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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根据何种標准把奧布里·H.朗法律事務所作為首選的進攻目標,老實說,我已記不起來了。但我想,這与它在電話簿黃頁上登的廣告多少有點關系。那張廣告頗為气派,蠻能吸引人,上面有一張顆粒清晰的朗先生的黑白照。律師如今已變得和按摩師一樣下賤,喜歡把自己的尊容到處張貼了。和出現在律師欄里的大多數怪模怪樣的面部照片相比,他看起來像個誠實的人,年紀大約40歲,臉上的笑容也頗為動人。他的事務所有4位律師,精通車禍引起的法律訴訟,在人身損害保險索賠等等案件中全方位地伸張正義,為爭取委托人的利益全力以赴,而且不打贏官司決不收取任何費用。
  管他媽的,我總得從某一家事務所開始嘛。我按照地址在鬧市區一幢小小的十分難看的方形磚房里找到這家事務所。磚房隔壁是一個免費停車場,這在黃頁廣告上曾特別標明。我推開門,隨即響起一陣叮叮當當的鈴聲。在舖得亂七八糟的寫字台后面,坐著一位又矮又壯的女人。她緊皺著眉頭用近于嘲諷的口气招呼我。我妨礙她打字啦。
  “有何貴干?”她問,肥胖的手指稍稍离開打字机鍵盤。
  媽的,真叫人難堪!我強使自己擠出了一絲笑容。“嗯,我不知道能否見一見朗先生?”
  “他在聯邦法院出庭呢,”她回答說,兩個指頭已經在鍵盤上敲下去,打出了一個短短的詞。不是隨隨便便的什么法院,而是聯邦法院啊!能在聯邦法院出庭的都是律師界的佼佼者,所以像奧布里·朗這樣微不足道的律師,一旦有机會在聯邦法院出庭為人辯護,自然巴不得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他的秘書當然也會奉命宣傳。
  “有何貴干?”她又重复了一遍。
  我事先已打定主意,毫無保留地坦白行事。欺騙和狡詐可以騙人一時,卻不能騙人一世。“我叫魯迪·貝勒,孟菲斯州大法學院三年級學生。不久就要畢業。所以我想,嗯,我想找份工作。”
  她毫不掩飾地露出了譏諷的神情,手指离開了鍵盤,轉過椅子面對著我,微微搖著頭。“我們不雇人。”她用一种心滿意足的口气說,那樣子就像個煉油厂的工頭。
  “明白了。不過,我可不可以留下一份簡歷和一封給朗先生的信?”
  她小心翼翼地接了過去,忙不迭地朝桌上一丟,仿佛這几張紙都是被尿浸透了似的。“我把你的和別人的放在一起。”
  我勉強咯咯一笑,咧著嘴巴說:“我們有很多人來過,啊?”
  “大約一天一個吧。”
  “哦。對不起,打扰啦。”
  “沒問題。”她咕嚕道。話未說完,手已回到打字机上,開始使勁敲打。我轉身走出了這家事務所。
  我已經准備好了許多份簡歷和許多封信。我把整個周末都用于准備文件,籌划進攻的對象。現在的我有滿腦子辦法,但卻缺少樂觀。我打算干一個月,每天進攻兩三家小事務所,每周五天,一天也不停,一直干到畢業為止,然后,然后會怎么樣,那就只有老天知道了。好在布克已經說通了馬爾文·香克爾幫我在司法机關找工作,而且馬德琳·史金納此時此刻也許正在和某個人通話,要求他聘用我呢。
  也許會有點儿結果的。
  我的下一個目標是個三人事務所,与第一個目標只隔兩個街區。這是我精打細算的成果,這樣我就可以在受到一處拒絕之后,迅速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去接受第二次拒絕。時間就不會白白浪費。
  据電話簿黃頁律師欄介紹,紐利·羅斯与佩里事務所從事的是一般法律業務,三個合伙人都是40歲出頭的年紀,事務所里既無別的律師,也沒有律師幫辦。他們似乎承接許多房地產方面的案子,這讓我受不了,不過現在可不是挑挑剔剔的時候。事務所在一座現代化的混凝土大樓的三樓,電梯很慢,而且悶熱。
  接待室舒适得令人惊訝,人造硬木地板上舖著一條東方地毯。玻璃咖啡桌上散放著几本《人物》和《我們》雜志。秘書放下電話,微笑著說:“早上好。我能為你效勞嗎?”
