了薩莉·卡羅爾·哈珀和南希·拉馬爾，然后到艾利家里去，到了門口，侍者告訴我們，她不在家。
　　“不在家？”厄爾惊訝地重复著，“她會在哪儿呢？”
　　“她沒說到哪里去，只說到外面去。”“真是怪得很！”厄爾喊道，他在熟悉的柱廊階梯上來回走著，而侍者在門口等著。厄爾突然想起來了：“你知道嗎，”他對我說，“你知道嗎，她覺得受了侮辱？”
　　我等著，他轉身對侍者嚴厲地說：“請您告訴她，我必須跟她簡單說几句話。”
　　“她不在家，我怎么跟她說？”
　　厄爾又開始沉思著來回走了起來，然后點了几下頭說：
　　“肯定是因為城里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她感到受了侮辱。”
　　他用几句話向我解釋了那件事。
　　“你听著，你等在車里，”我說，“也許我會處理好這件事情的。”
　　他一面猶豫著离去，一面說：“安迪，請轉告艾利小姐，我要跟她單獨談談。”
　　經過簡短的交代，侍者把我的話傳了進去。過了片刻，他帶來回复：“艾利小姐說，其他先生她不想再看見，如果您愿意的話，那您就應該進去。”
　　她在書房里，我想象著，我將見到一張冷酷的、尊嚴受到損害的面孔，然而她看上去頹傷、困惑、失望，她的眼睛是紅的，好像痛苦地哭了几個小時。
　　“啊，你好，安迪！”她傷心地說，“我這么久沒看見你了，他走了嗎？”
　　“那么，艾利……”
　　“那么，艾利！”她重复著我的話，“那么，艾利！他對我說，他尊重我，可他站在离我３米以外的地方和那個令人討厭的女人在一起，挽著她的臂膀在勸她。后來，當他看見我時，又開始他那套尊重的把戲了。安迪，我不知道我該怎么辦，我不得不鑽進一片雜貨舖去買一杯礦泉水，我怕他會跟進來，所以請里奇先生讓我從后門出去。我再也不想見他了，再也不想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說了一些人們碰到這种情況時通常該說的話，我說了有半個小時，我無法改變她的情緒，有几次她回答說，他缺少“真誠”。我已是第四次問自己了，這個詞對她意味著什么，肯定不是指忠誠，比忠誠的含義更廣，我猜想是一种特殊的意義，她所謂的“真誠”是要人們重視她。
　　我站起來想走了，這時外面汽車的喇叭不耐煩地響了３次，這喇叭聲听起來讓人覺得厄爾就站在房間里說：“那好吧，見你的鬼去吧！我并不想在這儿呆一個晚上。”
　　艾利看著我發愣，突然她臉上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喜形于色的表情，然后又變成一副歇斯底里的哭笑不得的樣子。“他不是很討厭嗎？”她絕望地叫了起來，“他不是令人作嘔嗎？”
　　“快一點！”我說，“戴上你的帽子，今天是我們最后一個晚上了。”
　　這一晚我始終記得清清楚楚：蜡燭光在木板房里的木桌上竄跳著，增援中隊開晚會時留下的紙做裝飾品已破爛不堪，不知是哪個中隊的營房里傳來了悲凄的曼陀林演奏聲，憂郁的《我的家在印第安納》不時縈回在夏末的夜空。３位姑娘在這個神秘的“男人城”里不知所措，她們也有一种流逝的感傷，似乎坐在一塊魔毯上，向著南方的農村飛去，隨時都會遇上一陣大風，把它刮走。我們互相干杯，為南方干杯。然后我們把餐巾、空杯子留在桌子上，同時也留下了以往的歲月，于是手挽手地迎著月光走出去。已經吹過歸營號了，周圍一片寂靜，只有遠處的一匹馬在嘶叫，哨所站崗的士兵胸前斜抱著槍支在大聲打鼾，連肩上的皮帶也在發聲，我們忍俊不禁。克拉克今晚值班，我們其他人上了小汽車，讓克拉克的姑娘在塔萊頓下車。
　　然后艾利和厄爾、薩莉和我，我們兩對坐在寬敞的后座，每一對避開另一對，低聲地管自己說著話。我們開向無垠的茫茫黑夜。
　　我們開過云杉林，林中是沼澤和地衣，在白里泛黃的棉花地之間沿著公路開，公路白得就像世界的邊緣。我們把車停在一個磨坊的影子中，听著嘩嘩的流水聲，听著鳥儿不安地唧唧叫。我們感到有一种光輝在到處亂鑽——鑽到倒塌的黑人茅屋里、鑽到汽車里、鑽到我們急跳的心髒里。南方在對我們歌唱。
　　我真想知道，他們是否還在回憶這些，反正我還在回憶——那些又冷又蒼白的面孔，睡意已濃、閃爍著愛的眼睛，還有那難以忘怀的對話聲：
