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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柳比歇夫在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工作。研究所當時設在列宁格勒卡緬諾耶島的葉拉庚宮。 柳比歇夫那時正在研究害虫的經濟价值。當柳比歇夫從數學的角度考察這個問題時，得出了一個頗使大家震惊的結論——他認為害虫的害處被人們大大夸大了。實際上，害虫的危害性要比當時公認的低得多。他到波爾塔瓦地區去，在受草地螟蛾虫害的地方進行調查。大田看起來很不正常：看不見甜菜，到處長著濱藜。撥開濱藜叢，柳比歇夫發現了受濱藜影響的甜菜，嫩芽完全無恙。他開始明白，螟蛾与此事毫無關系。農在領導人分辯說，螟蛾來過，肯定是它們把甜菜吃光了，后來在田里噴了殺虫藥，才挽救了作物。柳比歇夫無法反駁，因為螟蛾已經無影無蹤了。到了第二天，他偶然看到一塊种著甜菜的宅邊自留地。眼前美好的情景使他大為惊詫：作物長勢茁壯，沒有一點受害的跡象。這下一切都弄明白了。事情經過非常簡單：主人精心管理了自己宅邊的自留地。最后，農庄主席和農藝師不得不承認，農庄在員不肯到大田去出工，任憑甜菜自生自滅，螟蛾确實与此事毫無關系。 北烏克蘭的調查使柳比歇夫明白，在其它地區，螟蛾實際上也不曾帶來危害。北高加索一有虫害的苗頭，柳比歇夫就赶到那儿去，并仔細觀察區領導人所提到的那些田地。可是哪儿也沒有發現虫害留下的嚴重后果。說得溫和一點的話，就是情況被夸大了，虫害問題是值得怀疑的。 他發現虫害的苗頭便跟蹤追擊。在羅斯托夫，有人向他報告說，在某國營農場，向日葵被吃光了。赶到那儿，他才弄明白，原來向日葵壓根就沒有种。他曾到齊莫夫尼基去研究黃鼠的危害性；到阿塞拜疆去研究玉米銹病的危害性；到格奧爾基耶夫斯卡亞去調查苹果樹的苗圃。 他還去過阿爾馬維爾、克拉斯諾達爾、塔洛伐亞、阿斯特拉罕、布瓊諾夫斯克、克里米亞州——他去過的地方。遍及整個南俄。 一般認為害虫，特別是谷物的害虫，帶來的損失不少于百分之十。柳比歇夫不同意這個數字。他根据四出調查的結果，同時也研究了美國的材料，把這個數字降到百分之二，并把這一點寫進了報告書。然后，他證明大家援引的瑞典麥稈蠅，也并非總是降低小麥和大麥的收成的。柳比歇夫整整用了三年的時間，反复檢驗自己觀察所得，最后就將報告書付印。他從而作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那就是防治農業害虫部門的工作被夸大了，如果照老樣子辦下去，這個部門本身，似乎也純屬多余的了。 請問，需不需要這么一個机构，同柳比歇夫有什么關系？這不是他該操心的事。好吧，就算他得出了他那個關于害虫的結論，他向上作了報告，寫出了書面材料，也就盡夠了，一個科學家該盡的職責已經盡到了……難道他不明白，這一個部門的存在和這些麥稈蠅、螟蛾、鋸蜂等等所有這些昆虫被視為一股危險的力量，是同大量形形色色的人有著利害關系的——一些集体農在因此就可以為所欲為，還有不少人也可以…… 可能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長時間奔波于大小農村之際，已飽看了那些玩忽職責的當家人如何千方百計為自己尋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作了斗爭的准備。他掌握了新的分差統計法，同時還把農業昆虫學的作用進一步作了核實。現在他就用數字來頭頭是道地證明——能使人人深信不疑——我國對昆虫在經濟上的危害性的統計是如何缺乏水平。 “缺乏水平”——他選用這個詞是确切的，然而最好還是另選一個詞，因為這個詞是用在那些獲得了崇高稱號和獎賞的人們身上的。過去一直認為害虫在受害地區的分布几乎是均等的，由此得出結論，應該整修大量谷物耕作面積。在那些年代，無論從勞動力來講，還是從化學藥品來講，這項任務是力不胜任的。柳比歇夫證明，谷物害虫分布极不均衡，滅虫斗爭可以在不大的面積上進行，從而可以節約千百万盧布。 但防治害虫部門的領導人對節約不感興趣。應當為自己受到侮辱予以回擊——他們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刺激，這是重于一切的。 