  “是的。我想見紐利先生。”
  她臉上依然挂著微笑,瞧了一眼她那張整洁的寫字台上放著的一本厚厚的約會簿。“你和他約好了嗎?”她問。其實她已非常明白我并非有約。
  “沒有。”
  “明白了。紐利先生現在正忙著呢。”
  我去年夏天在一家事務所打過工,我早就清楚會有這樣的回答。這是一种標准的答案。世界上沒有一個律師愿意承認,或者會允許他的秘書承認:他不是忙得不可開交。
  本來還可能會有比這更糟的回答:他今儿上午還可能正在聯邦法院出庭呢。
  据黃頁律師欄介紹,羅德里克·紐利是這家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畢業于孟菲斯州大法學院。我在制定進攻方案時,曾設法把盡可能多的校友包括在內。
  “我很樂意等一會儿。”我說,同時微微一笑。她也微微一笑。我們都在微微笑著的當儿,短短的走廊頭上一扇門開了,一個未穿上裝、袖子卷得老高的男人朝我們走了過來。他掃視了一眼,看見了我,突然就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上的文件交給了面帶微笑的秘書。
  “早上好,”他說。“我能為你做點什么嗎?”他聲音洪亮,是一种真正友好的聲音。
  她剛張口,還沒有來得及說話,我就搶先一步說:“我需要和紐利先生談一談。”
  “我就是,”他邊說邊把右手朝我伸了過來。“羅德·紐利。”
  “我是魯迪·貝勒,”我邊說邊握住他的手,用力搖了搖。“我是孟菲斯州大三年級學生,即將畢業,想和你談談工作的事。”
  我們仍舊握著對方的手。我提到工作時,他握住我手的力量并未明顯減弱。“哦,”他說,“工作?”他瞟了一下坐著的秘書,仿佛在說:“你怎么能讓這种場面出現?”
  “是的,先生。我只要10分鐘。我知道你很忙。”
  “對,嗯,你知道,几分鐘以后我得去錄一個證詞,接著還要出庭。”他看看我,看看她,接著又看了看表,一副要走的樣子。但他本質上卻是個好人,一個輕信別人的好人。或許在不太久之前的某一天,他也曾處在我目前的境地。我一邊用目光向他懇求,一邊伸出手去把簡歷和信遞給他。
  “好。嗯,當然,進來吧。不過,只能呆一會儿。”
  “我10分鐘以后按響蜂鳴器。”她迅速接腔道。她打算以此來彌補自己剛才的疏忽。他像所有律師一樣,仔細看了看表,嚴肅地對她說:“對,最多10分鐘。你給布蘭奇挂個電話,告訴她我可能要晚到几分鐘。”
  他們倆一唱一和配合得十分巧妙。他們將為我提供方便,但同時卻又已做好安排,讓我迅速离開。
  “跟我來,魯迪。”他微笑著說。我緊緊跟著他,朝走廊那一頭走去。
  他的辦公室是一個正方形的房問。寫字台后面,一排書架构成了一道擋壁;正對著門是一道“自我表現牆”。我迅速掃視了一遍名目繁多的證書,這里有出席扶輪國際分社滿勤證書,童子軍志愿者證書,本月律師先生證書,至少兩張學位證書,一張与紅發政客合影的照片,商會會員證書。這位仁兄不管是什么東西,都會用鏡框鑲起來的。
  我們分別在他那張巨大的寫字台兩側坐下。我能清楚听見時鐘的滴答聲。“這樣冒昧地來打扰你,實在抱歉,”我開口說,“但是我實在需要一份工作。”