　　“你高興嗎？”
　　“是的，你也高興嗎？”
　　“真的高興？”
　　“是的。”
　　我們突然感到夜已深沉，什么也不會發生了，這才開回家去。
　　第二天，我們中隊開拔到坎普米爾斯去。謝天謝地，最后我總算沒有被派往法國，我們在長島度過了寒冷的１個月。
　　我們行進著，把鋼盔系在一邊，登上了一艘運兵船，然后又下船，再行軍。等我們到了目的地，戰爭已結束，所以我沒有赶上打仗。回到塔萊頓時，我想盡一切辦法要退伍，但因我持有職業軍官證書，所以整個冬天我一直留在部隊。厄爾卻是第一批退役的軍官之一，他想趁還有選擇余地的時候，謀一個好差使，艾利不想把事情定下來，但是他們已經約好了——他應該回來。
　　１月份，把這個城市整整控制了２年的營房最后消失了，只有那焚燒爐發出的持久的臭气使人回想起熙熙攘攘的往昔。留下的人心煩意亂地聚集在師團大本營，和那些同樣錯過戰爭的、悶悶不樂的職業軍官呆在一起。
　　現在，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男子紛紛從塔萊頓回去了。有的穿著加拿大制服，有的拄著拐杖，有的斷了手臂。從前線返回的國防軍中的一個營在大街上正規行軍，以紀念他們在前線陣亡的官兵，人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浪漫主義的場景。
　　不久，他們在城里的商店里把軍用品全賣掉。俱樂部的舞會上也只有少數穿軍服的男子出現在燕尾服中。
　　圣誕節前，比爾·諾爾斯意外地到來，但他第二天就走了——不是他向艾利發出了最后通牒，就是艾利作出了最后決定。如果她沒有被那些從薩凡納和奧古斯塔凱旋的英雄們占有的話，我有時能看見她。我這個人好像還帶有一點老式觀念的殘余——我确實也是這樣的人。她毫無把握地等待著厄爾，正因為心里沒底，可以她壓根儿就不愿提這件事。在我最后終于可以退役前３天，他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是在馬凱特大街上，他們在一起逛街。
　　在我一生中，從未有過像這一對情人那樣使我痛心的事，盡管這种事情几乎在每一個駐過軍隊的城市都發生過。倘若你只看厄爾的外表，那么你得到的一切印象都是錯誤的。他戴著綠色的帽子，上面插了一根引人注目的羽毛，他的西裝是開口的，并鑲有條邊——一种怪誕的時髦，和時裝畫報上出現的或電影結尾時所做的廣告一樣。顯然，他在原先那位理發師那儿理了頭發，因為鬈發又披在他那修飾得干干淨淨的玫瑰色脖子上。他并非想裝出一种寒酸相，看了他這副樣子，倒使人覺得置身于某一工業城市的舞廳或某個旅游地，應該說艾利更有這种感覺，因為她從來沒有設想過現實，穿了這身衣服，使他那健美的身軀更加体現出天然的魅力。他在吹噓他那优越的工作，說什么等到他有机會毫不費力地賺錢時，他們的日子會過得寬裕的。然而當他回到她的世界、了解到她的條件后，他應該清楚，事情已毫無希望了。我不知道艾利說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對她來說，苦惱与震惊相比哪個分量重。她處理事情干脆利落——在厄爾到達后３天，他和我就坐在去北方的火車上了。
　　“好了，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他痛苦地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姑娘，但對我來說，她太聰明了。我認為，她應該嫁一個能給她提供高尚社會地位的富翁。這么一位自命不凡的人我是高攀不上的。”
　　過了一會儿他又說：“她說，我應該一年以后再來，去看她。但我是不會再來了。如果你有錢的話，這么一位裝腔作勢的高貴女人當然是好的，可是……可是這一切不是真的。”
　　他不想再說下去了，他在這個州的社交場中度過了十分滿意的６個月，而現在，這一切對他來說顯得那么矯揉造作、扭扭捏捏。
