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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戴克開業頭一個月的情況令人擔憂。我們收到的律師費,總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來自吉米·蒙克,他是個專門在商店行竊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審時,上了戴克的鉤。200美元取自一個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這個案子搶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釋,到現在仍然是個謎。500美元是一樁工人賠償案的律師費,這個案子的材料是我們撤离原來事務所那天,戴克從布魯索辦公室順手牽羊的戰利品。還有100美元,是我為一對中年夫婦起草遺囑獲得的手續費。他們在樓下買古董,轉錯了一個彎,闖進我的辦公室,我正伏在寫字台上打瞌睡。我們聊得很愉快,他們興致一高,就要我為他們寫遺囑。付的是現鈔,我立即交給了戴克,他是負責記賬的簿記員。我們第一筆律師手續費,來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們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紙張名片400美元,接通水電煤气并交納押金550美元,電話系統租賃和一個月的電話費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樓下房東購買寫字台和其他裝潢設備的第一次付費300美元,律師會員費200美元,五花八門的雜費300美元,傳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裝租來的一台廉价計算机及第一個月的租金400美元,在當地的一份飯店指南上登了一則廣告50美元。
  我們總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屬于開辦費,我為此對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細算,決不浪費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計划,今后的日常開支,每月大約1900美元。對于目前的情況,他裝出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
  我對于戴克的熱情,很難無動于衷。他是單身住在事務所,遠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參加社交聚會。密西西比的賭場,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場所。
  他通常比我晚個把小時開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辦公室里打電話,究竟打給誰,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設法拉客戶,或者核對事故報告,或者聯系他的關系戶。他每天上午都要問我,有沒有什么東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識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總是滿腔熱情地要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電話,買咖啡,打掃辦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個不停。戴克毫無架子,他只想讓我高興。
  他一點不為律師資格考試操心。我們為此曾談過一次,但他馬上改換了話題。
  每天將近中午的時候,他總要去某個說不清的地方辦點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個活動繁忙的法律場所,也許是破產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尋找那些需要聘請律師的人。這件事我連問也沒有問。他在晚上去醫院偵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們就安排好辦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盤。戴克認為我應該用大部分時間去那些多得數不清的法院轉轉,招徠顧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樣咄咄逼人,我發現他對此頗為失望。我老是談論職業道德,講究戰略戰術,這也使他膩煩。外面是一個嚴酷混亂的世界,那些連肚皮也填不飽的律師,可是明白這個你死我活的把戲應該怎么玩。整天坐在辦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餓死。人家不會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給你白白送上門。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開業執照。盡管收入可以對半分成,但我們的關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雜活苦活主動攬在身上,是因為他覺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護車后面飛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醫院急診室里躲躲閃閃,是因為他對五五分成這樣的安排心滿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樁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對我說,在律師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們這樣說。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電話簿黃頁上做彩色廣告,在馬路上豎起又高又大的廣告牌,在市內公共汽車上貼出大幅海報,甚至打電話拉客,律師們之所以干出這些肮髒勾當,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會你的所作所為發出的臭气,不要理會大事務所的大腕律師對你的奚落或者諂媚,因為只要逮住一樁案子就成。
  戴克已經下定決心,要為我們這個小小的事務所,逮住一樁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細找的當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區,有5個附屬于它的小城市。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市法院,每個市法院都指派年輕律師代表貧窮的刑事被告在行為不檢的案件中替他們辯護。法官和檢察官都是兼職的年輕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畢業生,大多數人每月的工資還不到500美元。他們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務所,而且生意興隆,每周只化几個小時,審理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門拜訪過他們,臉上挂著笑,伸出熱情的手,請他們多多關照,給我弄點儿業務。拜訪也取得了一點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個窮漢子,他們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擁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還有的是公開褻瀆。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須在兩個月內了結。從會見委托人和他們討論如何為其辯護,与檢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區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時。這就是說,每小時收費只有區區25美元,還得納稅和開支。
  但這至少讓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點儿進賬。我和人們會見,相互交換名片,請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轉告他們的親戚朋友,我魯迪·貝勒能幫助他們解決任何法律難題。然而,折磨他們親戚朋友的又會是什么樣的問題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戰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產,或者种种刑事罪名。這就是律師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們賺到一點錢以后,做些廣告。他認為我們應該打出人身傷害法律專家的旗號,到有線電視台做廣告。廣告片應該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時候工人們正在吃早飯,可以赶在他們上班受傷之前引起他們的注意。他最近還一直在收听一個听眾可以与主持人談心的黑人電台。這不是因為他喜歡它播放的音樂,而是因為這家電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訝的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被律師們發現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個新的領域:談心律師!