  “你什么時候畢業?”他手肘擱在桌上,身子前傾。
  “下個月。我知道現在找工作為時已晚,不過這是有很充分的原因的。”我接著就講了与布羅德納克斯和斯皮爾事務所的糾葛。談到与延利·布里特有關的部分時,我很是利用了我希望的他厭惡大事務所這一點。因為像我的這位朋友羅德這樣的小伙計,也就是那些微不足道的街頭律師,和市中心高樓大廈里那些穿著絲襪的大訟棍之間,存在著一种天然的對立關系。我稍加渲染地告訴他,廷利·布里傳本想找我談談聘用的事,接著就單刀直入地亮出了一個向自己臉上貼金的觀點:叫我為一家大事務所工作,根本就沒門。這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獨立性太強了。我要代表普通人,而不是大公司。
  我的這番話講了不到5分鐘。
  他听得十分專注,盡管由于對那隨時都會響起的蜂鳴器聲念念不忘而多少有點分心。他心里明白他決不會雇用我,因而只不過是在消磨時間,等著許諾給我的10分鐘過去。“奚落得多妙呀。”我講完我的故事時,他用同情的語气說。
  “或許再好不過了,”我說,聲音像祭壇上的羔羊。“但我已做好工作的准備。我在班上的成績,在前四名之內。我非常喜歡房地產業,而且已經讀過兩門有關財產的課程。兩門課的成績都很不錯。”
  “我們承辦的房地產案件可是多得很呢。”他洋洋得意地說,似乎這是世界上最有利可圖的工作。“還有大量的訴訟。”他甚至更加洋洋得意地又補了一句。他或許對自己的工作十分精通,或許能掙到足夠的錢過一种舒舒服服的生活,但他只是個坐在辦公室里舞文弄墨辦案的不上檔次的小律師而已,可他卻想在我的心目中,豎起一個在法庭上大叫大嚷成就卓著的訟棍的高大形象。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是常規,律師們無不都是這么自吹自擂的。我見過的律師雖不太多,但在見到過的當中,迄今還沒有一個不想叫我相信他能在法庭上把對手打得屁滾尿流的。
  我的時間快要用盡。“我一直靠工作掙錢念書。整整7年,沒有從家里拿到過一分錢。”
  “什么性質的工作?”
  “什么都干過。目前在尤吉酒家,當酒吧侍者。”
  “你當酒吧侍者?”
  “是的,先生。也干別的事。”
  他手里捏著我的簡歷。“你是單身。”他慢騰騰地說。這在簡歷上白紙黑字寫得明明白白。
  “是的,先生。”
  “認認真真地談過戀愛嗎?”
  這跟他實在毫無關系,可我怎敢頂撞他?“沒有,先生。”
  “你不是同性戀吧?”
  “不,當然不是。”我們這兩個非常直率的白人男子,于是共享了片刻的异性戀者的幽然時光。
  他身体向后一仰,面部的表情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仿佛是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們這几年沒有雇用過一個新律師。我僅僅是出于好奇,想問一下:市中心那些大事務所,給新雇的律師,開的是什么价?”