　　“喂，你看見沒有，剛才是什么人上車了？”過了片刻，他問我：“兩個絕妙的姑娘，是單獨的，你看怎么樣，我們到下一節車廂去，請她們一起吃飯，我要那個穿藍衣服的。”他走到車廂中部時，突然向我轉過身來。“你說說，安迪，”他皺著眉頭問我，“我問你，她怎么知道我是電車售票員？我根本沒跟她說過。”
　　“我不知道。”
　　我在哈瓦爾德結束法律學習后，沒有用上專業，倒開始造起民航飛机來了，后來又去筑路，為那些被卡車壓坏了的石頭路加上堅固的路床。有整整６年，艾利的名字几乎沒有出現在圣誕卡上。炎夏的晚上，每當我回憶起玉蘭花時，她就像微風一樣輕輕吹進我的心坎。偶爾有一次，一位在軍隊里的熟人問我：“那位討人喜歡的金發女郎到底怎么樣了？”然而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天晚上，我在紐約的蒙特馬爾特俱樂部碰巧遇到南希·拉馬爾，從而得知艾利和一個男子在辛辛那提訂婚了，她已到北方去看望過他的家庭，后來又解除了婚約。她和先前一樣漂亮，總有一二個狂熱的崇拜者圍著她轉。然而比爾和厄爾都沒有再來。
　　几乎同時，我听說比爾和一位在船上認識的姑娘結了婚，把６年的創傷治好了……如此而已。
　　說來也怪，在印第安納的一個小火車站里，當我在暮色中瞥見一位姑娘時，我突然產生了要到南方去的念頭。姑娘穿著挺刮的玫瑰色蟬翼紗，挽著一位男子——他從我乘坐的車廂下車，坐到一輛等在車站外面的小汽車里。看到這一情景，我感到一陣刺痛，我似乎覺得她把他綁架到過去歲月的迷茫的仲夏世界去，時間好像停住了。那些迷人的姑娘們——
　　我感到往昔是那樣的模糊——總是在晚霞籠罩的街道上溜達。我認為詩就是夢，是一個北方人在做南方夢。几個月以后我才給艾利發了個電報，隨后就赶到塔萊頓去。
　　時值７月，杰斐遜飯店簡陋而固板，有一個什么促進會在餐廳里聚餐，這又使我斷斷續續地回想起往事——軍官和姑娘。我認出了那位當時把我送到艾利家里去的司机，他對我說：“我當然還能想起來+𠗟𦴪儻盡！笨晌矣械悴幌嘈牛姹?為我不過是那２万人中的一個罷了。
　　那是不尋常的３天，我以為艾利身上最初的青春光輝總有一點已經留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了，然而我沒有把握這么說。她的身材還是那么吸引人，使人多么想去碰碰她，特別是她那顫動著的嘴唇——不，不對，變化還是很深刻的。
　　我很快看出來，她現在的舉止已不像昔日那樣了。她那高傲的說話聲調沒有了，戰前那种神秘的容光煥發、嫵媚動人的姿態也隨著她的聲調而消失。今非昔比，她現在只是半微笑、半失望地以新的南方腔調在逗人地嘮叨著，一切都被塞進了她那逗人的嘮叨中，她不停地嘮叨著，使人沒有時間去想——想現在、想未來，她自己沒時間想，我也沒時間想。
　　我們一起到一對年輕夫婦的家里參加一個喧嘩的晚會，她成了晚會激動的、喧嘩的中心。她畢竟已不是１９歲了，可她卻顯得前所未有地吸引人，就象在扮演一個無憂無慮的小丑。
　　“你听到什么有關厄爾的消息沒有？”第二天晚上在去俱樂部的路上我問她。
　　“沒有，”有那么一會儿她顯得很嚴肅，“我經常想念他，他是……”她猶豫著。
　　“說下去。”
　　“我想說，他是我愛得最多的男子，但是也不對，不，我從來也沒有真正愛過他，要不然我無論如何會嫁給他的，對嗎？”她一面問我，一面看著我，“至少我不會象以前那樣對待他的。”
　　“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不可能。”她贊成地說。這時她的情緒突然變了，她變得輕率起來，說：“那些美國佬是怎么欺騙我們這些南方姑娘的呀，我的天哪！”
　　當我們走進俱樂部時，她就像一條變色蜥蜴一樣淹沒在我不認識的人群中。舞池里是一代新人，這一代不像那時候的那么有聲望，找不出一個像艾利那樣熾熱而又被動、內向的女子，她們連她的一半都及不上。可能她也意識到自己的追憶往昔，以便逃避塔萊頓這個地方的气氛，成為一個孤僻者——她意識到她在跟蹤一代人，這代人沒有接班人。她是在什么地方失去曾經在白色柱廊台階上開避起來的戰場的，這一點我不知道。然而她對自己估計錯了，她下錯了賭注。她那狂熱的活躍使她風韻不減當年，即使最年輕最有生气的姑娘，她們的追隨者也沒有她多，而這正是她失敗的根源。