  上帝保佑我們。
  我喜歡在巡回法院文書室溜達,跟那些女辦事員打情罵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檔案是公開的文獻,可以通過計算机查閱。我摸熟了計算机后,立刻調出了列奧·F.德拉蒙德以前經辦的几個案件。最近的一樁結案已經18個月,最早的則已有8年之久。沒有一樁与大利公司有關,但被告無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樣的保險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經過審判,并且最終裁決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過去3周當中,化了許多時間研究這些檔案,做了大量的筆記,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這些檔案,我准備了一份長長的質詢提綱,這些書面質詢的問題將由對方在宣誓后做出書面回答。書面質詢的方法多种多樣,我發現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學習的榜樣。我仔仔細細地琢磨這些檔案,列出了一份長長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錄。德拉蒙德的對手當中,有几個相當出色,另外几個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對手的本領如何,他似乎總是占著上風。
  我研究了他的訴狀、辯護狀、申請書、書面質詢和對原告書面質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讀他的證詞,背誦他的預審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寫給法院的書信。
  在對戴克作了長達一個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勸誘之后,他終于同意去亞特蘭大做一次閃電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兩天時間。兩個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車旅館中度過,因為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來時,他帶來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財產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實從他那個住在佛羅里達關系疏遠的哥哥那儿,繼承了一筆遺產,但他的那份不動產价值還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結婚以前,他已經有過兩位太太,她們給他生了6個儿女。這6個儿女,外加律師和國內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財產瓜分殆盡;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亞州一家大銀行的信托部。經過5年大無畏的投資,連本帶息現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檔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細查閱,并且纏住有關的人士,打听到我們需要的信息。
  “遺憾,”他在總結了調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給我后說。
  我很失望,但并不覺得奇怪。
  筆錄唐尼·雷·布萊克的證詞,原本計划在我的新事務所里進行,這個方案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雖然不是在馬廄中辦公,但辦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沒有裝修。窗子上沒有窗帘,轉身都有困難的洗手間里,抽水馬桶又常常罷工。
  我倒不是為這個地方感到難堪,事實上它還頗為雅致;對一顆正在崛起的律師界的新星,這是朴實無華的起步場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倫特与布倫特事務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們過慣了豪華生活,屈尊來到郊區的貧民窟定會表現出勢利來,我又怎能忍受?我們甚至都沒有足夠的座椅,把狹小的會議桌四周擺滿。
