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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很快就組織好了。E.加納·古德曼打了第一個電話,一個小時之內必須參加的人就都到齊了。他們在丹尼爾·羅森隔壁的一間小小的不常用的會議室中開了四個小時的會。這是羅森的地盤,因此亞當很是不安。
  都說丹尼爾·羅森是個魔鬼,雖說兩次心髒病敲掉了他的一些棱角.讓他溫和了點。三十年來,他一直是個殘酷的訟棍,最下賤,最卑鄙,而且毋庸置疑也是芝加哥最能干的法庭鬧事者。在得心髒病之前,他是以他非人的工作鐘點而著稱——每周九十小時,在午夜還与秘書、助手們無休止地工作,挖掘查找資料。几任妻子都离他而去。要有四位秘書同時用玩命的速度工作才能跟上他的進度。丹尼爾·羅森曾是庫貝事務所的靈魂和心髒,但如今再也不是了。他的醫生只允許他在辦公室每周工作五十小時,而且禁止他出庭。
  現在,已六十五歲并且日益發胖的羅森被他親愛的同事們一致推選為事務所這群溫順羊羔的牧羊人。他的責任是監督那個使庫貝事務所運轉的頗為繁瑣的官僚机构。這是一項榮譽,其他合伙律師在贈与他這項榮譽時就這么淡淡地解釋了一下。
  到目前為止,這項榮譽簡直成了災難。被迫從他极度熱愛并需要的戰場退出后,羅森對于事務所業務的管理也跟准備一場收費高昂的官司相類似。他會為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對秘書和辦事員們嚴加盤問,他与其他合伙律師針鋒相對,可以為有關事務所政策的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而高談闊論數小時。既然被醫生監禁在辦公室里,他只好把年輕助手們叫來,然后找茬,看他們忍受壓力的限度。
  他故意隔著小會議桌坐在正對著亞當的座位上,手里拿著一份薄薄的卷宗好像是攥著個生死攸關的秘密。E.加納·古德曼坐在亞當的下手,擺弄著他的領結,搔著他的胡須。當他用電話告訴羅森有關亞當的要求并透露了他的家世時,羅森的愚蠢反應是預料之中的。
  埃米特·威科夫站在房間的一頭,耳邊貼著一個火柴盒大的手提電話。他將近五十歲,看上去卻老得多,每天都在惊惶中和無數電話中度過。
  羅森小心地打開放在亞當面前的卷宗,拿出一本黃色的拍紙簿。“去年我們和你面談時你為什么不說你祖父的事?”他單刀直入并惡狠狠地盯著對方。
  “因為你們沒有問我,”亞當回答。古德曼曾告誡過亞當這個會可能不會很順利。但他和威科夫會占上風。
  “別自作聰明,”羅森咆哮起來。
  “別這樣,丹尼爾,”古德曼說著把眼睛轉向威科夫。威科夫正盯著天花板搖頭。
  “霍爾先生,你不認為你應該告訴我們你与我們的一個客戶是親戚嗎?你當然相信我們是有權利知道這件事的,不是嗎,霍爾先生?”他這种輕蔑的口吻通常是為那些撒謊和要花招的見證人預備的。
  “其他所有的事你們的人全都問到了,”亞當回答,非常鎮定,“記得嗎?安全審查,指紋鑒定,甚至談到了測謊器。”
  “是的,霍爾先生,但是你知道的事我們不知道。當你申請工作時你的祖父是這個事務所的客戶,而你他媽的知道應該告訴我們。”羅森嗓音渾厚,聲調抑揚頓挫就像個有戲劇天才的演員。他的目光一直沒有离開過亞當。
  “他不是你所指的那种祖父,”亞當不慌不忙地說。
  “那也是你的祖父,而且在你來這里求職時就已經知道他是個客戶。”
  “那么我道歉,”亞當說,“這個事務所有上千個客戶,全都是有錢的,都為我們的服務而付出了巨額費用。我從未想象一件微不足道的義務訴訟也能招來麻煩。”
  “你這是欺詐,霍爾先生。你有預謀地選擇了這個事務所,因為它當時在代理你的祖父。現在,你又突然來要求接手此案,這使我們處境尷尬。”
  “什么處境尷尬?”埃米特·威科夫問,一邊折起了他的大哥大放進口袋里,“听著,丹尼爾,我們談論的是一個在死囚牢里的人。他需要個律師,該死的。”
  “他自己的孫子?”羅森問。
  “誰管他是不是他的孫子。這個人一只腳已經進了墳墓,他需要個律師。”
  “他解雇了我們,記得不?”羅森掉轉了槍口。
  “是啊,但他總是可以重新聘我們的,值得試一試,會好起來的。”
  “听著,埃米特,考慮這個事務所的形象是我的工作。把一個新來的助手送到密西西比去,讓人家拒絕,并把他的當事人處死,我可沒想過這樣的主意。坦率地說,應該把霍爾先生從庫貝事務所開除。”
  “噢,太棒了,丹尼爾,”威科夫說,“標准的倔老頭對于微妙事件的反映。那誰去代理凱霍爾?想想他吧,這個人需要個律師,亞當也許是他唯一的机會。”
  “上帝幫助他,”羅森喃喃地說。
  E.加納·古德曼決定說几句了。他兩手握緊放在桌上,瞪著羅森說:“事務所的形象?平心而論,你以為我們真像一伙低薪的社會工作者在熱情地幫助人民?”
