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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夜平安無事。我沒有被抓,但覺也睡得很少。腦子一直在天馬行空,胡思亂想。在5點和6點之間的某一時刻,我忽發奇想,披衣下床。過去48小時,我總共睡了不足4小時。
  我拿出電話本,我撥了他的號碼。這時是6時差5分,我喝著第二杯咖啡。電話響了10次,才听見一個沒精打采的聲音:“哈羅。”
  “請找巴里·蘭開斯特。”我說。
  “我就是。”
  “巴里,我是魯迪·貝勒。”
  他清了清嗓子。我可以想見,听了這句話,他准從床上蹦起來。“什么事?”他問,聲音比剛才尖了許多。
  “對不起,這么早就給你打電話,可是有几件事我想跟你談一談。”
  “譬如?”
  “譬如布萊克家昨天已對大利公司提出起訴。一等你們有了新的事務所,我立刻就會給你送上一份副本。他們還簽署了一份解約書,所以你已經不再是他們的律師,用不著為他們操心了。”
  “你怎么起訴?”
  “這与你無關。”
  “見鬼!怎么無關?”
  “我會送你一份起訴書,看了以后你就明白啦。你很聰明嘛。你有新的地址了嗎?還是仍用原來那一個?”
  “郵局里我們的信箱沒有燒坏嘛。”
  “好。假如你不把這個縱火案硬向我頭上栽,我無論如何,都會表示贊賞。我跟這場火災毫無關系。如果你們一定要把我牽進去,那我就不得不告你們這些偷雞摸狗的東西。”
  “我嚇死了。”
  “听得出來。別再到處糟蹋我的名字。”沒等他回答,我就挂上了電話。我守著電話等了5分鐘,他還是沒敢把電話打過來。十足膽小鬼一個!
  由于迫切想知道晨報上對這場大火究竟說了些什么,我沖了個澡,穿好衣服,天不亮就出了門。街上車輛稀少。我向机場方向開去,駛往格林威,我已開始覺得那里像是我的家。我把車停在7小時前离去時的那塊老地方。琥珀俱樂部里外一片漆黑,沒有一點聲響,停車場上到處是垃圾和啤酒听。
  我辦公室所在的那個門面的隔壁,是一位名叫特魯迪的矮壯的德國女人開的一家小小咖啡店。昨天晚上我走來買三明治時見過她。她告訴我早上6時開門,供應咖啡和糖納子。
  我進去時她正在倒咖啡。她為我烤硬面包圈倒咖啡時,我們聊了聊。店里已經有10多位顧客擠坐在几張小桌邊上。特魯迪心里有事。首先,做糖納子的伙計今天遲到了。
  太陽緩緩升起。我拿了報紙,在窗邊一張桌旁坐下。在市內新聞頭版上,登著一張熊熊大火中的萊克事務所的大幅照片。一篇短文介紹了這幢建筑的歷史,并且說它已完全比成灰燼。据萊克先生本人估計,損失達300万美元之巨。“這幢房子的整修化了整整5年,我對它像情人一樣珍惜,”文章引用了他的這句話。“現在我是徹底垮了。”
  再多流兩滴眼淚吧,老家伙!我把文章飛快讀了一遍,沒有發現“縱火”這樣的字眼。我又仔細讀了一遍。警方嘴很緊:這件事仍在調查;現在做任何猜測都為時過早;無可奉告。警察的老一套陳詞濫調。
  我本來就不希望我的名字作為一個潛在的嫌疑犯出現。盡管如此,我仍然沒有感到輕松。
  我坐在辦公室里,裝出一副忙忙碌碌的模樣,心里卻在琢磨用什么辦法,才能在未來30天中,搞到1000美元律師費。布魯索猛地推門進來,把一張紙堆到我面前。我連忙一把抓住。
  “這是警察局的一份報告。”他嗥完回頭就想走。
  “跟我有關?”我恐懼地問。
  “根本和你無關。是一起車禍通告。昨天夜里在机場路和謝爾比交匯的轉角上,兩輛汽車撞上了。离這儿只有几個街區。可能是酒后開車。那家伙像是闖了紅燈。”他說完便瞪著我。
  “我們是不是一方的代理——”