　　我离開了她的家，就像在已逝的６月里每次离開她家時一樣，帶著一种模糊的不滿情緒。直到几小時后，當我在飯店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時，我才明白現在是怎么回事——我熱烈地、不能自制地愛上了她。盡管我們之間有很多矛盾，她對我來說始終是我認識的最有魅力的女子，而且將永遠是最有魅力的女子。第二天下午，我把我的這一感受告訴了她，那是一個我過慣了的夏季中的一天，艾利在她光線微弱的書房里，坐在我旁邊的一張躺椅上。
　　“不，我不能和你結婚，”她吃惊地說，“我并沒有以這种方式來愛你，我也從未這樣做過，何況你也不愛我。我本來不想現在對你說的，我下個月要結婚了，我們不想事先公開，因為我已經有過兩次這樣的經歷了。”她突然想起來了，也許我會因此受到傷害，于是說：“安迪，這只不過是你一時的念頭罷了，對嗎？你知道，我是永遠不會嫁給一位從北方來的男子的。”
　　“他是誰？”我問。
　　“一個薩凡納的男子。”
　　“你愛他嗎？”
　　“當然愛他，”我們倆都笑了起來，“你想要我說什么呢？”
　　毫無疑問，像其他女子在這种場合會如何舉措一樣，然而她是受不了怀疑的，這一點我很清楚，因為她早就停止了對我的愚弄和欺騙。我也意識到，她之所以顯得這么自然，是因為她覺得我并不是一位競爭者。她雖然總是戴著一個血气方剛的假面具，然而她對自己了解十分透徹，她不能相信，一個做不到對她不加批評的人會真正是她，這就是她所謂的“真誠”。她覺得像坎比和厄爾那樣的男人更可靠些，因為他們不會通過她那似乎顯得很高尚的心而作出正确判斷的。
　　“那好吧，”我說。我這樣說，好像是她在請我准許她結婚似的，“你能幫我做件事嗎？”
　　“什么事都可以。”
　　“跟我一起坐車到駐地去。”
　　“可是那儿什么也沒有了，我親愛的。”
　　“這無所謂。”
　　我們走到城里，飯店門口的出租車司机也重复著艾利的异議：“那儿什么也沒有了，長官。”
　　“沒關系，您盡管往那儿開吧。”
　　過了２０分鐘，把車停在一塊寬廣、陌生的平地上，這里是一片新的棉花地，點綴著零星的云杉樹。
　　“您想到那邊去嗎，也就是對面有炊煙的地方？”司机問道，“那是新建的國家監獄。”
　　“不去，您就沿著這條路開吧，我想找到我以前住過的地方。
　　在駐軍時一點不引人注目的賽馬場的觀禮台雖已倒塌，但仍然聳立在荒地上。我白費心思地找呀找。
　　“您就沿這條路一直開下去，到樹林時向右拐……不，向左拐。”
　　司机盡管心里不大情愿，但出于職業要求，還是照辦了。
　　“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的，親愛的，”艾利說，“建筑公司把一切都拆掉了。”
　　我們慢慢沿著田野開，可能就是這個地方……
　　“好，我想下車了。”我突然說。
　　我讓艾利呆在車上，溫煦的風吹拂著她那長長的鬈發，她看上去很美。
　　這儿就是中隊駐過的地方，那對面就是我們舉行聚餐的木板房。
　　在齊膝的矮樹叢中，在木板碎片堆里，在屋頂碎片堆里，在生銹的番茄罐頭間，我在尋找我的青年時代。司机看著我，露出一副頗為諒解的神情。我在尋辯我熟諳的一片樹林的方位，然而天暗下來了……
　　“老的賽馬場正在重建，”艾利在車上喊道：“塔萊頓對以往的時光十分自豪。”
　　不，仔細看去不是那片樹林，只有一點是肯定的：曾經充滿生机和活力的地方已經消失，好象根本不曾有過，而艾利再過一個月也要消失，南方對我來說永遠是空空的了。
　　蘇建文陳鈺鵬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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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露荷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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