  “或者像一伙在救濟貧民的尼姑?”威爾夫冷笑著在一邊幫腔。
  “這件事怎么會傷害我們事務所的形象?”古德曼問。
  羅森從不知道什么叫讓步。“非常簡單,加納,我們不會把我們的新手送到死囚牢去。我們也許會虐待他們,設法毀了他們,讓他們一天工作二十小時,但我們不會在他們沒有准備好的時候送他們去打仗。你是知道死刑訴訟有多复雜難弄的,他媽的,你寫過書的,你怎么能指望霍爾先生能胜任?”
  “我將督導他所做的一切,”古德曼回答。
  “他真的非常不錯,”威科夫繼續敲邊鼓,“你知道,他已經把全部檔案材料都背下來了,丹尼爾。”
  “這樣能行得通的,”古德曼說,“相信我,丹尼爾,這种事我經得多了,我會始終參与辦案。”
  “我也會抽上几個小時幫幫忙,”威科夫補充道,“我甚至可以在必要時飛過去。”
  古德曼猛然轉過身盯住威科夫。“你!公益事業?”
  “當然了,我有良心。”
  亞當沒有理會他們的玩笑,仍然盯住丹尼爾·羅森。他想說,來吧,解雇我吧。來吧,羅森先生,開除了我那我就好去埋葬我的祖父了,然后繼續過完我的一生。
  “如果他被處決了呢?”羅森向著古德曼發問。
  “我們曾經失去過他們,丹尼爾,你是知道的,從我負責公益以來有三個。”
  “他的机會怎么樣?”
  “非常小。他現在能活著全憑著第五巡回法院的延緩執行令的效力。這個延緩可能隨時被撤消,然后新的死刑執行期被确定。可能在夏末。”
  “沒有多久了。”
  “是的,我們為他操辦上訴已有七年,已經沒有什么理由再上訴了。”
  “有那么多人在死囚牢,我們為什么非去代理這個王八蛋?”羅森問。
  “說來話長,但是和現在的事完全無關。”
  羅森在他的拍紙簿上作了些顯然很重要的筆記。“你不會認為你能瞞得住這件事吧?”
  “也許。”
  “也許,媽的。在他們殺死他之前,他們會把他炒成個名人。媒体的記者們會像一群狼一樣圍著他。你會被發現的,霍爾先生。”
  “那又怎樣?”
  “怎樣?那會成為特大新聞的,霍爾先生。你想想那頭版標題吧——失散多年的孫子回鄉挽救祖父。”
  “別說了,丹尼爾,”古德曼說。
  但他還繼續說:“新聞界會充分利用它,你難道看不見,霍爾先生?他們會揭露你的身分并渲染你的家人如何瘋狂。”
  “但是我們熱愛新聞界,是不是,羅森先生?”亞當平靜地問,“我們是出庭律師。我們不是應該在鏡頭前表演的嗎?你難道從不——”
  “這點說得非常好,”古德曼插進來,“丹尼爾,也許你不該勸告這個年輕人回避新聞界。對你搞的一些花招噱頭我們可以講出不少故事來。”
  “對,求你了,丹尼爾,別的你盡可以教給這孩子,就是不要講關于媒体的廢話,”威科夫說,不怀好意地咧了咧嘴,“是你寫的書。”
  有那么一瞬間羅森顯得有些尷尬,亞當仔細觀察著他。
  “我個人相當喜歡這樣的安排。”古德曼一邊擺弄著領結一邊研究著羅森身后的書架。“關于這事有不少可說的,實際上,可能會對我們這個可怜的小小公益部門大為有利。試想,一個年輕律師為挽救死回牢里的一個頗有名气的殺人犯而玩命地拼搏,而且他是我們——庫貝事務所——的律師。不錯,會有大量報道,但那能有什么害處呢?”