  “目前還不是。這就是你要干的事。去找當事人把案子接下來。把情況弄弄清楚。把委托書簽上名。然后進行調查。有人好像傷得相當可以。”
  我一點儿也摸不著頭腦,而他卻已离去。門砰的一聲關上,我听見他在大廳里一路走一路哇哇叫。
  車禍報告上有种种信息:駕駛員和路人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受傷情況,汽車損坏情況,目睹者的敘述等等。通告上還有兩張圖。一張表明了警察對兩車如何發生相撞的見解,另一張則是說明他如何發現了這兩輛車。開車的兩個人都受了傷,被送進了醫院,而那個闖紅燈的人,明顯是一直在喝酒。
  讀著倒覺得很有趣,但我現在究竟應該怎么干?車禍是昨夜10點10分發生的,可布魯索今天一早就已用他那肮髒的爪子一把將它抓住了!我又讀了一遍,接著就茫茫然地坐在那里坐了很久。
  一陣敲門聲把我從迷惘中惊醒。“請進。”我說。
  在咯吱咯吱聲中,門被慢慢推開了一條縫。一個瘦小的人,把頭伸了進來。“魯迪?”他的聲音很高,有點神經質。
  “是的,進來吧。”
  他從門框与門之間窄窄的空隙中滑進辦公室,像偷偷摸摸的樣子溜到我寫字台對面的椅子旁。“我是戴克·希利夫,”他一邊坐下一邊說,既沒有想和我握手,也沒有露出一點笑意。“布魯索說,有個案子你想談一談。”他回頭瞟了瞟,生怕有人走進房間在他身后偷听。
  “見到你很高興,”我說。很難說出戴克的年紀是40還是50。他的頭發大部分已不知去向;剩下的几綹油光發亮,稀稀落落地貼在他那顆大頭上。耳朵周圍頭發也很稀,而且大多已經灰白。他臉上那副用金屬絲做支架的方形眼鏡,鏡片又厚又髒。同樣難說的是,不知是他的頭特大,還是他的身段太小,反正二者不成比例。他的前額分成了兩個半圓,在正中附近相會,一條深深的皺紋穿過相會處,一直延伸到他的鼻尖。
  可怜的戴克,是我見過的最缺少吸引力的男人中的一個。他的臉上有著青春期粉刺留下的疤痕,他的下巴簡直就沒有。他講話時,鼻子上現出了一條條皺紋,上唇向上翻,露出了4顆大門牙,而且每一顆都是同樣的尺寸。
  他穿著一件兩個口袋的白襯衫,上面斑斑點點,領子已經磨破。他系著一根紅色針織領帶,打的領結其大如拳。
  “是的,”我說,盡量不看正從鏡片后面打量我的那兩只巨大的眼睛。“是個保險案。你是這里的律師?”
  他的鼻子和嘴唇一起吱嘎作響,牙齒在向我閃光。“可以這么說。但并不精确。你瞧,我不是律師,目前不是。進過法學院,一切齊全,但還沒有通過資格考試。”
  啊,一個和我同病相怜的人!“哦!是嗎,”我說。“法學院什么時候畢的業?”
  “5年以前。你瞧,資格考試沒有少給我麻煩。我考了6次啦。”
  這可不是我想听到的話。“噢,”我咕嚕了一聲。老實說我并不知道律師資格考試一個人可以考這么多次。“我很遺憾。”
  “你什么時候考?”他邊問邊緊張地用眼睛在室內掃來掃去。他坐在椅子的邊緣,好像隨時都可能需要跳起來跑出去。他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拉著左手手背的皮膚。
  “7月。很難,是嗎?”
  “對,很難。我看。我有一年沒有去考啦。不知道將來會不會再試試。”
  “你在哪儿念的法學院?”我這樣問是因為他令我非常不安。我拿不准是否要跟他談布萊克案件。他將起什么作用?他將來要拿多大的一份?
  “在加利福尼亞。”他回答時面部抽搐之劇烈,我前所未見。眼睛睜睜閉閉。眉毛上下飛舞。嘴唇激烈抖動。“夜校。當時已結婚,一周工作50小時。沒有多少時間念書。念了5年才畢業。老婆离開了我。在這儿搬出去的。”他的句子變短,聲音也跟著降低。他的話令我垂頭喪气。過了好几秒鐘,我才重又開口。
  “呃,嗯,你為布魯索工作多久了?”