  他提這個問題當然有他的道理。不管我如何回答,他都會對那些高樓大廈里的高額年薪,裝出一副震惊和無法相信的模樣。而這當然將是我們進行有關工資的討論的基礎。
  撒謊不會有任何益處。他對工資的多少,很可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因為律師們喜歡說長道短。
  “延利·布里特一貫堅持付給雇員最高的工資,這你是知道的。我听說高達5万美元。”
  我還未說完,他已經開始搖頭。“你開玩笑,”他裝出一副震惊得不知所措的模樣說,“你開玩笑啦。”
  “我不要那么高的价。”我忙不迭地宣布道。我已經打定主意:只要有人愿出价,我就把自己廉价出售。我的開銷很少,而且只要我能跨進大門,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几年,那么我的情況肯定會得到改善。
  “那么你心里是個什么數呀?”他問。那口气好像他這個出類拔萃的小事務所,可以与那些大家伙一比高低,工資哪怕僅僅比他們低一點,也會使他感到掉价一般。
  “我只要一半就干。兩万五。我愿意每周工作80小時。我愿意處理所有的臭魚檔案。我愿意干任何雜活。你和羅斯先生以及佩里先生,可以把你們但愿從來沒有接下的任何案子交給我,我將在6個月之內把它們了結。我保證。我在頭一年里就可以賺回自己的工資,不然,我立即走人。”
  羅德听了我的一席話,惊訝得張開嘴唇,露出了牙齒。兩顆眼珠子在不停地轉動,大概是在動著腦子,想把面前的這堆垃圾從辦公室里鏟走,拋到別的一個什么人頭上去。這時,從他的電話机里傳出了蜂鳴器滋滋的響聲,隨之傳來了秘書的聲音。“紐利先生,他們在等你去取證呢。”
  我瞧了一下手表。8分鐘。
  他看了一下他的表,皺了皺眉,對我說:“你的提議很有意思。我考慮考慮。我得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我們每周四上午碰頭研究工作。”他站了起來。“到時候我一定把你的事提出來。我們以前沒有考慮過招聘的事,真的。”他從桌后走了過來,准備送我出來。
  “准能成的,紐利先生。兩万五實在是便宜呀。”我邊說邊向門口退去。
  他顯出一副惊愕的模樣。“哦,這不是工資多少的問題,”他說,仿佛他和他的合伙人對于付出低于延利·布里特的年薪,想都不敢想似的。“問題只是我們事務所目前運轉得相當順利。賺的錢很多,你知道。每個人都很舒心。沒有考慮過擴大規模增加人員的事。”他打開門,等我走人。“保持聯系。”
  他緊跟著我走到接待處,吩咐秘書記清楚我的電話號碼,然后用力和我握了握手,祝我交上好運,并且保證不久就會給我打電話。几秒鐘之后,我又回到了大街上。
  過了好一會儿,我的思緒才又集中起來。我剛才試圖三文不值二文地廉价出賣我所受的教育和訓練,但只不過几分鐘的時間,我又依然故我地站在人行道上。
  但后來的情況表明,我和羅德里克·紐利的這一短暫會見,在我的外出活動當中,卻是意義較為重大的一次。
  時間已近10點。再過30分鐘,我選的拿破侖法典選讀就要開始。我已缺了一周的課。我應該赶去上課。可是,即使在以后的三周中,我一次課也不上,又有誰會管呢,反正這門課沒有期終考試。
  這些天我已經大搖大擺地在法學院里到處走動,再也不怕碰到熟悉的面孔了。過不了几天,三年級學生大多要离開這個地方。剛進入法學院的時候,緊張的學習和壓力沉重的考試,像万炮齊發,舖天蓋地向你襲來;但在快要畢業時,卻是松松垮垮,只要參加几次微不足道的小測驗,寫几篇狗屁不值的小論文。大伙儿的時間主要是化在准備律師資格考試,而不是化在最后的几節課上。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正准備進入就業狀態。
  馬德琳·史金納把我的事一直當成自己的事,而且她受到的折磨几乎也和我一樣多。因為,她的運气和我的一樣糟。一位孟菲斯的州參議員設在納希維爾的辦公室,倒是需要一個起草法案的專職律師,而且年薪3万,外加獎金,可是卻需要有律師執照和兩年的工作經驗。一家小公司需要聘用一位律師,但規定求職者在大學階段主修的必須是會計,而我讀的卻是歷史。
  “謝爾比縣福利處8月份可能會有一個律師的空缺。”她亂翻著桌上的文件,在手忙腳亂地尋找什么東西。
  “要一名福利律師?”我重复著她的話。
  “听起來很有吸引力,是不是?”
  “年薪多少?”
  “18000。”
  “工作性質呢?”
  “追蹤賴賬的父親,設法收取撫養費。家庭糾紛案子,沒有什么特別。”
  “好像挺危險的嘛。”
  “這可是一個職位呀。”
  “那么我在8月以前干什么呢?”
  “為律師資格考試做准備。”
  “說得對。我應該拼命苦讀,通過資格考試,然后就會福利處工作,拿那么一丁點儿工資。”
  “瞧你,魯迪——”
  “對不起。我今天過得實在太糟了。”
  我向她保證明天一定再來看看。明天我們的談話,毫無疑問會和今天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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