  星期五,也就是預定取證的前一天,多特告訴我說,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為取證擔心,這使他的身体變得更糟。他既然無法走動,我們當然只能去他家取證。我打電話給德拉蒙德,他卻回答說他不能同意改變取證的地點。規定就是規定嘛,他說。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證的時間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個人。他對此深感遺憾。他當然巴不得把取證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禮之后。我挂上電話,馬上又打給基普勒法官。過了几分鐘,基普勒撥通了德拉蒙德的電話,三言兩語就把取證的地點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萊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親臨取證的現場。這實在是非同尋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經病入膏肓,這可能是筆錄他的證詞的最后一次机會。因此,時間至關重要。取證時雙方律師發生激烈爭執是家常便飯,往往需要打電話請法官召開電話會議來解決糾紛。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糾紛無法解決,取證就只好取消,雙方重新商定取證的時間。基普勒斷定,德拉蒙德那一幫人准會挑起毫無意義的爭吵,阻礙取證的正常進行,然后大發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場,取證就會一帆風順。他會對他們的反對意見做出裁決,讓德拉蒙德老實就范。而且,這天是周末,他也沒有別的事可做,他補充說。
  這將是我律師生涯中第一次取證,我想他也有點儿為我的能力擔憂。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盤算,如何才能保證在布萊克家的取證獲得成功。唐尼·雷整個作證的過程,將用錄像机錄下,以便陪審團將來可以看到他那凄慘的模樣,但他們家又潮又暗,特別是最最重要的燈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沒有空調,溫度卻高達華氏90多度。無法想象,五六個律師和一位法官,外加一個書記官和攝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個地方擠坐在一起,而不致覺得無法忍受。
  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多特用大塊的藍色煙云,使我們統統窒息而死;還夢見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戶。我睡了不足3小時。
  我提前1小時早早來到布萊克家。他們的窩顯得更小更熱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說他要打起精神面對挑戰。取證的事我們已長談過几小時。一周前,我給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詳詳細細地列出了我要問的問題,以及我估計德拉蒙德將會提出的問題。他說他已做好准備,但我看出他有點儿緊張和激動。多特在邊煮咖啡邊擦牆壁。一批律師和法官將要光臨,唐尼·雷說,她打掃了一個通宵,到現在仍未停。我在搬一張沙發時,巴迪從我身邊走過,身上已經洗刷一新。襯衫雪白,下擺也已經塞進褲腰。取得如此顯著的戰果,多特不知在他身上化了多少力气。
  我的3位委托人已經做好一切准備,完全上得了台面。我為他們驕傲。
  戴克來時帶了許多設備。他向朋友借了一台老式攝像机,比時下流行的攝像机至少大3倍。他向我保證攝像決無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和布萊克一家見面,他們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正在屈尊抹著咖啡桌的巴迪尤為如此。戴克在屋里兜了一圈,悄悄對我說這地方絕對不夠大。他把一只三角架拖進房間,不慎踢翻了一個雜志架,惹得巴迪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屋子里凌亂不堪,到處散放著一些小桌子、墊腳凳和60年代初期生產的家具,家具上堆滿了廉价的紀念性的小玩意。室溫在一分鐘一分鐘上升。
  基普勒法官大駕光臨,和在場的人打過招呼后,便開始不停地冒汗。過了分把鐘,他說:“咱們到外邊去瞧瞧。”我領著他穿過廚房,走進后院。在正對著巴迪的福特破車的篱笆一角,有棵橡樹,可能是當年造屋時栽下的,如今已枝繁葉茂。戴克和我跟著基普勒,走過剛剛刈過但尚未清掃的草坪。經過那輛擋風玻璃上蹲著几只小貓的破福特時,他特別多看了几眼。
  “這儿有什么不好嗎?”他站在樹下問道。篱笆外邊長著茂密的樹篱,擋住了隔壁鄰居的視線。在這雜亂的灌木叢中,有4棵高大的松樹,遮住了從東邊射來的早晨的陽光,使人站在橡樹下面勉強還能忍受。至少暫時還能忍受。而且,這里光線充足。
  “我覺得挺好,”我說,盡管在我极為有限的經歷當中,我還從來沒有听說過戶外取證這樣的事。我迅速默念了一段禱文,感謝上帝讓狄龍·基普勒閣下大駕光臨。
  “電線能拉到這儿嗎?”他問。
  “能,”戴克說。“我帶來的接線有100英尺長哩。”他邊說邊費勁地從草叢中走過去。
  布萊克家的宅基寬不足80英尺,長約100英尺。前面的庭院大于后院,因而后院很小,那輛破福特离我們并不遠。事實上,它就近在眼前,那頭老貓克勞斯庄嚴地雄踞車頭,用警惕的眼光注視著我們。
  “咱們去搬几張椅子來,”基普勒下令,邊說邊卷袖子。多特、法官和我從廚房搬來了4張座椅,而戴克則忙著拉線,搬出攝像机。巴迪已不見人影。多特讓我們隨意使用院子里的凳椅,接著又從雜物間找來了3張斑斑點點、發了霉的草坪躺椅。
  基普勒和我又是搬又是扛,不到几分鐘,全身都已為汗水濕透,而且還引起了鄰居的注意。几張面孔從他們的庇護所里露了出來,用充滿好奇的目光審視著我們。那個身著牛仔褲的黑漢子,干嗎要把椅子拖到布萊克家的橡樹底下?那個長相古怪、頭大如斗、五短身材的家伙,干嗎要腳上繞著電線在跌跌沖沖地布線?布萊克家發生什么事啦?