  “快滿3年了。他對待我跟對別的律師一模一樣。我找到案子,把它辦好,把他的一份交給他。這樣大家都高興。跟保險有關的案子,他總是交給我研究。我在太平洋相互保險公司干了18年吶。后來厭倦了,才去念法學院。”聲音又是越講越低。
  我看著他,等著。“必須出庭的時候你怎么辦?”
  他尷尬地咧嘴一笑,仿佛是說他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呃,我本人出過几次庭,真的。從來沒有被逮住過呢。孟菲斯律師多如牛毛,你知道,誰搞得清誰呀!不過,假如你我有個案子審,我會叫布魯索去出庭。或者叫別的律師。”
  “布魯索說這個事務所有5位律師呢。”
  “是有5位,鄙人、布魯索、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雷奇。但是,我不愿意把這里叫做事務所。這里是各干各的活。你會學會的。你自找案子自找委托人,你得總額的三分之一。”
  他的坦率令我惊訝,我于是又追問下去。“這對律師來說,是樁好買賣嗎?”
  “這就要看你想得多少,”他說,扭過頭四面看了看,唯恐布魯索正在偷听。“外面競爭非常激烈。就我而言,挺不錯。因為我沒有執照卻從事律師業務,一年還能掙4万。不過,你可別告訴人哪!”
  我做夢也不會想到要告訴人。
  “那么你准備如何配合我辦這种保險案子呢?”
  “噢,這個嘛,案子結了以后布魯索會給我鈔票的。我幫他辦理起訴的案子,他信任的只有我。別人誰都不准碰一碰他的案卷。以前有的律師想插一腳,還沒有來得及動手,就給他開掉啦。至于我,我不害人。我不得不呆在這里,至少呆到通過資格考試。”
  “其他几位律師的情況怎么樣?”
  “他們哪。他們呆不久。你知道,他不聘那些頂尖儿的畢業生,而是從街上找一些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他們在這儿干個一兩年,找到了一些客戶接上一些關系,然后就自己另立門戶。律師總是在不停地流動嘛。”
  告訴我怎么流動。
  “我可以問你點儿事嗎?”我說,雖然明知不該問。
  “當然。”
  我把事故報告交給他,他一目十行讀了一遍。“是布魯索給你的,對嗎?”
  “對。几分鐘以前剛剛給我。他希望我做什么?”
  “把案子抓過來。找到那個撞傷的人,讓他在給J.利曼·斯通事務所的委托書上簽字,然后把案子的頭緒理理清。”
  “我怎么找那個撞傷的人?”
  “嗯,他大概躺在醫院里。醫院通常都是尋找他們的最佳場所。”
  “你常去醫院?”
  “當然。我一直去。你知道,布魯索在警察局有些關系。一些非常好的關系,是些和他一塊長大的人。他們几乎每天早晨都給他提供事故報告。他把報告分發給我們,指望我們去把案子抓過來。這种事當然用不著火箭專家。”
  “在哪家醫院?”
  他那碟子一般大的眼睛翻了翻,不屑地搖了搖頭。“他們在法學院都教了你些什么呀?”
  “不太多。不過,如何追赶救護車他們肯定沒有教過。”
  “那你最好快點儿學,否則就要挨餓。听著,這儿不是有被撞傷的人的電話號碼嗎?你只要叫通那個電話,對接電話的說,你是孟菲斯消防署營救處,或者類似的什么單位。你就說你要和傷員通話,管他叫什么名字。傷員當然不能接電話,他正躺在醫院里啦。哪個醫院?你需要把它輸進計算机。他們一定會告訴你。沒有一次不成功。要運用你的想象力嘛,人是很容易上當的嘛。”
  我想吐。“那以后呢?”