  “要是你問我的話,這是個非常出色的主意,”威科夫說著,他口袋里的迷你大哥大開始響起來,他把電話貼在下巴上轉身躲到一邊去。
  “如果他死了呢,我們是不是顯得挺無能?”羅森問古德曼。
  “他本來就要死的,對吧?所以他在死囚牢里,”古德曼解釋說。
  威科夫結束了他的通話,把電話放進口袋。“我得走了,”他說著便匆匆向門口走,神色有點緊張,“我們談到哪儿了?”
  “我還是不喜歡,”羅森說。
  “丹尼爾,丹尼爾,從來都是個老倔頭。”威科夫停在桌子的一端,用雙手支著桌子。“你明知道這是個好主意,你不高興只是因為他不曾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
  “确實是這樣,他騙了咱們,現在又利用咱們。”
  亞當深深吸了口气又搖了搖頭。
  “理智些,丹尼爾,他的面談是在一年前,是過去的事。都過去了,老兄。忘了它吧。我們手頭有好多緊迫的事要做。他聰明,工作非常努力,辦事沉穩,又做了十分細致的研究,有他是我們的福气。是的,他的家庭很糟,但我們肯定不准備把凡是家庭功能有障礙的律師都從這里開除吧。”威科夫沖亞當笑了笑。“附帶說一句,所有的秘書都覺得他挺帥。我說把他送到南方去几個月,然后盡快讓他回來。我需要他。我得走了。”他消失在門外,關上了身后的門。
  當羅森在他的拍紙簿上涂抹時屋里靜极了,后來他放棄了并合上了卷宗。亞當几乎都為他難過了,這是個偉大的斗士,芝加哥法律界的傳奇人物,能出席高級法庭的大律師,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他曾經駕馭左右陪審團,嚇倒對手,威脅法官,現在坐在這儿像個簿記員,竟為了委派新手承辦公益訴訟項目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亞當從中看到了幽默、諷刺,還有可怜。
  “我將同意它,霍爾先生,”羅森低沉的聲音极富戲劇性,几乎像在耳語,好像這一切使他受到了极大挫折,“但是我向你保證,你辦完凱霍爾的事回到芝加哥時,我將建議你結束与庫貝事務所的合同。”
  “也許沒有那個必要,”亞當迅速回答。
  “你向我們介紹你自己時作了假,”羅森繼續說。
  “我說過對不起了,再不會有這樣的事了。”
  “此外,你是頭自作聰明的驢,狂妄而固執。”
  “你也是,羅森先生。找出一個不狂妄而固執的辯護律師給我看。”
  “确實挺聰明。享受凱霍爾的案子吧,霍爾先生,因為這將是你在這間事務所的最后一項工作。”
  “你想要我享受行刑過程?”
  “放松些,丹尼,”古德曼溫和地說,“放松些吧,這里誰也不會被解聘。”
  羅森用一個手指頭憤怒地指著古德曼。“我發誓我會建議解聘他。”
  “好的。你能做的也就是建議,丹尼爾。我會把它提交給委員會,我們再大吵一回,行了吧。”
  “我等不了,”羅森跳起來咆哮,“我現在就去游說。我會在這個周末投我的那一票。再見!”他沖出房間,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他們并排坐著一聲不響,只讓目光越過桌子對面那排空著的椅子,停留在那些厚厚的整齊地靠牆排列的法律書籍上。他們听著用力關門后那砰然的回聲。
  “謝謝,”亞當終于說。
  “他不是個坏人,真的,”古德曼說。
  “很迷人,一個真正的王子。”
  “我認識他很久了。他現在的境況不好,實在是失落沮喪。我們不知道如何對他才好。”
  “退休怎么樣?”
  “曾經考慮過,但是還沒有一個合伙律師是被迫退休的。由于明顯的原因,我們希望能避免開這樣的先例。”
  “他是不是真的要解聘我?”
  “別著急,亞當。我擔保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你沒有說出你的身分是不對,但那是個很小的過失,并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過失。你年輕,受了惊嚇,天真,而且你是想幫忙。別為羅森擔心。我不敢确定三個月后他是否仍在這個位子上。”
  “在內心深處,我覺得他佩服我。”
  “可以看得出來。”
  亞當做了個深呼吸,然后圍著桌子踱步。古德曼拔出鋼筆開始做筆記。“沒有多少時間了,亞當,”他說。
  “我知道。”
  “你什么時候能走?”