  9點差几分,兩位法院女書記官赶到了。糟糕的是,應門的卻是巴迪。要不是多特及時出現,把她們領到后院,她們准會嚇得掉頭就走。感謝上帝,她們穿的不是長裙,而是寬松的便褲。她們立即和戴克聊起攝像設備和電源。
  德拉蒙德和他那一班人員于9點准時到達,一分鐘不早,一分鐘不遲。他今天只帶了兩個律師:B.杜威·克萊·希爾三世和布蘭登·富勒·格羅。這兩人打扮得像是一對雙胞胎:海軍藍的上裝,全棉白襯衫,下穿漿得筆挺的卡其褲,腳蹬平跟船鞋。唯一的區別只是他們的領帶。德拉蒙德沒有打領帶。
  他們在后院找到了我們,這樣的環境,使他們頗為惊愕。但基普勒、戴克和我本人此刻已經熱得渾身濕透,他們怎么想,已經全不在乎。“只來了3位?”我數了數被告辯護律師團,問道。但他們顯然不覺得我的問題有趣。
  “你們坐在這里,”法官大人指著3把廚房用椅說。“當心電線。”戴克把電線在樹上繞得亂七八糟,而格羅又似乎特別害怕触電。
  多特和我扶著唐尼·雷下了床,穿過屋子,走向后院。他身体雖然非常虛弱,卻勇敢地強打精神,盡量不讓我們攙扶。走近橡樹的時候,我仔細觀察列奧·德拉蒙德,看他第一次見到唐尼·雷會有何种反應。但從他那沾沾自喜的臉上,我卻看不到任何變化。我真想厲聲對他吼叫:“你仔細看看,德拉蒙德。看看你的委托人干的好事!”但這不是德拉蒙德的錯。拒絕支付唐尼·雷手術費用的決定,在德拉蒙德得知這一事件很久之前,早就由大利公司的某個人做出了,他只不過碰巧當了炮灰,受到我們憎恨而已。
  我們讓唐尼·雷坐在舖了墊子的搖椅上。多特把墊子拍了又拍,弄得松松軟軟,讓他盡可能坐得舒舒服服。他呼吸沉重,滿臉是汗,看上去比平時還要虛弱。
  我把在場的人一一向他做了正式介紹:基普勒法官,兩位法院書記官,戴克,德拉蒙德和特倫特与布倫特的另外兩名律師。他身体太弱,不能和他們握手,因而只是微微點頭,盡力擠出一絲微笑。
  我們把攝像机對准他的面孔,鏡頭离他大約只有4英尺。一位書記官是領有執照的攝像師,在戴克調整焦距時,她設法讓他走開,不要礙手礙腳。因為錄像帶上只能出現唐尼·雷一個人的圖像。別人的聲音可以錄下,但將來陪審團看到的只能是他一個人的臉孔。
  基普勒讓我坐在唐尼·雷的右側,德拉蒙德坐在他的左側。法官自己則坐在我的旁邊。我們坐下后,都把椅子向證人身邊挪。多特站在攝像机后几英尺的地方,注視著儿子的一舉一動。
  受好奇心驅使的几位鄰居,在不到20英尺以外,倚在鋼絲网眼篱笆上。從街頭一台收音机里,傳來康維·特威蒂嘹亮的歌聲,但目前這還沒有使我們分神。這是星期六的上午,從遠處不停地傳來刈草机的嗡嗡聲,与鄰居們修剪樹篱時發出的卡嗒聲相互唱和。
  唐尼·雷呷了一口水。面對著4位律師和1位法官的注視,竭力顯得泰然自若。今天向他取證的目的十分明顯:陪審團需要傾听他的證詞,而將來開庭時,他卻已經离開人問。他應該引起陪審團的同情。如果是在若干年以前,取證會以過去常見的那种方式進行。法院書記官用錄音机錄下提問和回答,再用打字机打成一份清楚明白的證詞,審判時由律師向陪審團宣讀。但是隨著技術的進步,目前的取證,特別是對垂死的證人取證,常常用錄像机錄下,然后向陪審團播放。遵照基普勒的指示,唐尼·雷的證詞也將按標准程序用速錄机錄下,這將使原告和被告、陪審團和法官,在不必看完整個錄像的情況下,迅速查看所需的證詞。
  這种取證所化的費用,視長度而定。法院書記官按照頁數收費,因而戴克要我提問時簡明扼要。這是我們在取證,費用得由我們支付,他估計大概要化400美元。打一場官司代价實在不菲。
  基普勒問唐尼·雷是否已准備就緒,接著便命令書記官讓他宣誓。他保證將說出事實真相。由于他是我的證人,目的又在于為將來庭審取得證詞,我對他的質詢就不能像平時“釣魚”時那樣隨便,而必須符合取證的种种規則,因而我心里頗有點儿緊張。但基普勒在場,又使我大為安心。
  我問了唐尼·雷的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又就他的父母和家庭提了几個問題。全是些基本的東西,無論對他還是對我,都十分容易。他回答時語速緩慢,面對著攝像机,一切都按照事前我對他的指示進行。我要提的問題,他全知道;即使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問題,他也多半心中有數。他背靠著橡樹樹干,這在畫面上构成了絕妙的背景。他偶爾用手帕抹一抹前額,對這個取證小組成員們好奇的凝視,仿佛視而不見。
  我雖然事前并未叫他盡量突出虛弱的病態,但他此刻确實顯得弱不禁風,奄奄一息。也許他真的活不了几天了。