一九三七年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召開了一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會議討論了柳比歇夫的著作，時間長達五個小時。遺憾的是，与通常一樣，与其說是討論問題，倒不如說是討論柳比歇夫這個人。大家指責他有計划地，近乎有意識地縮小害虫的危害性，目的是要搞垮害虫防治工作……此外，他本來就是一個生机論者。在那些年代，類似的名詞所起來很嚇人。“害虫”這個詞是一語歌關。是破坏分子的辯護士、幫凶……使他們暴跳如雷的是柳比歇夫并不想悔過。當然，他在結束發言時承認，近年來，他的某些觀點有所改變，但是要講清楚，他改變觀點決不是奉命行事的。他需要的是證据。看來，只有證据才能對他起到作用。 學術委員會宣布柳比歇夫的學術觀點是錯誤的，并且建議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取消他博士的學位。決議一致通過，但這并未使柳比歇夫著急；他認為，在學術方面，舉手通過不說明任何問題；科學又不是國會，而且多數往往并不正确。 不能說他絲毫沒有考慮現實的情況。在學術委員會作出了這樣的決議后，他完全可能象他自己曾說過的那樣，“去吃不花錢的伙食”。 但他還是不能改變自己的做法。他驀地發覺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動，不能從科學的利益、從自己的目標出發去行動。犧牲自己總要有所為——但是他被捕，他被當作破坏分子、走狗……又能給誰帶來好處呢……顯而易見，這么做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和執拗地堅持自己的做法。 一反他那備受贊揚的純理性。 歷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一個人忽然會感到有一种不受邏輯和理智支配的限度，感到有一种不可理解也不可解釋的執著，出自良知或什么別的東西。“我堅持這么做，而且非這么做不可。” ……當事情在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中懸而未決的當口，奇妙的命運把一切重新作了安排：研究所所長被捕，而在他各种各樣的罪狀中有一條就是解雇工作人員。這樣，柳比歇夫在政治上總算得到了平反、而最高學位評定委員會（還經伊凡·伊凡諾維奇·施馬爾高森院士的請求）給柳比歇夫保留了博士的學位。類似的事件在十年后，即在一九四八年著名的全蘇列宁農業科學院例會之后，又在他身上重演了一次。 不管有多怪，他闡述自己觀點的坦率態度竟然還屢次幫他擺脫困境。他酷似當時一些戲劇和電影中經常被掃地女工、上年紀的工人或進步的孫女訓斥、開導和教育的那种落后的老教授。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科學家表示非常欣羡柳比歇夫那种從容不迫、順利安适的生活。柳比歇夫以其一貫的作風，把自己所有的倒霉事儿開列了一張清單作為對他的回答： “五歲，從柱子上摔下來，摔斷了胳臂； 八歲，一塊板壓坏了腳； 十四歲，在做昆虫標本切片的時候，割破了自己的手，得了敗血症； 二十歲，急性闌尾炎； 一九一八年，肺結核； 一九二O年，格魯布氏肺炎， 一九二二年，斑疹傷寒； 一九二五年，最嚴重的神經衰弱； 一九三0年，由于康德拉節耶夫事件，几乎被捕； 一九三七年，列宁格勒（全蘇植物保護研究所）危机； 一九三九年，在游泳池跳水沒有跳好，得乳突炎； 一九四六年，飛机失事； 一九四八年，全蘇列宁農業科學院例會后被整； 一九六四年，摔交，后腦猛撞在冰上； 一九七0年，摔斷股骨腰……” 上列清單中還未包括其它許多事故。他具有高度的“出事能力”。他不善于回避不愉快的事件和危險的爭執，也不善于躲開滑溜難行的地方。一旦摔交，那就摔得頭破血流……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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