  “以后你就去醫院,和某某人交談。嗨,听著,你真是夠嫩的,我對此十分遺憾。告訴你接下來我會怎么辦。咱們去弄塊三明治,帶到車里吃,然后去醫院叫那個受傷的朋友簽上大名。”
  我真的不想去。我恨不得走出這個地方,永不回來。但此刻,我別無選擇。“好吧。”我遲遲疑疑地說。
  他跳了起來。“大門口等我。我去打電話,搞清是哪一家醫院。”
  那家醫院叫圣彼得慈善醫院,是個以外傷病員為主要對象的一個和動物園差不多的地方。這是一家市立醫院,病員眾多,條件很差,別的暫且不說。
  戴克對這家醫院了如指掌。我們開著他那破爛的小面包,歪歪扭扭地在市區穿行。這輛車是他离婚時有幸獲得的唯一財產,离婚的原因是他多年酗酒。現在他可是滴酒不沾了,是嗜酒者与前嗜酒者互相戒酒協會的令人自豪的一員。不僅如此,他甚至還戒了煙。但是,他嚴肅地承認道,他特別愛賭。密西西比州旁邊正在迅速出現的那些新開的賭場,真讓人為他擔心。
  他的前妻和兩個孩子還在加利福尼亞。
  我嚼著一只熱狗,不到10分鐘,就獲得了上述全部信息。他一只手開車,一只手拿著熱狗向嘴里塞,一會儿抽搐,一會儿搖晃,嘴角上沾著一粒雞色拉,又說又笑地穿過了半個孟菲斯,那模樣我實在目不忍睹。
  戴克有張醫生停車證,我們大模大樣地在醫生專用的停車處停好車。門衛跟他好像很熟,擺擺手讓我們進了醫院。
  他領我徑直走到主樓休息廳的問訊處。休息廳里擠滿了人,但不到几秒鐘,他就搞清了我們的目標丹·范·蘭德爾住的房間號。戴克邁的是內八字步,而且腿還有點跛,但他走向電梯時,我要跟上他卻還有點儿難。“別讓人看出咱們是律師,”我們和一群護士一起等電梯,他壓低嗓門悄悄對我說。
  誰會想到戴克是位律師?我們默默地乘到8樓,隨著人流走出電梯。說起來也很不好意思,他這么干已經許多次了。
  盡管他那個大頭形狀奇特,步子一跛一拐,長得又古里古怪,但我們卻沒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我們沿著一條擁擠的走廊,快步走到位于兩條走廊交叉處的護士辦公室。對于886室的位置,戴克了解得非常清楚。我們轉向左,從一群護士和技師以及一個正在研究圖表的大夫旁邊走過。几輛沒有舖墊單的輪床靠著一面牆壁。舖著瓷磚的地板已經磨舊,需要擦洗。我們沒有敲門,就推開左側的第5扇門,走進一個半私用的病房。第一張床上躺著一位病人,床單一直拉到下巴。床頂挂著一台小電視,他正在看一部肥皂劇。
  他用恐怖的目光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想要從他身上盜取一只腎。我為來到這里而憎恨自己。我們沒有任何權利以這种冷酷的方式,闖進來破坏他的清靜。
  可是戴克卻一步也不會走錯。我簡直無法相信,我面前這位無恥的江湖騙子,就是不到一小時前鬼鬼祟祟溜進我辦公室的那個小人。那時候,他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可如今,他卻是毫無畏懼。
  范·蘭德爾大約二十七八歲。臉上裹著繃帶,年紀很難准确估計。一只眼睛腫得已几乎張不開,另一只下面有一個傷口。一只胳膊斷了,一條腿正在做牽引治療。
  幸運的是他沒有睡著,這樣我們就不必把他搖醒或大聲喊醒。我站在靠門的床腳邊,心里七上八下。但愿上帝保佑,不要讓護士或者醫生或者家屬在這時闖進來,把我們當場逮住。
  戴克俯著身子靠近病人。“你听得見我嗎,范·蘭德爾先生?”他像牧師一樣熱情地問。
  范·蘭德爾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床上,不能動彈。我想,他一定是想坐起來,或者調整一下躺的姿勢,但我們把他按住。我可以想象,他此刻是多么震惊。一會儿以前,他可能還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一邊忍受著疼痛的折磨,一邊木呆呆地望著天花板;而一轉眼,他卻面對一張生平看見過的最最古怪的面孔。
  他眨巴著眼睛,想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來。“你是誰?”他透過緊咬著的牙縫,含含糊糊地問。哦,他的牙齒不是緊咬著,而是用金屬絲箍著。
  這不公平!
  戴克听后微微一笑,露出了那4顆閃光的板牙。“戴克·希夫利,利曼·斯通律師事務所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把握十足,好像他在此出現是理所當然的。“你還沒有跟哪一家保險公司談過,對不?”