  “明天。今天晚上我要收拾一下,要開十個小時的車。”
  “檔案重一百多磅,現在正在赶印。我明天給你郵寄過去。”
  “告訴我一些孟菲斯辦事處的情況。”
  “一個小時前我和他們通過話。主管合伙人是貝克·庫利。他正在等著你。他們會給你准備一小間辦公室和一位秘書,需要什么他們會盡力幫助。在起訴之前他們沒有太多可做的事。”
  “那儿有多少律師?”
  “十二個。這是我們十年前兼并的一個小事務所。誰也不記得确實的原因。當然,是些好孩子,好律師,是一個老事務所剩下的人,當初因為棉花和谷物商人云集于此而繁榮。我認為那是与芝加哥相連的紐帶。不管怎么說,在信箋上多個地址也挺好。你到過孟菲斯嗎?”
  “我生在那儿,記得嗎?”
  “噢,是的。”
  “我去過一次,數年前去看過我的姑姑。”
  “那是個水鄉古城,相當悠閒自在。你會喜歡的。”
  亞當坐在桌子對面正對古德曼的座位上。“今后的几個月里我怎么可能去欣賞風光呢?”
  “說得好。你必須盡快去一趟死監。”
  “我后天會去那儿的。”
  “好。我會給典獄長打電話。他的名字叫菲利普·奈非,黎巴嫩裔,夠怪的。黎巴嫩裔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為數不少。無論如何,他是個老朋友。我會告訴他你要去。”
  “典獄長是你的朋友?”
  “是的,這要追回到數年前,一個叫梅納德·托爾的坏男孩儿,他是這場戰爭中的第一個受害者。我想他是在一九八六年被處死的,之后我和典獄長成了朋友。如果你肯相信,他是反對死刑的。”
  “我不相信。”
  “他討厭死刑。你會學到一些東西,亞當,死刑在這個國家可能很普通,但是被迫去執行它的人并不支持它。你就要見到這些人了:那些与囚徒接近的警衛,那些為了有效地行刑而必須事先計划的行政管理人員們,那些要在一個月之前就得進行行刑演習的監獄員工們。那是世界上一個特殊的小角落,一個非常壓抑的角落。”
  “我都等不及了。”
  “我會跟典獄長談一談,并拿到探視許可。他們一般會給你兩個小時。當然,如果薩姆不想要律師,也許五分鐘就夠了。”
  “他會和我談的,你說呢?”
  “我相信會的。我想象不出那個人會有什么反應,但他會跟你談話的。也許要兩次探視之后才能讓他簽字,你能行的。”
  “你上次是什么時候見的他?”
  “兩年前。華萊士·泰納和我去的。你需要去泰納那儿摸摸底。在過去的六年里,他是這個案子的指定律師。”
  亞當點點頭,開始考慮下一個問題。在過去的九個月里他一直在采用泰納的研究成果。
  “我們先以什么理由起訴?”
  “我們以后再談這些。泰納和我將在明天一早碰頭再審查一遍這個案子。不過,一切都得等到我們听到你的消息之后再說。如果我們不能代理他,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動。”
  亞當正在想報紙上的照片,黑白的是一九六七年薩姆被捕時拍的,還有雜志上的照片,彩色的是一九八一年第三次開庭所拍,另外他還把一些電視片段剪接成了一個關于薩姆的三十分鐘的錄像片。“他什么樣子?”
  古德曼把他的筆放在桌子上,擺弄著他的領結。“中等身材,消瘦——在死監里你很難看見胖子——神經質并且營養不良。他煙抽得很凶,在那里這很普通,因為沒有什么可干的,不管怎么說他們是在走向死亡。煙的牌子挺古怪,好像叫蒙特克萊,藍色的煙盒。在我的記憶里,他頭發灰白并且多油。這些人不是每天都洗澡。他后邊的頭發較長,可那是兩年前了,脫落的不多。胡子也是灰白的。他有不少皺紋,怎么說他也是快七十的人了。加上他煙抽得太多。你會注意到在死監里白人看起來不如黑人。他們一天監禁二十三個小時,所以似乎被漂白了。很蒼白,公平地說,几乎是病態。薩姆是藍眼睛,五官端正。我想薩姆·凱霍爾曾是個英俊的家伙。”
  “我在父親死后知道了關于薩姆的事,我問了母親無數個問題。她沒有給我多少答案,但她确實告訴過我薩姆和我的父親在相貌上不怎么相似。”
  “你和薩姆也一點也不像,這是不是你正要問的?”