  在我的左邊,不過隔了几英寸,坐著德拉蒙德、格羅和希爾。他們將拍紙簿擱在膝頭上,正飛快地竭力記下唐尼·雷所說的每一個字。在星期六取證,我不知道他們要收多少費。取證開始不久,海軍藍的上裝便已脫去,領帶也已松開。
  在問答過程中一個較長的間歇期間,后門突然砰的一聲被人推開,巴迪跌跌撞撞地走了進來。他已經脫掉了襯衫,身上穿著那件常穿的布滿黑色斑點的紅色無領套衫,手上拿著一個奇形怪狀的紙袋。我雖然目不斜視,沒法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唐尼·雷身上,但從眼角仍能看見他搖搖晃晃地走過院子,一邊用怀疑的目光瞟著我們。我心里完全明白,他將向何處走去。
  那輛福特破車的門敞著,他鑽進汽車,坐到前排的位置上,几只小貓立刻爭先恐后地從窗口跳了進去。多特的臉上頓時板了起來。她緊張不安地望著我,我立即搖了搖頭,仿佛是說:“別管他!他是不會有什么妨礙的。”她真想宰了他。
  唐尼·雷和我談論著他接受過的教育,工作經歷,以及他從未离開過家、從未參加過選舉登記、從未在法律上遇到過麻煩等等事實。昨天夜里,我躺在搖蕩的吊床里,曾經把取證想得如何如何困難,現在情況卻遠非如此。我從容自若,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律師模樣。
  關于他所患的疾病,以及他沒有得到的治療,我提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事前雖然已經排練過多次,我仍舊問得十分謹慎。因為醫生的話唐尼·雷一句也不能重复,而且他也不能做任何猜測,或者發表与醫藥有關的意見。那樣的話,只能是道听途說。醫療方面的問題,我希望再由別的證人在庭審時提出證詞。德拉蒙德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聚精會神地傾听著每一句回答,在心里迅速地做一番分析,然后豎起耳朵等著下一句。他完全不露聲色。
  唐尼·雷的体力和腦力能支持多久,陪審團將來想看多久,這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我化了短短的20分鐘,便結束了質詢,而且在整個過程中,對方沒有提出過一次“反對”。戴克朝我擠了擠眼,仿佛是說:我干得特棒。
  列奧·德拉蒙德對著錄音設備向唐尼·雷做了自我介紹,接著又說明他代表的是誰,在這樣的場合出現他感到多么遺憾。与其說他是在對唐尼·雷講話,倒不如說是在講給陪審團听。他聲音悅耳,語气寬容,一個十足的富有同情心的男子漢。
  只提几個問題。唐尼·雷有沒有离開過家?有沒有在別的什么地方生活過?哪怕只住過十天半個月?德拉蒙德圍繞著這個問題,輕聲地旁敲側擊,反复盤問。由于唐尼·雷已經過了18歲,只要他曾經离開過家,他們就可以證明,他的父母購買的保單保險范圍并不包括他。
  唐尼·雷聲音微弱,一次又一次有禮貌地回答說:“沒有,先生。”
  德拉蒙德又很簡要地問了別的几個問題。唐尼·雷自己是否買過醫療保險?是否曾經在某一家公司工作,而那家公司為他買過醫療保險?几個諸如此類的問題,得到的都是一句無力的“沒有,先生”的回答。
  盡管這次取證的場所有點儿古怪,但德拉蒙德是個久經沙場的老手,取證何止成千上万,他自然明白在這种場合應該小心。他對這個年輕人只要稍微粗暴一點,就會引起陪審員們的憤慨。事實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妙良机,對可怜的小唐尼·雷表現出一點真正的同情,他就可以討好陪審團。再說,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從眼前這位證人身上,他擠不出什么過硬的材料。既然如此,又何必對他窮追猛打呢?
  不到10分鐘,德拉蒙德便結束了對唐尼·雷的質詢。而我也沒有什么問題需要再詢問證人。基普勒宣告取證結束。多特迅速走了過去,用一塊濕布替儿子擦了擦臉。唐尼·雷用詢問的目光望著我,我向他豎起了大拇指。被告的律師們默默地拿起上裝和公文皮包,告辭后立即迫不及待地匆匆离去。
  基普勒法官開始把椅子向屋里拖。走到那輛破車前面時,他的眼睛瞟著巴迪。克勞斯躬著身子縮在車頭上,擺出了一副時刻准備進攻的架勢。我但愿不要發生流血事件。多特和我扶著唐尼·雷向屋子走去。在一腳門里一腳門外的當儿,我朝左面瞧了瞧。嗨,戴克正隔著篱笆忙著向外面的人群散發我的名片呢!真是一個賣力的老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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