  戴克就這么干淨利落地明确了誰是坏人。坏人肯定不是我們,而是保險公司里的那些家伙。他在增加信心方面,邁出了巨大的一步。我們對他們。
  “沒有。”范·蘭德爾嘟噥道。
  “好。別跟他們談。他們只想坑你。”戴克又向前邁出了一步,已經開始提供建議啦。“我們已經看過事故報告。案情很清楚,是對方闖了紅燈。我們大約1小時后,”他十分認真地看了看表,“去把現場拍下來,再找證人談談,你知道,通常的那一套。我們必須抓緊時間,搶在保險公司調查人員之前。他們會賄賂證人,讓他們提供偽證的,這你知道。居然墮落到這种程度!我們需要迅速行動,但是我們首先要有你的授權。你自己有律師嗎?”
  我屏住呼吸。假如范·蘭德爾說他的兄弟是位律師,那我拔腳就走。
  “沒。”他說。
  戴克開始進行關鍵的一招。“呃,我剛才已經說了,我們需要迅速行動。在孟菲斯,我的事務所辦理的車禍案子比哪一家都多,而且得到的賠償費也很多很多。保險公司可怕我們吶。而且我們不要委托人一分錢;不管賠償費是多是少,我們只收三分之一。”他邊說邊已偷偷地從拍紙簿里取出一份委托書。委托書很短,只有1頁,3段文字。能讓他上鉤就成。戴克拿著委托書在他面前不停地晃著,讓他不想接也得接。他用沒有受傷的手拿著委托書看得很吃力。
  上帝保佑他!他剛剛度過了一生中最最糟糕的一個夜晚,僥幸活了下來。現在依然視力模糊頭腦混亂,卻要閱讀一份法律文書,做出明智的決定!
  “等我太太來了再說,好嗎?”他几乎是在請求。
  我們不是就要被人逮住了嗎?我一把抓住病床的欄杆。在這一過程中,粗心地碰到一根繩索,繩索又帶動了一只滑輪,一下子把他那條正進行牽引治療的腿向上抬高了1英寸。“哇!”他痛得直哼哼。
  “對不起,”我連忙說,赶緊把手縮了回來。戴克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恨不得立刻宰了我,但剎那間卻又變得若無其事。“你太太在哪儿?”他問。
  “哇!”這可怜的漢子開始呻吟。
  “對不起。”我無能為力,只好這樣再次道歉。我頭痛欲裂。
  范·蘭德爾害怕地望著我。我把兩只手都深深地放到口袋里。
  “她一會儿就回來。”他說,每一個音節都說得很吃力。
  無論什么難題,戴克都是答案現成。“我以后再和她談,在我辦公室談。我有許多事還想向她請教呢。”眼睛一眨,他已將拍紙簿墊在委托書的下面,并且拔掉了鋼筆的筆套。
  范·蘭德爾喃喃地說了句什么,接過鋼筆,在委托書上畫上了自己的名字。戴克把委托合同夾進拍紙簿,拿出一張名片交給了這位新的客戶。名片證明:他是J.利曼·斯通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律師幫辦。
  “現在還有兩件事,”戴克用權威的語調說。“除了醫生,你不得和任何人交談。保險公司的人會偷听的。事實上,他們今天就可能要來,強使你在表格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上簽字。甚至還可能想跟你私了。不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跟他們說半句話。任何文書在我讀過以前,不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簽名。你有我的號碼,24小時都可以給我打電話。名片背面是這位魯迪·貝勒的號碼,你隨時都可以給他打電話。這個案子我和他一起辦。還有問題嗎?”
  “好,”他還來不及咕噥或者呻吟,戴克就接著說。“這位魯迪明天上午會帶著一些文書到這儿來。叫你老婆今天下午給我們打個電話。我們要跟她談一談,這很重要。”他在范·蘭德爾那條沒有受傷的腿上輕輕拍了几下。我們該走了,走在他改變主意之前。“我們將會給你搞來一大筆鈔票的。”戴克向他保證道。
  道了再見以后,我們立即退出。一到走廊上,戴克就得意洋洋地說:“把戲就是這么玩的,魯迪。小菜一碟。”
  我們閃過一位坐著輪椅的女人,又為躺在輪車上被推走的病人讓路。大廳擠滿了人。“那人要是原來就有律師怎么辦?”我在呼吸恢复正常后問。
  “那我們也沒有什么可以損失嘛,魯迪。這一點你必須記住。我們來的時候是赤手空拳。即使他把我們從病房里赶出來,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我們又能失去什么?”