  “是呀,我猜想。”
  “他從你學會走路就沒見過你,亞當。他不會認出你的。沒有那么容易。你不得不自己告訴他。”
  亞當目光茫然地盯著桌面。“你是對的。他會說什么?”
  “這可把我問住了。我估計他會因震惊而說不出多少。但他是一個非常理智的人,雖然沒有受過教育,可是讀過很多東西,表達能力不錯。他會考慮了再說。也許需要几分鐘。”
  “你像是有點喜歡他。”
  “我不喜歡他。他是一個可怕的种族主義者和偏執狂,而且對于他的行為沒有一點悔恨的表示。”
  “你确信他有罪。”
  古德曼嘟囔了一下并笑了笑,他在考慮如何回答。為了決定薩姆·凱霍爾是否有罪已經進行了三次審判。至今九年了,這個案子經過各上訴法庭的反复推敲,也被眾多的法官复審過。數不清的報紙雜志的文章調查了爆炸事件及其相關的背景。“陪審團是那么考慮的。我猜想這是最關鍵的。”
  “可是你呢?你怎么想?”
  “你看過檔案,亞當,這個案子你研究了好長時間。毫無疑問薩姆參与了那次爆炸。”
  “但是?”
  “有數不清的但是。什么時候都有但是。”
  “他沒有操作爆炸物的歷史。”
  “确實。但他是三K党恐怖主義者,他們搞起爆炸像一群魔鬼。薩姆給關起來后爆炸就停止了。”
  “但是在克雷默之前有過一次爆炸,一位見證人聲稱他看見兩個人在一輛綠色的龐蒂亞克車里。”
  “确實。但是見證人未被允許在法庭上作證,而且那個見證人是在凌晨三點剛离開酒吧。”
  “但是另一個見證人,一個卡車司机,聲稱他看見薩姆在克雷默爆炸前的几小時正在克利夫蘭的一個咖啡館和另一個人談話。”
  “确實。但是卡車司机三年來什么也沒再說,并且在最后一次開庭時沒有被允許作證。太遙遠了。”
  “那么誰是薩姆的同謀?”
  “我怀疑我們會不會知道。亞當,記在心里,這是一個上了三次法庭的人,他還從沒有上證人席指認過誰。他事實上什么也沒對警察講過,對他的辯護律師也只講過一點,和他的陪審團則一個字也沒說過。在過去的七年里他什么也沒有告訴過我們。”
  “你認為他是單獨行動的嗎?”
  “不。他有人幫助。薩姆心里揣著一些難解的秘密,亞當。他永遠不會說的。他要遵守三K党的誓言,他抱著一种偏頗、浪漫的觀念,把這當作他永遠不應違背的神圣誓言。他的父親就是個三K党徒,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別提醒我這個。”
  “對不起。無論如何,在這場游戲中去發掘新的證据已經太晚了。如果事實上他有個同謀,他應該很久以前就講出來。也許他應該告訴聯邦調查局。也許他不該拒絕地區檢察官的說合。我不知道,但是當你已被指控犯有兩項一級謀殺罪并且面臨死刑時,你就會開始交代了。你會和盤托出,亞當。你會只顧保住你自己,讓你的同伴去操心他自己。”
  “要是沒有同案犯呢?”
  “有的。”古德曼拿起筆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個名字,隔著桌子遞給亞當。他看了之后說:“溫·萊特納。這個名字挺熟。”
  “萊特納是聯邦調查局負責克雷默案子的官員。他現在退休了,住在歐扎克的一條可釣到鱒魚的河旁。他喜歡講述當年在密西西比州三K党和人權運動時期的戰斗故事。”
  “他會和我談嗎?”
  “噢,當然。他是個啤酒桶,等他喝到半酣就會講出那些惊人的故事來。他不會泄漏任何机密,但對于克雷默爆炸案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多。我一直怀疑他知道的要比他講出的多。”
  亞當析起紙條放進口袋。他看了一眼手表,快下午六點了。“我得赶快走。我要收拾一下,還有好多事。”
  “我明天會把檔案寄過去。你在見過薩姆之后立刻給我打電話。”
  “我會的。我能說句話嗎?”
  “當然。”
  “盡管他們是那樣,我還是要代表我的家人——我的拒絕談論薩姆的母親,我的只是低聲念叨他名字的妹妹和我那在孟菲斯的拒不承認曾姓凱霍爾的姑姑——一還代表我故去的父親,對你和事務所所做的一切說聲謝謝。我非常尊敬你。”
  “不客气。我也尊敬你。現在到密西西比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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