  失去一點儿尊嚴,一點儿自尊。他的理論完全符合邏輯,我無話可說。我的步子又大又快,我不想看他一跛一拐拖拖沓沓。“喂,魯迪,明白了吧?你真正需要的東西,在法學院是學不到的。他們只教你啃書本,只教你背理論,只講些華而不實的東西。說什么要把律師業務當成紳士与紳士交往的一种職業,一种受到書上寫滿几頁紙的職業道德支配的光榮職業!”
  “職業道德有什么錯?”
  “哦,沒錯,我想。我說的職業道德是,律師應該為他的委托人盡力,不讓自己竊取錢財,盡量不說謊,你知道,那些基本的東西。”
  戴克論職業道德!我們往往化几個小時,探討倫理和道德的難題。而堂堂一部《職業道德准則》,就這樣被戴克簡化成3大原則:為委托人而戰;不偷;盡量不說謊。
  我們突然左轉,進入一條新建的走廊。圣彼得醫院是一座不斷延伸不斷增加附屬建筑物的迷宮。戴克這時的心態是不吝賜教。“但是,法學院沒有教的東西,可能會給你造成不良后果。以剛才病房里的那個范·蘭德爾為例。我覺得你在那里的時候心情很緊張。”
  “我是很緊張。”
  “你不該緊張。”
  “可是,這樣拉客戶是不道德的呀。這和明目張膽地跟在救護車后面追,有什么兩樣。”
  “說得對。可誰管得著?与其別人來干,還不如我們干呢。我向你保證,今后24小時之內,一定會有別的律師來找范·蘭德爾,千方百計讓他在委托合同上簽字。人人都是這么干的,魯迪。這是競爭。是市場。孟菲斯的律師多得很哪。”
  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那個人會守信用嗎?”
  “可能。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很走運。我們在合适的時間,向他發起了進攻。一般說當時成敗的希望一半對一半,但他一在虛線上方簽了名,那他和我們繼續合作的可能性就有80%。過几個鐘頭,你給他打個電話,跟他老婆談談,說你今儿晚上回來跟他們一起把案子商量商量。”
  “我?”
  “當然是你。這很容易嘛。我已經准備好一些文件讓你過目。這是不需要勞駕腦外科醫生的。”
  “可我不知——”
  “听著,魯迪,別緊張。別害怕這個地方。他現在是我們的委托人,不是嗎?你有權會見他,誰都管不著。誰都不敢把你轟出去。放松點儿。”
  我們在三樓餐室用塑料杯子喝著咖啡。戴克看中這家小自助餐廳,是因為它靠近整形外科病區,而且又是剛剛改造過不久,沒有几個律師知道這個地方。他一邊打量著餐廳里的每個病員,一邊低聲對我解釋說,律師們喜歡在醫院的自助餐廳里逗留,其目的是為了獵取受了外傷的病員,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口气里有一种對這一行為蔑視的味道。諷刺是何物,他全然不知。
  作為J.利曼·斯通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年輕律師,我的部分職責將是呆在這里尋覓獵物。在兩個街區外的坎伯蘭醫院的主樓,也有一個大的自助餐廳。這家美國自愿者醫院,還有3個自助餐廳。戴克當然知道它們位于何處,而且還把他的知識和我分享。
  他建議我從圣彼得醫院開始,因為這里的受傷病人最多。他在餐巾上畫了一張地圖,向我指明了其他潛在熱點的位置。最大的自助餐廳在二樓,靠近產科病房。咖啡店靠近大堂休息廳。晚上的時間最合适,他目光不离獵物對我說,因為那時候病人在房間里感到無聊,喜歡而且自以為可以坐著輪椅下來吃個快餐。若干年以前,布魯索手下的一個律師于凌晨1點,在那個最大的自助餐廳釣著了一個燒傷的小伙子,一年以后案子以200万美元了結。問題是,那個小伙子在此以前已經炒掉了布魯索,重新聘用了另一名律師。
  “上了鉤的魚,卻沒能釣上來。”戴克說,樣子像個垂頭喪气的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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